在古代，政治和书法自古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缺乏通讯媒介的条件下，一个人的声名主要依靠当时的政治地位以及后人为其著书立说得以传播，政治对书家地位的影响在唐代体现得较为突出。
启功先生曾说：“文与艺俱不能逃乎风气，书家之名，尤以官爵世誉为凭借。”本文就颜真卿形象由唐到宋的转变进行论述，探讨其原因。
一、颜真卿在唐代的忠臣形象
史书记载：“秘书监颜师古五世从孙。真卿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开元中，举进士，登甲科。事亲以孝闻。”在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时因其反击叛变时的突出表现受到唐玄宗的高度赞赏，从此扬名始被朝臣共知。
但由于个性正直的原因屡次受到权臣及同僚排挤而遭贬出朝，政治道路比较坎坷。“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窜逐非一。”颜真卿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他的正直往往与当权者相冲突。朱关田说：“颜真卿自肃宗朝始，仕途偃蹇，不能尽信于君。”
《祭侄稿》局部
“安史之乱”的爆发，可以说是颜真卿政治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他从一个不知名的官员一举上升到被唐玄宗赞赏的地位。
据《旧唐书•颜真卿传》记载，唐玄宗刚开始听到安禄山发生叛变的时候，叹曰：“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随后得知平原郡已做好防御的准备，大喜，顾左右曰：“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颜真卿在抗击反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忠义之举，不但铺平了他的政治之路，也使他成了家喻户晓的忠臣。代宗嗣位以后，宰相元载引用私党，害怕朝臣论奏其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
颜真卿不顾权臣威胁，直言上疏，以史实和古诗为例向皇帝悉陈弊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又加以劝诫“今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纵悔之无及矣！臣实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孤负陛下，无任恳迫之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一个为国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
《祭侄稿》局部
另外，“贞元元年，颜真卿丧归京师，德宗痛悼异常，废朝五日，谥曰文忠。复下诏曰：君臣之义，生录其功，殁后其礼，况才优匡国，忠至灭身。朕自兴叹，劳于寤寐。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公颜真卿，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四入四朝，坚贞一志。”德宗对颜真卿的忠贞品质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颜氏家族也为朝廷作了巨大牺牲，被玄宗称赞为“卿之一门，义冠千古”。
新旧唐书只对其忠臣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对其他则没有提及。不可否认，颜真卿生前已有书名，但在当时世人对其关注程度却算不上很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与颜氏同时期的书论家很少提及他的书法成就。
窦臮是颜氏同时代的人，然而“其《述书赋》所评有唐书家，自唐高祖李渊以下，凡52人，每每加以赞述，尤于张旭、贺知章为烈”。他对同时代的徐浩、韩择木、李阳冰等人称赞有加，但对于颜真卿却并未提及，直到晚唐的书论中才逐渐出现颜真卿的名字。
《祭侄稿》局部
吕总的《续书评》把颜真卿列入唐代22位擅真行书的书家之中，其评语为“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但也没有把他放到很突出的地位。甚至在宋初的《淳化阁帖》里也没有收录颜书，这样的记载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颜真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某种程度上看，颜真卿真正开创了代表大唐气象的“正统”。正如范文澜所说：“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自此，书法史上对颜真卿的评价成了有唐一代盛大宏伟气象的书家代表。
二、颜真卿在宋人著述中的书家形象
北宋是颜书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颜书在唐代影响极其微弱，朱关田认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颜真卿在史学家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忠臣的形象。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并未为他们所承认。所承认的书家只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李邕、怀素、柳公权。”
洪迈的《容斋随笔》是南宋时期一部有关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宏伟巨著。书中记载的颜真卿，除在书法上有极高建树外，在为官方面清正廉洁广受百姓爱戴，在人物性格方面也是忠烈禀直之士。《容斋随笔》评价其“忠义气节，史策略尽”。
在《容斋随笔•颜鲁公祠堂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予家藏《云林绘监》册，有颜鲁公画像，并附有徐师川题诗。是对颜鲁公生平事迹的一段记述与评价，诗中提到颜鲁公在天宝年间所经历的不幸，并把颜鲁公的贤德比作魏征，对颜真卿为忠义而死的行为进行了极高的赞誉。
《与蔡明远帖》局部
如果说在唐直至五代，颜真卿的书法算不上显赫或者说是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尚未得到世人的认同，那么北宋以降，便是颜真卿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真正确立的关键时期，而此时“宋四家”对颜真卿的推崇真正把颜真卿的书法地位推到了极致。
宋季以来，许多文人以颜真卿自况，尤其是“宋四家”的推崇，颜书也在这种追捧下成了万人瞩目的对象。清人冯班说：“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可见颜书在宋代之风靡。欧阳修、苏东坡和黄庭坚都是学颜的代表人物，并给予颜体极高的评价。
欧阳修评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与蔡明远帖》局部
苏轼对颜书的推崇是无以复加，他将颜书与杜诗相媲美：“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乎!”苏轼所说的“一变古法”指的正是颜真卿改变了初唐以来书坛被王羲之书风笼罩的局面，开创了雄浑壮美的新书风。
颜书自宋季以降一直备受习书者青睐，经久不衰，一直到今天，颜书仍是大家取法的对象。黄庭坚对颜书有更明确的论述：“二王以来，书艺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
《与蔡明远帖》局部
在苏轼和黄庭坚等人的眼里，颜真卿可以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相比，颜真卿引“篆籀法”入楷、行书，丰富了书法发展的脉络，可以说扭转了之前以“二王”为宗的单一发展格局。和前三家不同，米芾对颜真卿的评价主要着眼于颜真卿书体本身，并不掺杂对其人品的加分。
他对颜楷字有微词，对其行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颜鲁公行书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虽然人品效应和技法在颜真卿书名传播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些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
三、颜真卿形象演变原因探析
颜真卿的形象由唐至宋的转变，不仅在于唐史中通过“安史之乱”对其忠义形象进行的描述，更是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对其形象所赋予的教化功能，以及“宋四家”对其书法成就的推崇，使得其形象慢慢由忠臣向书法家转变。
1.“安史之乱”对颜真卿的重要意义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据新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的爆发是颜真卿政治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颜真卿“大飨士城西门，慷慨泣下，众感励”。
《多宝塔碑》局部
颜真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士兵做了榜样，并慰劳士兵，有利于振奋军心，赢得斗争。在面对李希烈和其爪牙的威逼利诱时，他高呼：“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礼耳!”他在危难关头也不忘自身的职责，坚决不妥协，展现了他作为忠臣敢为名节无畏牺牲的民族大义。“安史之乱”使得颜真卿成为家喻户晓的忠臣的同时也有利于其书名的广泛传播。
2.史书中的忠义形象在社会上的教化作用
宋季民族矛盾突出，政局混乱，颜真卿的忠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种政治教化意味，颜书也有了“成教化、助人伦”的色彩，从而得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颜真卿的忠烈品格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于颜真卿的评价，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有过不少争论。
《多宝塔碑》局部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颜真卿忠义形象的书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既对其品德和功绩的肯定而带有一定的道德激励色彩，但也对其不能亲自力挽乾坤而感到惋惜。
3.“宋四家”的推崇对其形象的改变
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在唐及五代乃至宋初并没有得到世人的充分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宋四家”为代表的宋人用他们特有的书法品评观将颜真卿的书法价值真正揭示出来，并在后人的不断接受和阐发中逐步确立了其一代大家的历史地位。
一方面，从颜真卿的书法本身来看，颜真卿之所以能在“宋四家”眼里从唐代众多的书家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书法上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暗合了“宋四家”的“尚意”思想，即“创新”“己意”“变法”“自然”之类。
另一方面，也与宋人“以人论书”的品评有很大关系，书如其人，所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多宝塔碑》局部
宋代中期，这种以人论书的观点似乎发展得异常迅猛。当时由于欧阳修等人“以直言傥论倡于朝”，朝野上下出现了“中外缙绅以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的局面。这种以忠义、气节相尚的盛况也涉及到了书法领域。
对此，欧阳修更是从书法的角度明确地提醒世人要注重字里行间所体现的道德修养，他曾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颜真卿的书法家形象就很自然地为世人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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