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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付三妮给孙子烤衣服不小心把家点着了，不幸被烧成了重伤。医院全力抢救，最后下了通知：最多撑一天。 可是，付三妮却奇迹般地忍着全身剧痛撑了7天，这时候，家人都知道她这是在等丈夫啊！ 为了让付三妮安心离开，崔家人伪造了一个骨灰盒，他们告诉她，丈夫崔志尧早就死了。 付三妮哭着抱着骨灰盒喃喃道：“终于回来了。”
弥留之际叮嘱子女:“你们一定要给我穿上红嫁衣！只有这样才能认得我。”
老人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914年的行唐县庄头村的老崔家迎来了一件喜事，他家的媳妇又给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小子。因为崔家已经有了大儿子崔喜尧，所以崔家户主就给这个老幺取名叫崔志尧，希望他长大后可以有出息，有志气。尽管崔家不过是小县城里的小门户，但是从崔家老先生那辈起就已经进入私塾受教育。多年以来崔家虽没出过状元及第之类的人物，但是崔志尧的爷爷和父亲对于家中子弟的教育十分关注，也非常严格。
崔志尧逐渐地成长起来，成绩在校内也是一直遥遥领先。充满正义感的他，对社会的黑暗非常不满。当他看到军阀和奸商之间互相勾结，坑害小民百姓之时，崔志尧随即组织校内进步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并鼓动周围的群众们，敢于和奸商作斗争。随后激昂的百姓们，当街砸了奸商的商铺。为此，崔志尧被官府以煽动群众闹事罪名抓捕，并扣押了起来。得到消息的崔家上下，顿时慌作一团，众人四下找人托关系，找门路搭救崔志尧。最后还是爷爷借了100块大洋的高利贷，才将他救出，但崔志尧这一闹，也引起了官府注意，盐价随之下降，百姓受益，只是100块钱的高利贷，对他的家庭造成极大困扰。
崔志尧也意识到了这种做法，根本无法瓦解这些军阀的实力，他需要更加强大的能量。
1927年，这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发生了一件大事，家中的两个儿子皆考入了师范大学。
消息一经传出，家里人都非常高兴，尤其是爷爷带着两个孙子去了祖宗坟前，许下了光宗耀祖的美好愿望，然而这时候的爷爷没有意识到，未来所发生的事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
1930年“反帝大同盟”在保定二师成立，崔志尧积极参与其中，并成为骨干成员。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镇压这些爱国学生，出动军警包围学校，以“学生闹暴动”为由，不仅将这些学生开除学籍还发出通缉命令。
崔志尧生死未卜，这个消息传到家里后，母亲和爷爷大病一场，相继离世。他大哥崔喜尧在爷爷的嘱咐下挑起了整个家的重担。
崔志喜是读书人，一心学业，两耳不闻窗外事儿，更没有经历过什么风浪，在母亲、爷爷离世后，照顾一大家子，本就让他压力巨大，更不巧的是，当家没多久，家里的骡子竟然在水井里淹死了。
在当时的农家，骡子是家中绝对的壮劳力，失去骡子的崔志喜一时想不开，竟然上吊自杀了。
崔志喜的老婆丢下尚在襁褓的女儿改嫁他乡，紧接着，奶奶也病倒，得了偏瘫，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支离破碎……
当时，国民党已经撤销了对他的通缉，因此他回到了家乡，承担起了家里的重任，还在庄头村学校应聘当了一名教师，为青年、农民宣扬革命思想。
奶奶考虑到崔志尧性格不安分，况且年纪也不小了，就托媒人给他物色了一个媳妇。奶奶知道他眼光高，普通的女孩他瞧不上，于是千叮咛万嘱咐媒人在说亲时，一定要找漂亮贤惠的。媒人按照她的要求，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行唐县贾素村的，名叫付三妮。
但家中的环境却和媒人说的大相径庭，哪有宽敞的院子，分明是两间破旧不堪的屋子，里面也没有像样的家具。
家里的情况更差，崔母早年生病去世了，家里的长辈只有“药罐子”的爸爸和瘫痪的奶奶，大哥留下了3个孩子，剩下的5个是弟弟妹妹。家里的田地被卖掉了大半，这个大院子是唯一值钱的家当了。
这要是其他人，看到这情况，估计扭头就回娘家了，但是付三妮见到崔志尧后动摇了。
崔志尧揭开盖头，看到美丽的付三妮，脸瞬间就红了，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穿这身嫁衣真好看。”
还有一句是：“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两句话，让付三妮觉得这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并且很有同理心的男人，既然已经嫁进来了只能随遇而安。
她想着：即便家庭条件现在不好，两个人也可以一起去扛下来，努力创造更好的生活。
都说长嫂如母，以后家里都要靠三妮照顾了。
婚后的日子，正如付三妮想象的一样，做饭洗衣，照顾一家老小。
虽说日子过得清贫，付三妮也从来没有叫苦叫累，两个人的感情也日益升温，丈夫对她体贴入微。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崔志尧看尽了社会的黑暗，立志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再造山河。他早在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行唐县第一任团委书记。成婚后的崔志尧一边在村里教学，一边组建“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
婚后，崔志尧也会给付三妮讲自己真实身份和正在极力去做的事情。
付三妮得知丈夫的真实身份后，被他的革命精神打动，十分支持他的工作。三妮虽然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但她觉得，丈夫和他的同伴要做的一定是一件惊天动地、撼山震岳的大事。
当丈夫和同志们在家中秘密开会时，付三妮会站在外面为他们站岗放哨。慢慢地，行唐县的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崔志尧也成为当地的县委书记。
1932年6月，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北方各地发动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中共直中特委决定在正定、新乐、行唐、藁城、灵寿五县发动暴动，可惜因为叛徒出卖，暴动以夭折告终。
没过多久，行唐县又搞了一次“水泉暴动”，结果没过五天就被反动派镇压了。
连续两次暴动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恼怒，在行唐县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当地的形势也越来越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安排转移。
据行唐县党史资料显示，1933年，由直中特委组织的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队到处抓人。当时，有人通知崔志尧撤离。
在走之前，他不顾生命危险回到家，嘱咐付三妮：“如果三天后我还没回来，就烧掉家里的书和资料，不要让这些东西连累你。”
临走时，崔志尧哽咽地对身怀有孕的付三妮说：“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付三妮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跑到门前喊道：
“不管你走多远多久，我都等你回家。”
夫妻俩谁也没想到，至此一别，竟是永生。
三天后，崔志尧没回来，付三妮烧掉了他嘱托的东西。付三妮独自一个人照顾着一家老小，她一直坚信崔志尧会回来的。
等待的时光总是漫长的，在付三妮生完女儿“忙儿妮”后，崔志尧没回来。
那段日子苦得不行，她每天都到地窨子里织布，补贴家用，女儿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懂事，可丈夫依然杳无音信。每次想起丈夫，付三妮就打开自己的蓝包袱，拿出那件嫁衣端详半天。
忙儿妮4岁时，常常问付三妮：爸爸去哪儿了，她只好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维护孩子幼小的内心。
忙儿妮从小活泼可爱，给一家人带来了不少欢乐，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忙儿妮患上了荨麻疹，随之而来的就是疟疾。
这种病当然不会致命，可付三妮连几块钱的医药费都出不起，这导致忙儿妮的病情一度恶化，就连医生也束手无策了，最终夭折了。
忙妮的死让三妮悲痛欲绝，看到三妮那么伤心，娘家人过来想要把她接回去。
他们都劝着三妮：“志尧那么多年都没消息了，你现在还年轻，找个人嫁了吧。”
那一年，三妮只有23岁，正值青春年华。
她想着既然女儿都没有了，也许这个家与她再无牵扯了。于是，她带着沮丧的心情收拾好包裹想回娘家去散散心。
当她准备踏出门口时，小侄女突然哭了起来：“二婶，你不要走，我不要让你走。”
她已经照顾丈夫的弟弟妹妹5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这些小孩一直称呼她为嫂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母子（母女）。如果让付三妮抛弃这些孩子，她真的于心不忍。
于是付三妮擦掉了脸上的泪水，转身回屋把蓝包袱扔到一边，捋了捋额前的秀发，便一头钻进了厨房。
之后，在娘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崔家。只要活一天，她就等一天。
1938年，这年总算是有了崔志尧的一些音讯，崔志尧给家里寄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说明自己在哪，只是写到如果三妮想改嫁，让家人都不要怪罪她。
三妮哭着看完了这封信，她明白，丈夫的处境一定很危险，已经离家这么多年，还在记挂着自己的生活，可见，丈夫对自己的情谊是多么深厚。
如此一来，付三妮便更不会离开崔家了，她决心把自己一定要在这里等着自己的丈夫崔志尧回来！
而这一等，64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她在生命的尽头仍然没能等回自己的良人。
在付三妮的操持下，几个小叔子、小姑子和小侄女都相继成家，奶奶和公爹也在她的照顾下安享晚年。
大家的生活都有了着落，随着年纪渐长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和孙辈。但和这些热闹一比，孤孤单单的付三妮就显得更加寂寥。
1968年，已经54岁的付三妮接收了崔家老五的孩子崔大平作为儿子，后来崔大平结婚生下了孙子崔建强。崔建强从出生开始，就一直跟在奶奶付三妮的身边，付三妮把自己对孩子缺失的爱都给了崔建强，对这个崔家男孩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关心。崔建强也从父亲那得知，奶奶苦了一辈子，是崔家的顶梁柱。
在与祖母的相处过程中，崔建强也逐渐知道了更多的有关于爷爷的事情，他很同情奶奶，他与奶奶一样期盼着爷爷能回来。
但与奶奶不同，崔建强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爷爷除了来一封信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消息了，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看着奶奶数十年如一日地等待，崔建强始终没有说出心里的猜测。
1996年冬天，一场意外的火灾让付三妮生命垂危，尽管医生认为她只能再坚持一两天，但是付三妮心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未能放下，硬撑了七八天。
为了让老人走得安详一些，崔建强和家人们特意为爷爷崔志尧做了一个牌位，还找来一个骨灰盒。
他们告诉付三妮，爷爷已经找到了，但是早已离开人世。
处于弥留之际的付三妮，看了一眼牌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处理后事的时候，家人没有给付香玉换上寻常的寿衣，而是换上了她当年的红色嫁衣。
因为付香玉说过：“志尧夸我怕穿嫁衣好看，他记得我们成亲时的样子，到了地下我们才能相见。”
而自从付三妮去世之后，慢慢成年的崔建强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寻找爷爷崔志尧。但一个人杳无音讯几十年，想要找到，那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是崔建强没有放弃，到处走访，把兴唐县附近的烈士纪念馆找了个遍，却没有任何线索。
寻找的范围逐渐扩大，崔建强的身体也不太扛得住了，经常生病，然而他就是没放弃，当被人问他为什么不放弃时，他就说自己的奶奶太苦了，等了爷爷几十年，他一定要完成奶奶的心愿。
2010年春节，崔建强在行唐县的资料室档案馆寻找关于爷爷的蛛丝马迹，但是这些档案中只记录了崔志尧在1933年之前的消息。
对此，崔建强并没有灰心，他仔仔细细将所有与爷爷有关的档案都翻了一遍。
终于让他发现一条线索，崔志尧在秘密转移后被组织派往江西以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还发现了崔志尧写过的一封信，地址是江西高安108信箱。
通过这条线索，崔建强与江西党史办取得联系并说明来意。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经过15年的努力，崔建强终于知道了爷爷的下落。
1939年，江西高安发生了“团山寺大惨案”。在学校教书的崔先生赤手空拳与之拼杀，掩护数百群众从浓烟中逃离。
鬼子的刺刀扎进了崔先生的胸膛，鲜血迸溅到脸上，滚烫又悲凉。牺牲的崔先生被鬼子推进烈火，烧得尸骨焦黑。
崔建强在江西高安找到当年团山寺惨案的幸存者，９３岁的邓芒英和８３岁的闵翠娥。
从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崔先生曾经在附近一所学校教书，可在一场战斗中为了救百姓壮烈牺牲。
这个崔先生就是崔志尧。
群众们为了感谢地下党的帮助，便在团山寺安葬了崔志尧等人。
崔建强听到这里时，早已泪流满面，两位老夫人也一直说着感谢的话。
2011年6月，崔建强在与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后，将爷爷的尸骨挖出来放到奶奶的蓝包袱里，带回了家，与奶奶合葬在了一起。
至此，分开整整78年的付三妮老奶奶总算是等到了她的丈夫崔志尧，夫妻两终于能长长久久地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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