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诗歌写作生涯(荒原发表100年乡愁50年)(1)

艾略特(1888-1965)。

深奥晦涩的《荒原》和平易明朗的《乡愁》,风格差异极大,但都是极著名的诗。两首名诗的作者艾略特(T.S. Eliot)和余光中,都享有盛誉,虽然享誉的范围大小不同:艾誉满全球,余驰名主要在汉语圈。在二十世纪,艾是英语文学最重要的诗人,至少是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余是汉语文学最重要的诗人,至少是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笔者早就有意拿二人来作一比较论述,直到2021年5月我才在重庆西南大学的讲座做了个尝试。2022年是《荒原》发表100周年纪念,是《乡愁》发表50周年纪念。100和50两个数字如此整齐难得,似乎在呼唤我,是好好写篇文章的时候了。不过,兹事体大,虽然寤寐在心,这里的议论仍然只是个初论。

对艾略特和余光中的评价

艾略特(1888-1965)出生于美国,1927年入了英国籍;一人两国,英美的文学史都给他显著的地位。他一百年前发表的长诗《荒原》震撼文坛,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除了诗之外,还有文学批评和诗剧。一生收获各种顶级评价,如称他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英国最伟大的诗人”;甚至有人拿他和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并论;说他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是“艾略特时代”,这个时代还会继续下去。他的影响遍及全球的文学界,包括汉语文学界。1960年代在台湾,诗人们听说欧美的艾略特或其现代主义嫡传诗人打喷嚏,宝岛的同行就急急吃感冒药。1980年代,神州很多写诗谈诗的人,穿必喇叭其裤管,谈必征引艾略特。名诗《荒原》的中译,不惧其艰难晦涩的翻译者代有其人,络绎出现;名文《传统与个人才华》也有多个中译本。

余光中(1928-2017)出生于南京,成年后在台湾居住时间最长,其次在香港,1990年代起访问内地从事文学活动先后有数十次。他书写的文类包含诗、散文、评论、翻译。其诗最为传诵者莫过于《乡愁》,散文则为《逍遥游》《听听那冷雨》等,以及论“中文西化”诸篇。余光中在世时已声誉崇隆,辞世时悼念者众,备受褒扬。对其评价包括:“最出色最具风格的散文家”; “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是两岸诗文双绝的单打冠军”;“罕见的全能型的文学天才,其成就大略有如宋代的苏轼”; “像余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精通绘画音乐的大诗人、大散文家、大翻译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等等。

由青年到“华年”,我这个长期读者,认为他名也“光中”实也“光中”:余氏确实光耀中华文学。这里所引尽是好话,文坛对他也有一些“坏话”:或贬抑其作品,或责难其为人。后者主要和19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论争有关。平情而论,余光中所写的相关评论颇为意气用事,但指责者或恶意抹黑,或对他误解,实在不幸。关于艾略特,歌功颂德之外,攻击的言论也不少,比如说他有“反犹太”的偏见,还对法西斯主义态度暧昧。本文对二人作品以外的种种,点到即止,不加详论。

艾略特诗歌写作生涯(荒原发表100年乡愁50年)(2)

余光中(1928-2017)。

艾略特的文学批评

本文比较论述艾略特和余光中文学的成就,侧重点在诗歌。先说二人的文学批评。艾略特著名的文学理论见于他的《传统与个人才华》《汉穆雷特及其问题》等文章。他主张诗人应有“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要认识传统才能凭个人才华有所创新。他认为写诗须用形象性语言,不要任由感情泛滥,为此他用了objective correlative(通译“客观相关物”,我译为“意之象”)一词,后来成为现代文论的经典术语。艾略特及其现代主义追随者,把这几个概念加以发挥,加上《荒原》的刁钻技巧“示范”,合起来被奉为写诗评诗的圭臬,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考察“历史感”和“意之象”二说,我们发现其理论并不石破天惊。17世纪初英国作家班·姜森称赞莎士比亚之余,认为莎翁只稍懂拉丁文、不懂希腊文是憾事;为什么这样认为,因为古典修养愈好,融会贯通后对古典有所突破的机会才愈大。其实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刘勰早有“通变”说,勉励作家“积学以储宝”,这样才能推陈出新;降至当代,王蒙曾呼吁“作家学者化”。这些都与艾略特的“历史感”说法相通。至于“意之象”说,其实文学是形象思维的说法,源远流长,早就存在。此词本身也不是全新的铸造。

为了反对浪漫主义者如雪莱的滥情,艾略特推崇以机智见称的玄学诗人约翰·多恩;论者夸张地说艾略特改写了半部英国文学史。著名批评家弗莱说这只是艾略特鉴赏口味的变化,而“口味”说可远溯至希腊罗马时代。还有艾本人对于弥尔顿,曾贬抑在先高扬在后,弗莱更戏称这与股市的升降并无不同。此外,韦勒克在其批评史巨册里,则谓艾略特的理论性文章里,语义常有含糊处,某些理论的前后说法也每见龃龉。尽管如此,凭其大诗人的盛誉,凭其诺奖得主的大名声,凭着英语雄霸天下的语言威力,艾略特诗论诗评的影响无远不至。

余光中的文学批评

余光中一生中,既评论中西古今文学,还评论音乐、绘画、书法,而绘画是兼顾中西的。他的文学评论,涉及的文类也多: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全包。余光中写诗有过短期的“准现代主义”尝试,但他迅速回顾传统,兼采中西,并发表宣言性的《再见,虚无》一文,这简直是和艾略特及其现代主义的徒子徒孙对着干。“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是他尊重中国传统的一句名言。

散文理论方面,余光中有“速度、密度、弹性”说,和“炼丹”说,强调词汇和句法灵活新变的重要。他又提出散文语言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传真,西以求新” 的多元融合主张。太阳之下少新事,余光中这方面的理论,也非完全簇新:孔子早就认为言辞应有文采,《文心雕龙》强调情与采不能偏废;杜甫主张“转益多师”,余光中的“白文俚西”可说是兼采多类语言之长而已。余光中表现杰出的是其实际书写。他中西文学修养深厚,想象丰富;所写散文记人叙事述游评艺,有知识有情趣有文采,造句更是长短开阖另创一格,号称“余体”。其作品又叫座又卖钱,我曾说他用五彩笔中的金笔写散文。

余光中精通中英文,中译英、英译中,成果丰硕。中文和英文语法多有不同,余光中深感中文写作亦步亦趋英文句法的流弊,认为国人可择英文句法之善者而从之,对“恶性西化”的夹缠冗长则必须避而远之。他撰文批评五四以来多个名家的作品,诗与文都有,包括批评其文字的“恶性西化”。改写文学史自然谈不上,却真的要拉低某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余光中论“中文西化”诸文,1960年代起陆续发表,一片苦口婆心,产生广泛影响。马英九十多年前曾购买二三百册余氏《分水岭上》发给办事人员参考,希望下属笔下清通,戒掉“恶性西化”的文字。

反观艾略特,他的文学评论集出版了多本,却不见他有余光中那类音乐、绘画的评论文字,更无余氏那些记人叙事述游的美文式散文。余光中“中文西化”那类带有实用意义(或谓广义的“经邦济世”意义)的文章,也付阙如。艾略特倒是写过好几本诗剧,即《大教堂中的谋杀》《家人团聚》《鸡尾酒会》等。余光中没有写过诗剧或一般的剧本,倒是翻译过王尔德的《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四个喜剧,每个翻译剧本都附有评论和翻译得失的议论。余光中还翻译过《老人与海》和《梵谷传》;诗歌的中英互译数量不菲,加起来有四五个集子。

艾略特诗歌写作生涯(荒原发表100年乡愁50年)(3)

余光中诗集《乡愁》

艾略特的诗

艾略特从1915年发表《普鲁夫洛克的恋歌》到1944年发表的《四个四重奏》,接近三十年间成诗约一百七十首。诗有长短,有单篇也有组诗,如计算其总共诗行,则约为五千行。在古今中外诗人中,艾略特并不多产。《普》一面世就得好评,1922年《荒原》一发表即备受瞩目,各种评论汹涌而至;1944年《四个四重奏》发表后四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上三首可说声名最大。此外入选多种选集的名诗还有《一个女士的画像》《序曲》《空洞人》《圣灰星期三》等。

《普》为艾略特前期的诗定下基调,至《荒原》出现,他以诗作为“文战”的各种“武器”粲然大备。1930年出现的《圣灰星期三》,为艾略特诗作后期的开始,自此宗教意味更为浓郁。《普》和《荒原》诸诗,涉及的人物行为思想,几乎都是忧郁痛苦怯懦嗫嚅虚无的,或是粗俗的衰老的。“诗可以怨”,悲剧可以引起观者的怜悯与恐怖,而净化其情绪;艾略特的诗自有其特色,有其“效用”。艾诗的名句颇能作为“诗可以怨”的缩影,如《普》的 “黄昏背着天空匍匐伸展,好像一个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如《荒原》的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其中“黄昏”“病人”“麻醉”“残酷”等字眼即传达这类情绪。《普》的“我用咖啡勺子量度我的生命”一句,情怀无奈,而名气奇大;1965年《时代》周刊所登的艾略特讣告就引用了此名句。

不少评论家研析《荒原》等诗的思想意识,大加好评,以为艾略特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及其文化的失落虚无,以为艾诗反映时代。研究者侦查艾氏生平事迹,发现1915年诗人为一同性挚友死亡而悲伤;同一年与新认识不久的一女士结婚后,鱼水不欢,夫妻不睦。此与著名哲学家罗素这第三者大有关系。这方面的“八卦”甚多,连华人学者夏志清也曾撰长文述说之,文首有这样两个句子:“人马兽驰骋情场,相思树枯萎荒原。”人马兽指罗素。《荒原》之荒,之枯萎,之“四月残酷”,之“只有石头没有水”,之“今晚我神经坏透”,等等,原来与艾略特的痛苦婚姻最有关系。细按此诗,其实读者难以直接读到和欧战有关的事物。

艾略特诗的技巧,以“创新”取胜。我发现他征服学院派批评家的“武器”有二:一剑,一钻。叙事性文本涉及时空,艾略特最擅于挥动利剑,把诗中叙事时空转变的纽带全部斩断,致使不同时空的场景成为一段段不连接的“断章”,《荒原》即遭利剑所残。艾略特主张诗的戏剧化,其诗中角色所戴的“面具”(persona),他用利剑逐一揭掉更换,角色变来变去,用的仿佛是四川的“变脸”手法。《荒原》中固然“变脸”频频,后期的诗如《圣灰星期三》亦然。《圣》中的Virgin,Lady, Mary, Mother究竟是谁,是一角色,是几个角色?读者只能玩猜谜,只能玩捉迷藏。故弄玄虚是艾略特写诗的策略——“新批评学派”所谓的strategy。另一件“武器”是钻。诗常用典,典有生、熟之分;艾略特的《荒原》多用生僻典故,诗中还夹杂多种外文,简直钻入西方文化的牛角尖。剑法和钻法,在后期的诗有程度上的弱化,但没有换掉。

后期的诗宗教和哲学的色彩加浓,组诗《四个四重奏》更徘徊纠缠于过去和现在、生命与死亡、暂时和永恒等概念。艾略特早年在哈佛和牛津读哲学,诗人“学以致用”,写法玄之又玄。《四个四重奏》发表时,艾略特已大名垂天下,诸多论者对它大加“点赞”;却也有不少抨击:以《1984》等书名噪一时的乔治·奥维尔,就对它“大肆咆哮”加以痛击。

其实自《荒原》开始,好评与劣评就两极化了。褒之者上面略引过,不赘。多个文坛的知名人物,都说看不懂《荒原》,说它是“斑斓的万花筒式混乱”,质疑“它可有个完整的结构”;艾米·洛厄尔直指“它胡说八道,是一堆废话”(“I think it is a piece of tripe”)。艾略特式“创新”让他成为诗界宗师,影响一群现代主义者,他们至今不怕或不理会或根本不明白“祖师爷”的“断”“钻”“难”,而“迎难而上”加以研析。艾略特享誉至今,也挨骂至今。

艾略特诗的仁智褒贬之争不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的诗题材狭窄,例如著名选本《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编者就写道:“作为诗人,他艾略特的题材范围有限;人世间涵盖宽广的种种经验,他兴趣缺乏(只对圣人和罪人两个极端有兴趣)。”艾略特的狭窄正好和余光中的广阔构成强烈的对比。

艾略特诗歌写作生涯(荒原发表100年乡愁50年)(4)

《荒原》书影。

余光中的诗

余光中发表过一千四五百首诗,多元的题材很难妥善分类,姑且勉强划分为:爱情亲情,如《等你,在雨中》《珍珠项链》《母难日》;小我大我,如《当我死时》《如果远方有战争》《乡愁》《欢呼哈雷》;古今人物,如《寻李白》《戈巴契夫》;文学艺术,如《白玉苦瓜》《向日葵》;山川自然,如《垦丁十九首》《问海》;政治社会,如《慰一位落选人》《石器时代》;植物动物,如《太阳点名》《火金姑》;环境保护,如《控诉一支烟囱》《贝壳砂》;等等。

余光中的诗感应时代与人生,他有信有望有爱,生命体会有哀愁有欢乐,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有忧有喜,对社会世事有针砭有讽刺有鼓舞有颂扬;风格婉约处如宋词,阳刚处近史诗;合起来大体上映照出积极丰盛惜福感恩的人生。1960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诗坛风起云涌却又是月黑风高之时,余光中祭出《再见,虚无》的檄文。他的诗表现的思想和情怀,与艾略特大异其趣。

余光中熟悉中英两个文学传统,知道诗是形象的思维,写诗有其章法有其技艺;知道怎样继承与创新,行走诗歌创作的大道;其诗明朗而不浅陋,耐读而不晦涩,有篇兼且有句。推崇者众,如流沙河极爱其诗,设坛讲授其诗如传播诗的福音;谓其诗可读可解更可讲,可讲的意思是其诗可让批评家细细讲出其精彩高妙的艺术。余光中新诗的形式,有格律体,也有自由体,而以自由体为主。他的自由体甚有节制,我认为他创出了一种“半自由半格律”的新诗体,并称其创体的成就有如唐代杜甫之确立律诗体式。

余光中的诗,让各地的读者和批评家讲之不尽。情诗如写莲花池畔小情人,步“雨后的红莲……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走来”,其典雅情调迷倒了多少年轻读者。其《珍珠项链》柔美抒情,用露珠、雨珠、念珠概括夫妻的恩爱生活,曾使一群女性听众因此诗而埋怨夫君,谓在结婚纪念日其财能馈赠珠宝,其才却“稍逊风骚”。面对空气污染,余光中诅咒工厂的大烟囱,是“毒瘾深重的大烟客……把整个城市/当作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诗人的一生和国家民族分不开,《乡愁》和《民歌》朗朗脍炙人口不用说;写每七十六年“来临”地球一次的哈雷彗星,余光中联想到国家,昂扬表示“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当我死时》首三行“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充满自信与豪气。

今事或典故繁富的诗,如《湘逝》《慰一位落选人》,波澜起伏沉郁顿挫,这里只能草草点名。在此知识分子“不眠忧战伐”的时刻,我略述其《如果远方有战争》。此诗以越战为背景,扼要描绘战争和反战示威的场景,用欢愉的性爱巧妙地反讽残酷的战争;篇中小我心灵和大我时局交织,气氛层层推进,深沉抒发知识分子的悲戚无奈之感。这里举它为例,有另一个原因。某读者认为一向风行的《乡愁》,艺术性不过尔尔,偶然读到《如果远方有战争》,马上对余光中的评价大大提升。

艾略特专狭,余光中博大

《乡愁》有家国情怀,平易可诵,但它不能代表余光中诗的繁富内容和高妙诗艺。《荒原》则既能概括反映艾略特诗的内涵,也折射其“诗艺”的极致。《乡愁》是小品,形同“一枚小小的邮票”,读者与它畅顺通邮;其他的诗篇幅或短或长,也都能与读者“通邮”;《荒原》是长诗,展示大荒之地,其上怪石狰狞,读者艰险难行。艾略特与余光中两大诗人的名望,一属全地球,另一只属汉语圈,其悬殊有如《荒原》篇幅之大和《乡愁》篇幅之小。然而,两人的文学成就,可比较之处颇多。前文在文学批评方面已做过比照,散文、诗剧、翻译方面也略为参差讨论过。

无论多受尊崇,艾略特“创新”的崎岖曲折诗路,读者跟进唯艰。上面我说的“剑”,可另做解读:凭“剑”(和“钻”)舞出新派,而此剑有双刃;立派之外的另一刃,大大刺伤了本尊的诗,使诗变得晦涩支离。艾略特经营诗作是否属于苦吟派,我们不得而知;其手法之刁钻奇崛,则导致读者都成为“苦读派”。至今服膺现代主义、认为作品难懂才有伟大可能的教授及其研究生,苦苦钻研艾诗之后,受折腾之后,有了发现,解了难题,自然有获得感,有乐趣。具备一般新诗鉴赏能力的读者,读余光中“可读可解可讲”的诗,正襟危坐地读也好,闲适舒服地读也好,发现其诗明朗而耐读,繁富的作品诗意盎然,诗艺卓然,都会是悦读,是享受。无论国际性名声与影响如何悬殊,以言文学格局,则艾略特可谓专狭,而余光中显然博大。

黄维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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