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心》剧照
这是一张笔者保存很久、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人像照片，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它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三位前辈的恒久友谊——朱瘦菊（中）、陆洁（左）和郑崇兰（右）三人因电影结缘（图一）。自1927年在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相识，三人各自历经了不同人生的风雨，数十年后在上海相见留下合影时，已经都是古稀老人。但从照片看，他们显得气度淡定，精神矍铄。
这张照片拍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朱瘦菊先生从他的无锡寓所前往上海看望老友，三人相聚时留影。其时陆、郑二位仍身居影界，朱则因小说和电影被戴上“鸳鸯蝴蝶派”的帽子，甚至被冠以“鸳蝴十八罗汉之一”，早早远离电影圈，晚年境遇困顿，经济拮据。两位老友对此既同情又着急，经商定每人给予他定期补贴，以助其度难克艰，缓解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几十年过去，笔者同朱老后人仍保持交往，每念及这张照片背后的真情，无不嘘唏感慨。
这三位资深望重的影人，现在一般的读者对他们恐怕都不太熟悉，但他们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相信不会被历史湮没。
朱瘦菊（1892—1966）以“海上说梦人”的笔名创作百万字小说《歇浦潮》，这部写下清末民初上海滩十里洋场众生相的鸿篇巨著在《新申报》每日连载长达五年之久。朱瘦菊也是中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之一。1920年他与画家但杜宇合作创办上海影戏公司，筹拍了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海誓》（1921），由殷明珠出镜扮演片中少女福珠，使之成为中国银幕首位名副其实的女主角。1925年在改组成立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出任总经理兼编导，主创人员中有多位日后成长为中国电影名家，如陆洁、史东山、周诗穆、李萍倩、阮玲玉……1957年，朱老应某刊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述上海影戏公司创立经过》的回忆文章，概述早期中国电影起步时期筚路蓝缕，多重艰辛，史料价值珍贵，可惜当年未能发表。数年前此稿原件竟见之于一次文档拍卖，朱老后人如获至宝，最后竭尽全力成功拍回，并于2018年捐赠上海电影博物馆。
郑崇兰（1893-1974）是中国电影机械技术先驱。早年由掌镜摄影起步，1927年加盟天一影片公司，拍摄了由胡蝶主演的《白蛇传》（第3集）和《女律师》，成为中国第一代电影摄影师之一员。其时他发现勤奋好学的小学徒吴蔚云，遂私下向其传授摄影技术要领，后来有人称他是中国电影摄影大师吴蔚云的老师。也在那一年郑崇兰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参拍了《王氏四侠》（1927）和《二度梅》（1928）。1935年，他创办维纳氏照相器材厂，制造国产的摄影和电影器材，意欲同进口的“舶来品”媲美。1947年他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架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仙乐”（SELO）方镜照相机；中国第一台“维纳氏”（Venus）35毫米有声电影摄影机。后者制成出厂后即投入昆仑影业公司《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拍摄，使该片（下集《天亮前后》）成为第一部使用国产摄影机摄制的中国影片。有影史学者将这件事称为“中国电影彻底告别无声片时代的一个象征”。
朱瘦菊（中）、陆洁（左）和郑崇兰（右）
作为中国第一台电影摄影机研制者的后人，笔者一贯关注“维纳氏”机的命运。在原上影厂整备车间曾放置编码为#3、#5、#8、#11和#13的维纳氏老机器，五十年代还作为拍摄特技之用。八十年代笔者常去探望吴蔚云老先生，他不止一次告诉我，维纳氏机还在上影的库房保存着。但笔者一直未见到实物，唯恐其在影业圈内消失，为之忧心忡忡。尤其在2005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开馆前后的十年间，寻找维纳氏机始终未果。2013年6月14日，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前夕，文汇报发表记者采访报道《寻找第一台国产摄影机》——曾拍《一江春水向东流》，如今不知流落何处；维纳氏机的前世今生以及笔者的寻找过程被公诸于众。幸运的是，2015年终于在中国电影博物馆见到了久违的维纳氏编码#1的残缺的机身躯壳，且已安放于展台（图2）。
电影事业管理家、杰出的制片人陆洁（1894—1967）被称为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就是由陆洁、顾肯夫和张光宇合编。由陆洁翻译的“导演”一词，源于英语电影术语“Director”，首次出现在影片《人心》（1924）的片头文字上，且一直沿用至今。这部由陆洁编剧的影片主旨是“现代之爱情”，倡导婚姻自由（图3，电影剧照）。陆洁曾先后担任大中华百合、联华、文华等电影公司的制片和经营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7年出任上海市电影局顾问。
虽闻陆洁一贯以办事顶真、一丝不苟、处事刚正不阿著称，然六十年代初他常来笔者寒舍同家父叙旧，聊起影坛轶事时他如数家珍，谈笑风生，其中不乏妙语和幽默，毫无一本正经之态。1967年8月2日陆洁遭迫害含冤逝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陆洁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故此存留了他1920年至1949年从影历程的全记录，完备的第一手资料对研探中国影史而言弥足珍贵，不可多得。日记现藏中国电影资料馆，笔者热切期盼其全文能够早日公开出版。
这里想特别提一下2017年中国电影界的一件大事。在9月27日夜晚，东京的一家小酒馆，上海戏剧学院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代表人石川教授兴奋地从日方代理人、自由撰稿人高桥政阳先生手中接过《风雨之夜》的蓝光光碟，这部流落海外九十二载的“孤儿电影”终于回归祖国。
时光回溯到2006年，日本著名导演衣笠贞之助（1896-1982）的后裔将一批故人遗物捐赠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电影中心，内中一部胶片电影因缺少片头，无法知晓片名、出品公司和年份等基本信息而被搁置。2011年，日本学者佐藤秋成（但杜宇曾孙）等几经考证，确定这部无头片就是中国二十年代大中华百合公司发行的《风雨之夜》。2014年，朱瘦菊外孙朱正心先生代表全家，委托上海戏剧学院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全权处理向东京方面索要《风雨之夜》归属权利的各项事务。近三年来，以石川教授为首的工作班子，几经辗转奔波，终于有上文提到的《风雨之夜》夜归来一幕。
“维纳氏”电影摄影机
《风雨之夜》回归以后，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香港、西安、广州等地小范围放映并组织了学术研讨，专家学者纷纷发表真知灼见，它在电影史、文学史等领域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肯定。笔者有幸先睹为快，第一次近距离感知“鸳蝴电影”的本来面貌。它传达的思想不仅是反封建和支持女权，也反思“现代”社会的弊端。回想起其曾被列为所谓“典型的黑幕影片”，实乃有失公允！王安忆在评《歇浦潮》时，指出“鸳鸯蝴蝶派”小说，“大约可说是中国近代城市发生发展的产物，是市民文化的代表”。《风雨之夜》的归来，为现代人们重新认识“鸳蝴”，也算打开了一扇尘封的窗户。
郑崇兰、陆洁、朱瘦菊三老已经离去多年，他们生前的莫逆之谊依然令人感动和敬佩；然更应记住他们为中国电影作出的功绩。维纳氏摄影机、陆洁日记和海外归来的《风雨之夜》，我称它们为“影史三宝”，这三件重要的电影历史遗产应该被后人珍惜，铭记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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