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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31日，梁启超在《大中华》月刊中发表了“惊世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该文章强烈反对袁世凯称帝，一时风行全国，并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在围绕该惊世奇文诞生的前后，其实梁启超曾与康有为、蔡锷先后有过两次”决裂“，这一前一后的”决裂“故事，今天已成为了历史传奇和不乏溢美之词的政论谈资。
这过程还得从康梁二人的结识谈起。1890年，18岁梁启超在同学梁千秋的引荐下拜谒结识了33岁的康有为，其时的康有为还是一名科举落榜者，在学历上还不如已为“举人”的梁启超。但因为科举上的不顺利，康有为以他的“愤青”思想冲击了还接受着传统教育的梁启超，让梁启超毅然决定拜他为师。
师从康有为，只是梁启超政治生涯的开始，“戊戌变法”失败后二人同逃日本，梁启超就开始接受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熏陶，而康有为则一直围绕着他的光绪帝“衣带诏”打转，师生间的分歧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开始与邑人同乡陈少白接触，并通过他结识了孙中山。
康有为得知后非常生气，碍于师生情谊，梁启超只好表面上答应了“脱离革命党”，实际上并未改变心里面对革命的信仰。
同时，在尊孔保教的问题上，梁启超开始认为康有为的这思想已“不合时宜”，“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通过一系列言论，梁启超已从“保教骁将”转变为“保教大敌”，这更加深了康梁之间的矛盾。
武昌起义爆发后，就“共和制”还是“立宪制”的问题，康梁二人之间的矛盾趋向了白热化，开始在公开场合发生剧烈冲突，并在报刊上展开了相互抨击的对骂战。由于康有为积极参与复辟，梁启超坚决拥护共和，最后师生间“割袍断义”，并通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终结了二人之间的一切的来往。几次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小丑般躲了起来，而梁启超，则开始了其“共和生涯”。
说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揭开的护国战争，其中有一关键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蔡锷及其护国军，这支“讨袁大军”正是因一篇文章而形成的，真可谓是“一笔抵一军”了。在文章发表之前，梁启超就与蔡锷这位昔日“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商议好：二人必须要先装作决裂的样子，以便迷惑袁世凯。
开始，梁启超先是到北京透露出文章内容及刊登消息，袁世凯果然慌了，以巨款贿赂梁启超、希望他撤下文章的刊载(这老袁生平见惯大风大浪，竟害怕起一篇文章来了，可见梁启超在当时舆论界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自然拒绝受贿，通过这过程，他也看到了，“规劝袁世凯放弃帝制”是不可行的，“武力讨袁”势在必行，于是他与蔡锷之间的“决裂”戏码开始上演了。这期间，蔡锷表面上是与袁世凯的心腹们走得很近，并与小凤仙“醉生梦死”、逢人就说梁启超“不识时务、书呆子一个”。
如此的烟雾弹下、如此的蔡锷，袁世凯自然就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云南那里的护国大军得以秘密组建了起来----这是需要时间空间的，不能一开始就被袁世凯察觉。
护国运动虽是由孙中山发起的，但梁启超这篇文章的导火索不可或缺，而唐继尧、李烈钧等来自南方的主要护国军将领，正是在以上“烟雾弹”的掩护下得以宣布独立的。在此内外压迫下，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后就病逝了，民国初期的“帝制闹剧”从此才正式告一段落。
后期虽还有康有为折腾起的“张勋复辟”，前面说了，那就是小丑般的闹剧而已，已无从改变共和的态势。
在梁启超身边，蔡锷与康有为代表的正是新旧两种思想势力，梁启超“识时务”地以一雄文翻动了乾坤，最终兑现了他在日本时对孙中山、陈少白承诺的一切，达到了他“共和生涯”中的人生顶峰。
1917年护法战争后，梁启超就彻底离开了北洋政府前往欧洲，回国后所倡导的“文化救国”已纯属学术上的范畴，和当时的政局再无直接牵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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