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信史时代。
因为是信史，所以，一些史实就相对更多，甚至都有具体的细节描绘。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和“百家争鸣”，那更是场面恢宏，情节生动，形象鲜明，内容丰富。
但是，对这些历史，了解其内容容易，想要理解其本质，就不太容易了。
这是需要我们读史之人的格局和境界的。
我们读的是司马迁或司马光，我们的格局和境界，却不能仰止于司马迁或司马光。
司马迁和司马光，都没有写五帝之前的三皇。
然而，三皇也是我们民族的祖先，我们如果不了解五帝之前的三皇，我们就不能了解整个中国历史，就不能发现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就不能理解夏、商、周之历史发展中的为什么，也就不能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和“百家争鸣”的原因与本质，是什么。
所以，要理解这段历史，就不能不了解其深远的背景，就不能不了解其背景后面，更为久远年代的三皇。
那么，三皇是指哪三皇呢？
一说是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为三皇；一说是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为三皇。
两个三皇的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
我们还是以第一个说法为正宗，将燧人氏列为三皇之一吧。
这以燧人氏为三皇之一的三皇时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而正在孕育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襁褓时代。其时间 ，是在距今7000年之前。
燧人氏是中原地区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主人；伏羲氏是东北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主人；女娲氏是渭水流域仰韶文化的主人。
当时，还有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和长江以南的一些土著文化。
在农业生产、游牧生产、渔猎生产同时并存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半农半牧的伏羲氏，于距今8000年开始入侵中原，到距今7000年，彻底打败已经进入成熟的农业生产社会的燧人氏。
然后，到距今6500年，伏羲氏又被也进入农业生产社会的女娲氏，联合燧人氏的后裔共工氏，以及仍然停留在渔猎生产时代末期的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的主人们，给打败了。
伏羲氏的王族在早前的距今7800年，和这一次的距今6500年，分两次逃到长江南部，征服长江以南的土著民族，然后，在这时，就接受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的倡议，与当时天下的其他三大部族形成四方结盟，大家互不侵犯。
于是，天下和平，进入神农氏时代。中华民族，自此正式形成。
神农氏时代，一共经历了“魁、承、明、直、氂、哀、克、榆罔”八个小时代。
这八个小时代的前四个小时代，就为“炎”时代；后四个小时代，就为“帝”时代。合称为神农氏炎帝时代。
“炎”时代的神农氏就是神，很受大家的膜拜；“帝”时代的神农氏就降格成了人，不怎么受人膜拜了。
但是，他们还能够凭着本部落的实力，主持天下大局，维护天下和平。
神农氏地位的这种变化，其实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原始社会必然瓦解，奴隶社会必然到来的表现。
生产力越发展，一些部落的实力越增长，他们的个性欲望就越增长，就越希望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去征服其他部落，创造奴隶制的生产关系。
为了追求和达到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他们就抵触，甚至反对神农氏的天下和平理念。
正是由于神农氏的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难以领导大家，天下，就越来越失去秩序。
这就导致伏羲氏的后裔卷土重来，于距今5500年再次征服中原和山东。
中华民族，从此就进入昌意与玄囂的霸王时代——少昊金天氏时代。
昌意与玄囂的霸王时代——少昊金天氏时代，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第一个奴隶制时代。
这时候的奴隶制，是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所以，集体反抗的力量就很强大，生产效率就不是很高，昌意和玄囂的统治也不是很稳定。
这就导致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乘势夺取了伏羲氏部族这个先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老家——东北辽西地区，并且消灭红山文化、创建了小河沿文化，进而对中原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于是，黄帝于距今4800年推翻少昊金天氏的统治，开创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的考古学特征，是中原地区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对抗。
并且，以伏羲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农业民族，最终战败；北方游牧民族，扶持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了他们的傀儡政权。
但是，考古学现象，只是表面现象。
考古学现象的背后，是奴隶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以民族压迫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向着以阶级压迫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转化，从而，导致社会秩序更加动荡。
五帝时代的五帝，和神农氏时代的炎帝一样，都是天下和平的倡议者，都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
但是，他们却是站在生产力的对立面，反对破坏天下和平，反对通过部落兼并的方式，来发展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所以，他们就一次一次地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所否定。
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总是最先掌握在少数部落的手中的，从而推动着少数部落的实力与个性发展。
这些少数部落的实力与个性越发展，他们就越需要更多的奴隶和土地，就越需要发动更多的部落兼并。
在民族压迫达到极限，奴隶和土地不可能继续从民族外部获得的情况下，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导致天下和平更加难以维持，社会秩序就不可避免地崩溃，从而在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历史的循环——生产力先进的中原农业民族，又一次被生产力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所打败。
这样，才进入到夏、商、周时代。
夏商周时代，与之前的神农氏时代，以及五帝时代相比，有一个对于天下之领袖的“皇、帝、王”之称呼的区别。
皇，就是神农氏时代，大家把领袖当神，而皈依于领袖的膝下。
帝，就是五帝时代，大家把领袖当巨人，大家不想皈依于他，却也不得不服从于他。
王，就是夏商周时代，大家推举领袖，内心服从领袖。
这种皇、帝、王的区别，其实是人或部落的个体实力，与理性认识不断发展的结果。
皇，是大家没有实力，也没有理性认识，却由于环境的压迫，而本能地皈依于天下领袖这个社会秩序的代表者。
帝，是大家实力增长，理性没有增长，觉得代表社会秩序的天下领袖，限制了自己的自由发展；可是，自己的实力又有限，又不得不服从于这个天下领袖的限制。
王，就是大家从理性上认识到天下领袖的不可或缺，愿意追随领袖，拥护领袖，以天下领袖为大家的主心骨。
夏、商、周时代，是王朝时代，所以，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理性时代。
但是，这个理性时代，仍然逃脱不了神农氏时代和五帝时代所表现出来的规律，就是天下领袖的地位会越来越低，领导力也会越来越弱，从而导致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直至崩溃而改朝换代。
这说明，理性时代不理性，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的时代强者们，总是受着先进生产力的驱使，本能地要伸展个性，张扬自我，从而不由自主地反抗天下领袖所代表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崩溃，大家重新洗牌。
夏、商、和西周，都是这样发展的，也都是这样轮替的。
这其实和神农氏时代以及五帝时代的发展没有两样。
但是，到了东周，情况似乎就终于不一样了。
东周相对夏、商、和西周，以及以前的神农氏时代和五帝时代，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东周的天子，从一开始就“尸位素餐”，没有权威，没有领导力。
这一点，和从前的时代不一样。
相应的，东周的社会秩序，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各个诸侯中的列强“尊王攘夷”来进行维持的。
“尊王攘夷”？
这在从前的时代有吗？
绝对没有的。
第二，在东周天子“尸位素餐”的情况下，各大诸侯列强，就可以尽情地纵横捭阖，淘优汰劣，直至最后留下战国七雄，由秦始皇横扫六合。
这一点，与从前的时代也不一样。
从前的神农氏和五帝时代，乃至夏、商、西周时代，天下领袖还没有“尸位素餐”，外面的异族就打进来了，让想伸展个性、张扬自我的各个部落，都变成了奴隶或者跪族，哪里还容得他们一个个大显身手？
第三，就是在诸侯之间纵横捭阖，淘优汰劣的同时，也有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并且积极地应用到社会实践。
孔子周游列国，礼行天下；张仪、苏秦身挎六国相印，合纵连横；吴起、商鞅劝说楚国和秦国，推行变法。
这种“百家争鸣”，不仅立竿见影地在当时就显现了社会成效，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影响后世，在随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儒表法里”地左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
这在从前的时代有吗？
似乎只有女娲氏提倡“断鳌足以立四极”，与这有相似之处，又大为不同。
女娲氏是以一个部族的集体智慧，来倡导其他三个部族接受自己部族的主张；而“百家争鸣”则是没有领袖权威的士人们，积极地宣扬自己的个人主张，为掌握权力的各国领袖出谋划策。
那么，东周时期的这些特殊之处是怎么来的呢？她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逐条分析。
第一点，东周时期的天子从一开始就“尸位素餐”，没有领导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会被诸侯们取而代之 ，列强们为什么反而要“尊王攘夷”呢？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尸位素餐”；另一个就是“尊王攘夷”。
“尸位素餐”的原因，就和历史上天下领袖们地位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导致先进生产力的掌握者们实力与个性发展，不愿意服从天下领袖所代表的社会秩序所造成的。
而列强们“尊王攘夷”，这就与周朝初期所实行的分封制度有关了。
夏朝和商朝虽然也有王，但是，没有分封制，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法条。
这样，当强势部落找理由兼并弱势部落的时候，由于强势部落“理由充足”，夏王和商王，反倒往往无法履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强势部落把弱势部落给兼并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朝就开始实行分封制，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样，你强势部落的理由再“充足”，这地是王家的，臣也是王家的，你和他有矛盾，你得先通过王家，由王家来负责协调解决不是？
这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预先设置的一种制止部落兼并的措施。
当然，在这个制度下，周朝还有另一个制度与之配套，就是等级制度。
周朝的等级制度，将社会分为六等，其中，诸侯由天子分封，诸侯下面的卿大夫又由诸侯分封——就是天子分给诸侯的土地，诸侯也要分给卿大夫。
这样就形成了制衡。
你想，诸侯若是对周天子不恭，他下面的卿大夫不得有样学样，也对他不恭吗？
所以，虽然列强在内心里蔑视周天子，但是，在表明上，他们一定要尊重周天子，以免授人以柄。
至于“攘夷”，其道理和“尊王”是一样的，就是代替天子履行天子所无力履行的职责，从而占据道德高地，进而可以代替天子号令天下，成为一代霸主。
第二点，东周天子“尸位素餐”，天下大乱，为什么东周还没有像以前的时代一样，被外族侵略而至灭亡呢？
这就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迅猛，使得各个诸侯国的单独的国力，就超过了从前时代的整个天下之实力，这样，北方游牧民族面对一个单独的诸侯国，就会发怵，哪里还有能力与整个中原农耕民族叫板。
也正是这个原因，各个列强才会争先恐后地“尊王攘夷”，以提高自己的进取天下的资本。
第三点，为什么会有“百家争鸣”呢？
这就又要分两方面来说了。
一是“天子失官，学在四野”。
由于周朝王族衰败，原先在周朝替王朝做事的各类官员，不得不离开王朝去各自寻找自己的生活出路，这就导致原先只由官方掌握的文化，随着这些官员的出走，而流落民间。
当文化被民间习得之后，由这些文化而生发的思想，就由于各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就产生了诸子百家。
另一方面，就是这时候的生产力发展，与以往的生产力发展不同。
以往的生产力发展，只是增加先进生产力掌握者的实力，促进先进生产力掌握者的个性发展，却与生产工具的具体使用者，也就是奴隶们的关系不大。生产工具的发展，不能给奴隶们自身的境遇带来改变。
而东周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生产工具使用者，也就是奴隶们自身境遇的变化。
因为，铁器的产生，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使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转变为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生产效率反而提高；另一方面，昂贵的铁器工具，提高了奴隶们的身价，对奴隶们自主劳动的主观能动性要求提高，使得剥削者们，不得不改变他们对待奴隶们的方式。
与奴隶们妥协，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继续残酷地对待奴隶们，只会使自己用不起昂贵的先进生产工具，从而无法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就会在与其他的生产者的竞争中落于下风。
由于地位的不同，思想观念的不同，越是小奴隶主，就越是容易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与奴隶们妥协；越是大奴隶主，就越是守旧，继续沿用旧的生产方式，不愿意与奴隶们妥协。这样就造成小奴隶主与大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而大奴隶主们掌握着权力，他们会用手中的权力来压制小奴隶主。
小奴隶主们受到压制，他们的心中平衡吗？
不平衡!
不光是小奴隶主们心里不平衡，其他各阶层的人们心中都不平衡。
于是，各个阶层，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就形成了“百家争鸣”。
但是，“百家争鸣” ，最后只有两家胜出；还有一家打酱油。
胜出的两家，分别是法家和儒家；还有打酱油的一家，就是道家。
为什么法家和儒家胜出，道家打酱油呢？
因为，所有的“百家”，所依据的理论，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易经》。
而各家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对于《易经》的理解与取舍也不相同。
这里面，道家是代表周天子的 。
而周天子，当时就是个打酱油的，所以，道家，也就是打酱油的。
法家，是代表小奴隶主阶级的。
而小奴隶主阶级，当时是没有权力的，是受压迫的一方，所以，他们就要夺取权力，就要变法；他们的理论，就选取了《易经》中变易的一面，就主张变法。
儒家，总体来说是代表大奴隶主阶级，也就是代表贵族阶级的。但是，贵族阶级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相对周天子，他们要自由，要竞争，而不要拘束；另一方面，相对下面的反抗者，他们又要秩序，又要规矩，又不能破坏规矩。
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下，儒家，就是选择秩序和规矩，主张要维护秩序和规矩。
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就是“克己复礼”。
儒家的理论当然也是来自《易经》，但是，他们和法家就是相反。
法家选择变，他们就选择不变。
他们主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但是，儒家和法家都是片面地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理解和阐释《易经》，所以，他们的观点其实是都有偏颇的。
这就是孔子在后世成为“万世师表”，当时却如丧家之犬，商鞅当时改革成功，后世却“遗臭万年”的原因。（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