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字静安。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他一生淡泊名利，勤勉不怠，唯读书做学问为性命。在哲学、文学、文字学、史学诸领域，开山立派，卓尔不凡，是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
1923年6月，王国维出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之后，就搬入地安门内大街的织染局10号，房屋高大宽敞，有20间之多。直至1925年4月，王国维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之聘任教，方迁居清华园西院17号、18号，王国维在织染局10号住了近两年时间。1924年初，蒋复璁去家中拜望，王国维相送一本白纸铅印的《静安文集》，里面收有他早年译的康德、叔本华文章，拜伦诗以及以叔本华学说为出发写成的《红楼梦评论》。蒋复璁问先生以后还想用西学做点什么工作，当时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国维说，想用英文译本重译《马可·波罗游记》并加以考证。可这部书没有来得及写，他就自沉于昆明湖了。
溥仪被赶出皇宫后，作为“帝师”的王国维便失业在家。此前，胡适通过得意门生顾颉刚牵线搭桥，顶着秋风如约去拜访王国维。胡适读过王国维的众多诗文，对其心仪已久；王国维对胡适的大名也是早有耳闻。于是，两代学者就各自的学术难点进行探讨。
王国维
1924年春天，清华学校要改办大学，并将设立研究院，校长曹云祥写信给胡适，聘他担任研究院院长一职。胡适不可能离开北大，他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个人，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即：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这四位国学大师的名字，令曹云祥眼前一亮。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唯有当时没有工作，连生计都成问题的王国维坚辞不就。
开始胡适并不认为王国维是真的拒绝，以为他就是做做样子，耍耍大牌，中国知识分子多是这样的“臭毛病”。而曹云祥甚至已经在清华大学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王国维的课程，但王国维自始至终不点头，这可难坏了举荐人胡适。为了不使这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埋没，胡适打电话找到王国维曾经的主子溥仪，以及同为帝师的庄士敦，请他们来给王国维下“圣旨”。结果同样全无作用，就连曹云祥设的饭局，王国维也一口谢绝，全然不顾溥仪的面子。
为了王国维的生计，更是为了国学的传承和国家育人，胡适对此始终没有放弃。某天晚上，胡适将王国维哄上汽车，带着他从地安门驶向城外的清华园。在实地感受和考察了清华大学校园后，又来到专为王国维安排的办公室，还将他未来的同事大名：章太炎、陈寅恪、梁启超等一一报上。胡适等人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了王国维，最终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答应就任研究院导师。
即使如此，当吴宓走进王国维家客厅呈送聘书时，先恭恭敬敬地站在王国维面前鞠了三个大躬，大礼之后才说明来意。吴宓在其日记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但王国维“以院长须总理中大小事宜”，拒绝院长职务，而专任教授。
在清华大学，王国维月薪四百大洋，这在全国教授中都是高薪。但在当时，他的名声远不及同在留学日本的梁启超，更何况他还留有那条象征“复古”的发辫。1898年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做一个小书记员的时候，梁启超已是《时务报》主笔，两人地位悬殊。而他们同在清华国学院任教后，梁启超却坚持尊王国维为首席，自己甘居其后，对其广而深的学问极为钦敬。
在清华园王国维家租用了16号和18号两栋宿舍，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回忆说：“16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件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在女儿王东明的印象中，父亲生活很有规律，如果没有预先的约会，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办公，下午在家中书房研读或撰稿。
在清华园中，有个流传很广、意味深长的细节，有次王国维的太太为他梳辫子，问他：都到这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正是到这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
1920年，梁漱溟先生曾在上海朋友家见到王国维一面，说“他头顶有小发辫，如前清时那样，说话时乡土因很重，而且神情静敛寡言。令人意外的是，一代大师王国维在其人生最辉煌之时，投湖自尽。其死因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至今未有定论。
1926年9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逝。其长子早在1918年就与罗振玉的三女结为夫妻，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也从此改变，由原来的亦师亦友，发展成为后来的儿女亲家。有知情者说，长子王潜明的病逝，对王国维的打击确实不小，加上罗振玉有迁怒于王国维的言语。不仅撕破了脸皮，而且有断绝来往之意……但大师梁漱溟写文记述说：“梁任公（梁启超）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分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遗笔”。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告别清华园，坐人力车来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而对于王国维之死，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老真是可爱可敬，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
据王国维之子王登明撰文：“1929年研究院师生立纪念碑于校园（大礼堂西南隅），由梁思成先生设计，陈寅恪先生撰碑文，林志钧先生书丹，马衡先生篆额。”碑文内容是：“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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