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起来，被咒骂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了，预备着去打死战吧……”铿锵有力的《国际歌》（1920年，郑振铎、耿济之译本），在电影《1921》中多次出现。
作为中国电影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协力推出的“种子选手”，《1921》于7月1日当天公映。据猫眼专业版实时见证，7月1日零时，电影总票房就已经破亿元。
《1921》海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于这段光辉而伟大的历史，中国电影历史上30年前有过《开天辟地》、10年前有了《建党伟业》。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建新自2009年同韩三平联合执导《建国大业》始，2011年执导《建党伟业》，2017年监制《建军大业》，至2019年执导《决胜时刻》，这十余年间更是担纲多部主旋律题材商业电影的监制。他见证了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毫无疑问是此类题材领域的专家，是以此次监制、执导（联合执导郑大圣）庆祝建党百年之作《1921》，可谓当仁不让。
对于黄建新而言，过往的履历既是经验与资历，某种意义而言，也是此次重新创作、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的“包袱”。他必须有所突破，才能不负众望。正如他在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回过头再去看《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电影，觉得很像编年史，跟传统意义上观众理解的那种故事片不太一样，是比较少见的类型。编年史电影有优点，可以当作一个历史的参照系，让观众产生进一步去探求的兴趣，缺点就是人物塑造会相对较弱。电影最好还是不要按照历史事件的编年进程，而是要以人为中心来叙事和表情达意。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新的电影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这个思路观照进《1921》成片，便是电影不再采用编年叙事，而是着力刻画1921年，几个月间中国共产党筹备、成立的“历史横截面”，进而以故事片，同时参鉴谍战类型片的手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国内风云际会的大事件，更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重要一环。
特别的，和过往同类型影片中历史人物走马灯般的过场式不同，此次电影中的贯穿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更在青年观众群体里引发了强烈共鸣。七一前夕，黄建新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在《1921》主创名单中，编剧之一的“黄欣”，是黄建新的笔名。此次采访，他也愿意从如何讲好这个故事的角度，多聊聊自己的感悟。
导演黄建新
【对话】
做成故事片，不再是纵向的编年史
澎湃新闻：从2011年的《建党伟业》到2021年的《1921》，同一个题材，都是由你来拍，能否介绍下此间的迭代与变化？
黄建新：当年《建党伟业》还是走“宏大叙事”的拍法，主要是讲那一段历史时期发生的大事，进而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观众会看到从1911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五四运动，一直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全片近两个多小时，真正讲述“诞生”只有19分钟，当时的着力点在于通过讲述各方势力，实验也好，实践也罢，救国都失败了，所以，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而这条逻辑线在《建党伟业》里已经讲完了，到了《1921》，我们要讲的是，即使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这批人在1921年建党？进而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推翻了一个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思路变了，相应的拍摄手法也要变化。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在《1921》的开头和结尾，用到了《建党伟业》《决胜时刻》以及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等多部早年间的电影或纪录片画面，而且这些画面大都处理为黑白影像的形式，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历史”。
黄建新：这些“老电影”的画面大部分都是我过往自己拍的（笑）。我大量选的是故事片镜头，第一个镜头是鸦片战争，谢晋导演拍的（《鸦片战争》，1997年）。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在找不到故事片镜头，才用了三个纪录片的镜头。当然，也有些镜头是我们这次拍的，比如故宫里那些遗老遗少在惶惶跑动的镜头，从彩色变成了黑白。
考虑到题材需要，我们还是要在片中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间线索，但开头结尾这两段，都是用蒙太奇，或者说是心理叙事多维度的方法来展现。片头用囚室小窗里陈独秀的一双眼做回顾，五四运动后他“出教室、进囚室”，被放出来去上海，用六个时空片段，按照心理时空的排序来组建开头。片尾则是呈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奋斗与牺牲。这两部分前面部分是带字幕的，合计大概七八分钟的样子，拿掉字幕，可能也就五六分钟做了梳理，这是避不掉的。
李晨饰演李大钊
澎湃新闻：回到《1921》这部电影，谈谈前期构想的故事轮廓。
黄建新：《1921》是在讲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时刻，电影本身是在通过影像形态“复述”历史。这段历史教科书里都讲过，我们则是要通过电影自身的魅力，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这些角色是包含了历史真实和创作空间的集合。我还是希望电影能进入“叙事人物”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客观介绍历史”的状态，用生动的电影语言向观众展现1921年的波澜壮阔，这些影像会同今天的观众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共鸣和继承。
实际上最集中的就是1921年，在此之前电影简要介绍了陈独秀来到上海，毛泽东正好也在上海送湖南的朋友去法国留学，他则留了下来，在上海一边研究学习一边打工筹钱，之后他又回到家乡湖南做调查研究。到这我们接着要思考的是，怎么往下拍？而且要尽力拍成一个故事片的质感，故事电影是需要故事线的，或者说有情节递进，要完成情节递进就必须要有贯穿人物，有贯穿人物的动作线和反动作线，如此才会有情节的起承转合，有所谓的戏剧张力，进而才能讲好这个故事。但我当时还不知道现有素材够不够支撑一个故事片的开掘，于是又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实际上，《1921》从筹划到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前三年我们想的都是能不能做成一个故事片，不要再做成纵向的编年史，或者单纯就是1921年所发生事件的堆砌。
《1921》剧照
澎湃新闻：如何去逻辑串连1921年的国际、国内时局？这次《1921》相较于过往同题材电影呈现出了相当的开阔度。
黄建新：后来发现对于1921年，其实可以展开两个维度来建立这个故事。因为1921年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不平凡的。
首先，那一年共产国际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武装起义完成了政权更迭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空前高涨。这个口号中有个关键词就是“全世界”，这提醒了我们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仅是国内孤立的事件，而是要放在国际大背景下通盘考量。从中国来讲，量变的积累也到了质变的一天，通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前期的鼓呼和介绍，以及国内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到了共产党应运而生的时刻。
共产国际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应的，列宁派出了很多代表到全世界各地去指导革命，荷兰共产党人马林就是列宁委派到远东地区的代表，他负责帮助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上世纪初，远东的中心就是上海，上海是远东最发达的所在。所以马林到了上海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共产党人也就向上海汇集，做汇报。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请在日本的合作伙伴代为查阅1921年前后有无日本共产党人来沪同共产国际代表会面的记录，他们居然就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里查到了当年的密电，内容为1921年6月30号，要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且这些代表来自长沙、武汉、上海、北京、苏州（系日方情报错误）等地，日本会有代表参加。
日本政府和军方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是否会成立共产党？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在华的满蒙政策，所以也会派密探来沪跟踪。在《1921》中，日本密探这条线和共产国际代表参会的线索并行，因为日本共产党人也要在上海同共产国际的代表做汇报，领取活动经费。
再加上我们发现法租界巡捕房，当时接到了奥地利发来的通报，告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了上海，要各方提高警惕。如此才会有法租界华人探长黄金荣的进入，以及派出密探“敲错了”中共一大会议会址的房门——以前都是说偶然敲错，导致了一大会址临时转移到嘉兴红船上。
巡捕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追车戏。
其实梳理下来，偶然中一定有必然的因素，租界的巡捕一直绷着根神经，监视着异动，防止社团闹事，突然发现有多人聚集，而且还有两个外国人进进出出，必然会引起怀疑。如此以来，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整个电影的故事线就支撑了起来。
完整的故事线就需要有贯穿人物
澎湃新闻：过往说老上海是国际谍战的孤岛，更多是指淞沪会战爆发后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段时期。这次《1921》其实就给出了谍战片，而且是国际视野下谍战各方涌动的感觉。
黄建新：没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欧洲乃至全球震荡。共产国际的一举一动都被西方列强所监视甚至破坏，从马林在奥地利被驱逐，再到上海一直就被各方势力所监控，这本身就有谍战戏的感觉了。再加上尼克尔斯基，他是从苏联先行来到上海的，同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一大。但实际上他曾有过特工背景，所以片中他会驾驶以及具备很多反侦察能力也就不足为奇。这样就可以让不少年轻观众，不经过太多前期的历史知识储备，单从故事的紧张感就可以进入到电影中去。
澎湃新闻：同《建党伟业》群像式的人物呈现不同的是，《1921》中存在几个贯穿人物，比如李达、王会悟夫妇，怎么选定的呢？
黄建新：刚才说了，电影要有完整的故事线就需要有贯穿人物。我们要寻找谁1921年一直在上海贯穿始终，如此找到两个人，一个是李汉俊，因为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就是李汉俊兄长的寓所。从故事片的角度，李汉俊也有许多可以开掘的点，比如他在上海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见面时，曾有过一段非常感人的言说，大意是“我知道这个国家生了疮，但我依然爱她，因为这是我的国”，这个桥段我们也拍了，只是成片中没有用，因为他的情绪没法贯穿始终。
黄轩饰演李达
后来我们选择了李达。首先，李达和李汉俊，是被委托来组织此次中共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第二点是一大结束的时候，李达被选进了中央局三位核心领导之一——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李达，从这个角度就看出他当时在党内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所以选他作为贯穿人物是合适的。
再者，1921当年4月，李达和王会悟在上海结婚了，太太王会悟是一位知识分子特质的新女性，而且一大会议期间确实也帮了很多忙，毛泽东曾夸赞她为“会务总管”。我们需要电影在更迭文化上有新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给我们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使我们的文化发生变化并催化出新生。
倪妮饰演王会悟
这两个人物在一起，又是夫妻，很多新时代的特质都在他们身上有体现。在他们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倔强，比如李达会同国际代表据理力争。他们二人负责召集各地的代表来到上海，帮着安顿，组织会议，直到有密探破坏，还是王会悟提出将余下会议的地点改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
片中有一段王会悟要去向博文女校的校长借校舍，但她不会撒谎，一说谎话就脸红，李达就给她出主意说，见到校长开口说话前先跑跑步，用上气不接下气来掩饰自己的紧张，这就显示了两人的风趣，生活化的一面。
再者，二大的会址，也是在离李达夫妇很近的地方召开的，那时候王会悟已经生了孩子，襁褓中的婴孩和一个新生的政党带有一种预示和寓意，代表了未来的希望。
澎湃新闻：提到未来，其实一大代表们未来的路也不尽相同。在群像塑造中，电影实际上是做到了“顾后、瞻前”，比如周佛海、陈公博在上海的初见，已经显露出他们未来人生取向和选择的端倪。
黄建新：陈公博来了上海以后，没跟别的代表住在一起，因为他比较有钱。我认为这些细节的刻画，对人物的未来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些人按说都不缺钱，他们大都有很好的工作，或者可以预见的前途，但为了一个信仰都放弃了。
像毛泽东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之中吃的那种苦，能够到了最后再坚持一下的精神，不是所有人都能具备的。因此在未来奋斗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有些人离开的情况，同时也有一些人会坚持到底，甚至流血牺牲。如片中所见，李大钊、何叔衡、邓恩铭、杨开慧、李汉俊等后来都牺牲了。
所以，一大开会过程中有一些小波折，跟未来的所经所历相比可能只是波澜不惊，因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把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旧社会推翻，建立一个新中国，他们其实就已经把生命交托了出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提着脑袋干革命”。
片尾我们用了一段《解放了的中国》的纪录片镜头：新中国成立当天，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这两个人了。
“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
澎湃新闻：为电影掌镜的摄影师曹郁，你同他在片场有何交流？
黄建新：曹郁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师，请他来的时候我们俩谈了很多，围绕要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是一个暗淡的、压抑的，还是一个有青春气息、向前涌动的电影？当然我们都选择了后者。如果说要求，就是这一次的片子主要是写人物，我希望摄影机能一直帮着我追着戏剧点最准确那一瞬间的人物表情。
比如黄轩饰演的李达在阳台上划火柴，讲当年焚烧日货那场戏，当时确定只拍两条，因为演员进入到表演状态后，重复拍多了，他的新鲜感就会丧失，艺术创造会流于程式。曹郁就亲自扛着机器，跟着演员的表演来回调度。
黄轩、倪妮在讲当年焚烧日货时，动情的哭戏。
曹郁的优点在于，懂得戏剧微妙之处见真章，并能准确地捕捉到这个瞬间。技术的布光之类，大家可以通过协调去完成，但扛着摄影机说抓就能抓到演员最精确的表演状态，这只能靠艺术直觉，他的摄影机就像是演员一样在同所有的角色互动。
还有一场戏，一大代表们在讨论、争论的时候房间停电了，王会悟为大家端上了西瓜，大家围着一盏油灯继续讨论，这场戏是一个镜头完成的，我跟曹郁认为机位不能定死了，那样演员瞬间激活的状态就没有了，他扛着摄影机也就拍了两条就过了。
《1921》剧照
我一直认为好的电影是能够激活潜意识的电影，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镜头，就可以让人看得热血澎湃，泪流满面。这个感觉很难用理论去说清，但艺术家最后追求的就是这个，能够击中观众内心最柔软所在的那一下。
澎湃新闻：电影配乐是知名音乐人梅林茂，谈谈你同他的交流和要求。
黄建新：配乐上，首先定下来的是要做一个不同于美国大片配乐的感觉，配乐上我们要找一位艺术家。制片人找到梅林茂之后，他看完剧本反馈来说，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电影啊！他认为，理想主义者认定的方向，才是人类进步的源动力，没有理想主义的想象与向往，其实人是没有方向的。
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疫情原因，我们这次没法坐下来一起工作，只能通过网络来进行讨论，我一边跟他讨论，一边还在修改重新去剪辑，所以经常会有反复，对他来讲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但他一直很认真，而且真的写得好，比方说毛泽东在上海街头跑步的那一段音乐，我提过两三次修改建议，最后他发过来一合，在场的工作人员一听都激动了，音乐的韵律和跑者迈开大步的节奏简直丝丝入扣，令人振奋。
王仁君饰演毛泽东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你是位老党员，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谈谈你在筹备电影过程中的所思所感？
黄建新：我本人就是党员，1974年入党，到今年47年了。在我们读书的时候都知道，中国在清政府晚期的时候特别糟糕，签署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等条约，我的记忆里大概得签过一百多个不平等条约吧，后来团队告诉我，竟然一共签了1700多个卖国条约，因为有些条约下面还有小的附属条约，加起来就是这么多。那还用说什么？这个国家真的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一批先进分子冲出来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我们再看看中共一大代表的年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拿掉何叔衡和董必武这两位年纪稍长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多。这些年轻人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有各自的喜好，有自己的好奇心，但更有坚定的信仰！真正是“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
黄建新在《1921》片场。
责任编辑：程娱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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