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江南百景图(省图藏柳河东集背后有故事)(1)

省图藏《柳河东集》封皮。

刘禹锡江南百景图(省图藏柳河东集背后有故事)(2)

《柳河东集》内页。

提要

辽宁省图书馆藏有明刻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诗人柳宗元著《柳河东集》,此集是在宋代刻本基础上翻刻而来,并且增加了明代学者的集注。书中收录柳宗元600余篇诗文,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此书也见证了刘禹锡、柳宗元两位文豪之间生死相托的真挚友情。

寓言成为独立文学始自柳宗元

吴 限

提起柳宗元,人们就会想起他写的那些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比如《黔之驴》《捕蛇者说》《永某氏之鼠》等,它们都出自《柳河东集》。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东指出,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而寓言小品是其最具特色的一类作品。柳宗元开创了寓言独立的文学作品形式,开拓了寓言讽刺文学的创作方向。

首先,柳宗元促成了寓言文学的独立性。

中国早期寓言多是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哲学著作和历史散文。他们的创作无一出于纯文学的体裁,多是以一种具有故事情节的比喻形式出现在散文中,是散文里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没有独立成篇。

“只有到了唐代柳宗元这里,中国古代寓言文体才实现了真正的独立。”李东说,柳宗元的寓言每篇都是单独命名,独立成篇,每篇都有着全新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化的形象、十分讲究的语言表达形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行为,使寓言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立样式。像《黔之驴》,即成语“黔驴技穷”的出处,还有《蝜蝂传》《骂尸虫文》《哀溺文》等,都是极为出色的短篇文学作品。它们集说明、记叙、描写、议论于一体,全文一气呵成,文已尽而意未尽,成为短小精悍的文学经典。

其次,柳宗元促进了寓言创作方向的转化。

在先秦寓言里,说理是第一位的,如《庄子》《孟子》《韩非子》等,都是政治哲理寓言,讽刺的特色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往往只是阐理说教的手段而已。

柳宗元深入社会实践,结合自身对封建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发之以激愤”,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寓言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

柳宗元的寓言以犀利的讽刺艺术,锋利的笔触勾勒了唐末各种猥琐人物的脸谱:《黔之驴》是对外强中干的小人物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大鲸》讽刺和警告唐朝那些专横跋扈的藩镇与世家大族;《永某人之鼠》抨击那些自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这些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嘴脸,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组画。

“总之,柳宗元寓言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动,结构完整,语言凝练,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使中国古代寓言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李东说。

壹 明代刻本翻印宋代版本

在辽宁省图书馆古籍善本库房,明刻本《柳河东集》静静地躺在一个精巧的楠木书匣里。眼前的这本“集子”,用蓝布函套装帧,保存完整,书签题有“柳河东集”字样,字体隽秀舒朗。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绍,《柳河东集》原名《唐柳先生集》,又称《河东先生集》,是柳宗元去世后,好友刘禹锡遵其遗嘱为其编的诗文集。刘禹锡在《柳河东集》序言中写道:“(柳宗元)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从中可知,柳宗元知道自己不行了,把遗作留给刘禹锡。刘禹锡当时编次的柳宗元文集(以下简称“柳集”)为30卷本,可惜的是,到宋代时刘禹锡的编本已经散失,后经北宋文学家穆修多方访求,得一“柳集”传抄本,他以此为底本开始编修《唐柳先生集》。

穆修编修《唐柳先生集》为天圣元年(1023年)。这个时间距离刘禹锡首编“柳集”已经过去了200多年。这200多年间,“柳集”在传抄过程中,由原先刘禹锡编撰的30卷增加到45卷。刘冰说,因刘禹锡编辑的“柳集”已经散失,所以宋代穆修编校的45卷本便成了后世“柳集”的祖本。

“可以说,宋代的柳学研究就是从穆修开始的。”对此,清代四库馆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正是由于穆修对柳宗元文章的全面校勘,我们今天才得以见到柳宗元流传下来的诸多作品。”刘冰说。

从宋代以后的刊刻情况看,元代未见有新的刊本,直到明代才有新的刻本出现。“省图藏《柳河东集》是明朝的蒋之翘在宋代刻本基础上进行翻印的。”刘冰说,明朝晚期,国势衰退,但书籍出版业却极为盛行,汇编翻刻前人诗文集的风气十分盛行。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明崇祯六年(1633年),蒋之翘辑注刊刻《韩柳合集》。这里的韩指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由此可见,蒋之翘将韩柳二人的文章合并刊刻,省图收藏的是柳宗元的文集。

在刘冰的指导下,记者小心揭开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蝇头小字字硬如骨,密密匝匝。刘冰介绍,省图藏的这套《柳河东集》为明代“三径草堂”刻本,全书共45卷。每页9列,每列17字。版心上题“柳河东集”,下署“三径藏书”。

刘冰介绍,国内除辽宁省图书馆外,尚有上海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部门藏有明代刻本。

贰 被贬十年是柳宗元创作高峰期

《柳河东集》因柳宗元为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而得名。全书共收集柳宗元作品600余篇,其中诗140余首,还有其他文体。全书按文体分类编次,包括雅诗歌曲一卷、赋一卷、文39卷、诗2卷、《非国语》2卷,外集收文21篇。卷首有刘禹锡所作的序一篇,“凡例”一篇,介绍此书的由来。《柳河东集》确立了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东看来,《柳河东集》中的诗文展现了柳宗元多方面的才华,其中诗歌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政论文章说理透彻、论证严密,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山水游记言语简练、文笔优美,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山水风光;而寓言生动有趣、富有哲理和现实意义,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近代梁启超和胡适都将《柳河东集》作为国学入门必读书进行推荐。直至今天,书中仍有多篇文章,如《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黔之驴》等入选中学教科书。

李东认为,柳宗元在散文上的成就大于诗歌。柳宗元的散文内容丰富,寓言和山水游记是其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两类。在寓言方面,他把《庄子》以来仅作设譬(打比方)之用的片断寓言,发展为完整的、更富于文学意味的独立短篇,而且直接用来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如《三戒》《蝜蝂传》《罴说》等;山水游记方面,柳宗元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如《永州八记》等一批游记文章,在细致入微的情景刻画中,渗透着作者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家国情怀,是对前代游记只进行客观描画的跨越式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柳宗元在文学史上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和韩愈一起在文坛上发起领导了‘古文运动’。”李东说,柳宗元和韩愈针对当时流行的骈文矫揉造作,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口号,强调文章的创作要有作者个人内在情感、内在意识的表达,要反映出作者的个人品性,不能成为盲目跟从的傀儡。除此之外,柳宗元还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关注于现实,避免“假大空”的现象产生,从而对社会产生推动作用。

“从公元805年到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永州长达10年。这10年,埋葬了柳宗元的政治理想,却开启了他文学与哲学的新路。”李东告诉记者,柳宗元现存的作品大多作于贬谪永州之后。如果没有这10年,我们看不到唐代文学上如此重要的一位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被贬的永州当时还是一个人口稀少、信息闭塞、民生凋敝的地区。在这里,柳宗元留下了许多清丽隽秀、寓意深刻的游记、寓言等。其中《永州八记》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中不朽的经典篇章。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是柳宗元的人格写照,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之美的经典感觉,它们开拓了古代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叁 见证两位文豪生死相托的友情

“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柳河东集》,一定要感谢他的朋友刘禹锡。如果没有刘禹锡的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文集很难刊行于世。”刘冰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刘禹锡,我们今天可能读不到《江雪》《渔翁》《捕蛇者说》等这样的千古美文。

刘冰由此展开,为记者讲述了这部书的“前世今生”。

刘禹锡与柳宗元有着共同的命运。政治上,两人一起参与“永贞革新”,有着同样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创作上,两人诗文俱佳,情趣相投,诗文往来,相互唱和。甚至在人生经历上,二人也不谋而合。当年他们一起进京应试,同登进士第。接下来,刘禹锡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而柳宗元也在这一年闰十月自蓝田县尉入为监察御史。二人同朝为官,一起共事。“永贞革新”失败后,二人同遭贬谪,一人被贬连州,一人被贬永州。

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趣味,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在顺境时相互支持,在天涯沦落、生死未卜的逆境中,二人的友谊依然牢固持久,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政治上的打击和长期贬谪生活的摧残,柳宗元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当皇帝终于决定召柳宗元回京城时,他已于这年10月5日与世长辞,年仅47岁。

此时,刘禹锡年近九旬的母亲在这年冬天去世,他强忍丧母之痛,从贬谪之地连州返回洛阳。就在他抵达衡阳时,好友柳宗元的信使突然到来,他原本以为是好友回复先前的约定,不想得到的却是一纸讣告。惊闻好友去世的噩耗,刘禹锡悲痛万分,“如得狂病”。刘禹锡自幼身体不好,原本以为自己会比柳宗元先行离世,因此曾经嘱托柳宗元帮他写墓志铭,可是柳宗元却先走一步,对他而言不啻为重大的打击。柳宗元临死前,遗书刘禹锡:“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并将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遗稿托付给他。

刘禹锡亲自护送柳宗元灵柩回归故里,并三写《祭柳员外文》以抒发想念之情。不仅如此,刘禹锡还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为柳宗元整理遗稿,将柳宗元的诗文编撰成集,并撰写序文,介绍他的生平和成就,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柳河东集》都是在此基础上刊刻的。

作为中唐时期有名的诗文巨子,柳宗元的文字数量之大,涉及之广,使整理遗稿的工作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在《柳河东集》前序中,刘禹锡除追述了柳宗元的生平过往,以及临终时对自己的托付,对自己拖着病体整理遗作的艰辛困苦只字未提,仿佛他只是帮朋友了却了一件未尽之事,并没有丝毫值得显耀之处。

柳宗元的长子柳周六被刘禹锡视如己出,细心教导。唐咸通四年(863年),柳周六进士登第。就在刘禹锡编订柳宗元文集的同时,他们共同的好友韩愈撰写了一篇题为“柳州罗池庙碑”的碑文。在碑文中,韩愈以一贯史家笔法,记述柳宗元在柳州颇有德政,深受士民爱戴的事迹。后来,此碑文经苏轼书写,立于柳州柳侯祠中,即大名鼎鼎的“荔子碑”。

(本版图片由省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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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明刻本

明刻本是指明代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刻书地区,还是在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代。

明朝刻本在早、中、晚期的风格和特点均不相同。大致上说,明朝初年,刻书沿袭元朝的风格,是黑口赵字,与宋、元版书没有多少差异;至嘉靖年间,文坛复古主义风潮盛行,在版式风格、款式、字体上全面仿宋,而且纸白墨黑,行格疏朗,白口,左右双边,颇有宋版书的遗韵;万历后期,明朝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经济的衰退,使得刻书业也捉襟见肘,字体由方变长,行格也由疏变密,这是社会财力拮据的反映。

明朝的刻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出现了非常适合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用更为合理的线装取代了包背装。明代雕版书籍之普遍,刻书量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是明代雕印技术发展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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