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最在乎的，
还是全村人能在我父母面前竖起大拇指。
只要顺着这个初心去发展，
永远不会出错，不会走偏路，
这条路一直走到底，
都会是一片光明。”
▲郭晓东
郭晓东，山东莒南人，中国内地知名影视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目前担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工作委员会副会长。2003年，其主演的电影《暖》获得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2004年，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主角奖提名，并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等。其代表作有电视剧《大校的女儿》《新结婚时代》《理想照耀中国》，电影《推拿》《深海寻人》等。因出演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中的“焦裕禄”一角颇受关注，并获得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提名。
“曾经你不可以让人提到你是农民，你会觉得心态上根本接受不了。”在去年的一档综艺节目中，坐在家乡那一片绿油油的麦田边，妻子程莉莎在镜头前慢慢打开了郭晓东的心扉。
“我读大学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我是极度的自卑。刚到北京，我觉着这个生活完全是我想象中的、太理想的生活方式。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等我挣了钱，我一定要在县城内给我父母买套房子。”在春日的阳光下，郭晓东在节目中坦言。
如今，郭晓东已走过不惑之年。当他回过头来看时，那个“总让我抬不起头，总觉得低人一等”的农民身份，却给了做演员的他以最大的滋养。农民的出身，演员的职业，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几年城乡变革的进程，在他身上紧密交织，互相成全。
种好地，演好戏，都是同一个理儿
1974年，郭晓东出生在山东莒南大坊前村。那时，那里，穿梭着一个沂蒙山区孩子奔跑的身影，也记录着那个农村娃劳动的全部过程。很多人回忆故乡时，充满田园牧歌的诗情，或者满载对童年趣事的怀念。然而在70后郭晓东这里，乡村生活，也意味着一丝不苟地辛勤劳动。播种、除草、收割……从小他就在田间劳作，而且是个种地“好把式”。这些体力上的劳作，不知不觉间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对“匠心精神”的体认。这种体认，也成为他日后当好一名演员的自我要求和标准。
今年1月份，在大雪还未化开的北京，记者见到了郭晓东。“我最近刚植完发，脸上的浮肿今天才消了点儿。”掀了下鸭舌帽，露出黄白头发，一进咖啡馆直往角落里钻的知名演员，坦诚、低调得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明星。
脱发是因为3个月内减肥30斤身体出现的“抗议”，如此“自虐”，是为了在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中，还原焦书记生活在艰苦年代下又饱受病痛折磨的状态。“拍戏期间没吃过一顿饱饭”，电影杀青后，长时间饮食不规律还使其出现了严重的厌食症状，最终不得不到医院接受治疗。出演真实的传记性人物难度很大，况且又是时代楷模。为了“对得起‘焦裕禄’这三个字”，他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去兰考等地体验生活，重走了一遍当年焦裕禄在兰考去过的村子，跟村民们一起种地、刨红薯。当年和焦裕禄一起抗击“三害”的同事、工友们，郭晓东也挨个儿向他们请教。
“我死了以后，把我运……运回兰考，把我埋在……沙丘下，我要看着……兰考人民，把‘三害’治好……”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瘦骨嶙峋的焦裕禄断断续续、气若游丝地吐出这些话。为了拍好焦书记弥留之际那种恍惚虚脱的状态，他连续几天不睡觉，开拍前还要再做200来个俯卧撑。在拍摄焦裕禄治理风沙的戏份时，让大风把自己的嘴唇吹干、吹裂，他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妆效。
如此“折腾”，一些人用于衡量“值不值”的天平，在他那里压根不存在，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演员的本分。“就像农民种地一样，施肥、浇灌、除草……缺一不可，否则就没有收成。”种地和演戏，对郭晓东来说是同一个理儿。“现在都说匠心精神，种好地、演好戏，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也正是对于农民种地和演员演戏的同一性感知，使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正如此次选角，由于影片是以女儿的视角看待父亲，谁来出演焦裕禄这一角色，便由焦书记的女儿焦守云亲自挑选。选了一年多，郭晓东身上“朴实的气质”“坚毅的品格”让他最终胜出。
但不得不承认，滋养出这种天然气质的土壤，却是曾经令他感到自卑的生长地。
向外体验，向内感知
贫穷，是投在一个沂蒙山区贫穷少年心中最落寞的影子。这个影子始终跟随着他，让他的内心变得无比沉重而丰富。
小时候，他记得别人家的小孩吃煎饼时，有时可以卷猪头肉，他就只能卷一小绺红糖。
上初二时，老师让交30多块钱的学费，他知道，这对自己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回家要钱时，妈妈正在锅屋里烙煎饼，郭晓东在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过了很久才低着头怯生生地走进去，“妈，我不读书了。”
正在烙煎饼的妈妈一下子就愣住了，直到煎饼糊得冒了烟，才回过神来，问为什么。
年少的他把钱的事情独自吞了下去，只举重若轻地小声吐出了几个字：“就是不想上了。”
他记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人对还懵懵懂懂的他说过：“如果你到大城市，只要有能力，就能够展现出来。”就这一句话，让他在年少时的困顿中看到了希望。
逃离，逃离这片贫穷的土地。
进城，到大城市去，那里有抹去心酸的可能。
第一份工作是掏下水道，他记得掏一土方能赚几块钱。为了这几块钱，他在刺鼻的味道里拼了命地掏。可惜最后不仅一分钱也没拿到，还落下了“病根”——他到现在走路都不敢走井盖边，尤其冬天的时候，跟着热气一起冒出来的不仅是那个让人难受的味道，还有那段不得不苦中作乐的艰难岁月。
回忆起掏下水道时的经历，有气味，有痛苦，还有“收获”：他说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在下水道中开的，因为下水道的回响让他的声音变得更好听，所以他每天都会在那个臭气熏天的管道里引吭高歌。
那些年，郭晓东做过清洁工、服务员、伐木工、邮递员，养过虾、加工过饲料、在工地和印刷厂当过工人……
外，多种人生经历让他对从农村到城市中从事各行各业的人有了切身的体认。
内，丰富的情感和对人生选择的思考让他不得不去找寻出口。
如今看来，这些经历极大拓宽了人生的边界，赋予了他日后选择做演员后对于角色的体认和思考。原本想要逃离的身份，最终成全了他对很多底层人物角色的共情和揣摩。
1992年，他无意间在《大众电影》上看到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夏令营的消息。那些在下水道里的歌声又在少年的脑子里回响起来，那些不断闪现的过往刺激着他去用文艺的方式表现出来。半个月的夏令营中，不仅在北影正式学习表演，还参观了北影厂。那段时间，他加深了对文艺的向往，更充分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对一个农村孩子的莫大冲击和吸引。
从此以后，那一颗心就留在了城市，留在了北京。
第一次考北影的时候，农民的身份让他极不自信，他断定自己肯定没戏。“跟我竞争的人都太厉害了，那些大城市的孩子，比我帅的有的是，天分比我高的有的是，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小孩子。考上电影学院？简直是天方夜谭。”
虽然落榜，但是他不死心。那是北京啊，这对一个极力想从农村逃离出来的青年来说太吸引人了！于是他开始了跑龙套、住地下室的岁月。当时的日子捉襟见肘，有一次病得浑浑噩噩，“三天只吃了一袋方便面”。下雨更是灾难，有次早上醒来鞋找不到了，因为“顺着灌进来的水漂走了”。
大城市的繁华、光鲜，与自己出身的卑微、渺小形成的强大反差，让他特别怕被人说“你就是一个农民”。他深刻地记着，那个时候人们对农村和城市区分得特别厉害，“‘农民’两个字就好像写在你脸上，要永远背负这个烙印去生活。”
但是，对他来说，只有带着当演员的梦想狠狠地留下，才能像个城市人一样在北京生活。终于，“二战”北影，金榜题名。贫穷和农民身份，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意味着莫大的自卑，同时也意味着莫名的自尊，尤其是在电影学院那么绚丽的环境中。大学期间的同学聚会，他总是因为没钱却又不想让别人出钱而躲闪。每回出去郊游，同学们都带着自己买的一大堆零食，只有他两手空空。开始野餐了，他就跑到远处的小树林里假装赏花……
生活是最好的表演老师，但它只收取岁月作为学费。对于自己一路的艰难坎坷，如今他能坦然地称之为“上天的安排”。“我特别感谢我丰富的人生经历，都是滋养我的养分。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太珍贵了，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之所以能塑造好那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丰富的阅历是他的“武功秘籍”，“各种不同的情绪、记忆，都可以随时拿出来为我所用。”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对农村的逃离，对城市的向往，进入城市又无法完全融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在城乡夹缝之间生存的经历和思考，让初做演员的郭晓东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其他演员的特殊气质：自卑又自尊，脆弱又坚强，朴实且上进。
毕业两年后，这种气质因“特别适合角色”，他被导演霍建起相中，出演改编自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暖》中的男主人公：返乡青年林井河。开机第三天，郭晓东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整部戏他都在无比愧疚、苦闷、遗憾的状态下拍完，但这种心情恰恰像极了林井河——考上大学后没有回来接初恋女友，阔别十年返乡，看到她生活的窘迫却已无力改变。
▲电影《暖》剧照
该片最终斩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郭晓东也因饰演林井河这一“里程碑式”的角色而被人记住。
有人曾说，一个贫困的农村孩子，能当上演员，还能迅速斩获大奖，就像是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为何偏偏发生在郭晓东身上？
他的回答是：“我感谢改革开放。是时代造就了我，我感谢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如果有能力，别人不会因为你的出身去评判你。”“而且我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知识改变命运。所以我就觉得我必须得考大学。如果没有考上北影的话，我可能就会在村里摆个水果摊，办个小型养殖场之类的。”
他紧接着又说：“知识改变命运，尤其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真理中的真理。”
随着事业上的起色，像他曾经下定的决心一样，郭晓东在北京闯出了一些名堂。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关系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像他一样进入城市，站稳脚跟。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城里人和农村人相互关系的变革，而这种关系最集中体现于婚姻当中，于是“凤凰男”“凤凰女”等词出现并被频繁谈论。
在戏外，因共同出演电影《北国风》，演员程莉莎觉得郭晓东“特别踏实可靠”，便对他展开追求。可他面对与自己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的“娇小姐”，总是不自信，三番五次地拒绝程莉莎的示好。
在戏里，生活中被城里姑娘追求期间，电视剧《新结婚时代》向他递出橄榄枝，出演何建国一角。他看完剧本就表示“我是最适合演何建国的演员”，因为他和何建国一样，农村出身、善良淳朴，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且最终在大城市立足。在剧中，何建国跟在城市长大、家境优渥的顾小西结婚后，产生了种种冲突与矛盾。
▲电视剧《新结婚时代》剧照
2006年该剧播出时，恰逢国家从战略高度提出着力解决城乡矛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因为该剧触发了城乡关系变迁中的热点，旋即引发社会各界对城乡婚姻问题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也因此，随着这部剧的热播，郭晓东被大众所熟知。
郭晓东便不只是郭晓东本人，他在戏里戏外都代表了一个群体，一种新型城乡关系。
当然，农村出身的他也会时刻警惕戏中那些夸大城乡矛盾、刻板化污名化“农村人”的创作趋势，因为他就是农村成长起来的，他有自己的清晰认知和底线。《新结婚时代》的剧本中写到，有一次，何建国跟顾小西吵架后，跑出去喝闷酒，点了盘花生米。上菜时，他借着酒劲拉着服务员的手，唱《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看完这段郭晓东立马找到编剧王海鸰，“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情节。吵架归吵架，如果他这么做的话，是人品问题、道德问题。”因为他觉得，如果真按剧本演出来了，虽然会有戏剧效果，但是观众会觉得“原来农村人是这样的”。虽然农民身份曾让他自卑，但他不允许别人对之添油加醋地胡乱想象甚至指手画脚。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向来不许别人动剧本的王海鸰删掉了这段情节。
在戏中，跟着何建国一起经历、成长、反思，他认识到，任何一种家庭组合方式，都会存在不同形式的矛盾，不能因此就逃避。随着他慢慢打开自己的内心，在戏外，他和程莉莎走进了城与乡相结合的婚姻殿堂。
如他演的戏一样。
“最在乎的还是村里人竖起的大拇指”
想起当年考上电影学院这一改变命运的时刻，郭晓东依然感谢上天的眷顾，也感谢那些把他“捧”进学校里的乡亲们。
那一年，拿到录取通知时，就像逼着他离开校园的那30多块学费一样，贫穷的影子再一次结结实实地投向了他。给大多数金榜题名者的狂欢充当背景的，是他的愁眉不展：“天文数字”的学费不仅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还让父亲在贷款时遭受奚落，一个“你家还不起”的理由，只让父亲贷出了一点钱。最后，是村里的乡亲们七拼八凑才送他进了学校。
那个场景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子里：报到交学费的时候，他后面没什么人。可等他交完，后面排起了长长的队。就是因为老师数乡亲们给他凑的那堆毛票，数了好久……
随着羽翼渐渐丰满，自卑的伤口愈合后长出的是茂盛的反哺之情。家乡但凡有任何事找来，他总是一口答应。“就想为家乡人做点事，这不是责任，不是义务，说这些显得生分了。这是种幸福。”他常常调侃妈妈李乃凤是“郭晓东驻莒南办事处主任”，但凡周围十里八村知道他名字的人，都爱往他家跑，妈妈每天就承担各种迎来送往的接待任务。
“曾经，从村里走到镇上，就是一件天大的事，至少兴奋一个月！现在，从国内走到国外，都是一件平常的事，无关痛痒。每次，只有回到我的小村庄，才真正让我热泪盈眶。我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去年秋收，郭晓东带着妻子回家收玉米，喜悦和骄傲之情洋溢在社交平台上。
在个人身上，事业上的逐渐成功，让那颗自卑又敏感的心开始慢慢长出一层硬壳。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回过头看时，会重新反思和审视自己的经历，“很多人喜欢我身上的踏实、淳朴，就是那块土地孕育出了这种气质，我特别感谢它滋养了我。我感激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去逃避、不承认？”“我父母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性特别光辉的一面。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永远以这个身份为骄傲。”
在外在环境中，农民的身份地位逐渐在提高，农村的环境也越来越好，可以说当农民有了一种时代馈赠的底气。为他的自信充当底色的，是城乡鸿沟的缩小，是乡村在振兴的面貌，是农民挺直了的腰板。他喜欢听长辈们拉家常，家乡的每一处变化都让他特高兴。“听说现在种小麦就能有补助了，以前都没听说过，多好！”
《大校的女儿》《江山美人》《推拿》……已经拥有很多代表作的他，还是最想回老家拍戏，甚至想自己筹拍一部讲沂蒙山故事的戏。每次站在家乡的土地上，“感觉就是不一样”。
“还想拿什么奖吗？”
“其实我最在乎的，还是全村人能在我父母面前竖起大拇指。只要顺着这个初心去发展，永远不会出错，不会走偏路，这条路一直走到底，都会是一片光明。”
是农民，也为农民
“谦虚地骄傲着”，是郭晓东对自己的评价。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明星”，只是从事着演员这个职业罢了。“这个工作确实常常在聚光灯下，但不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不喜欢被太多人关注，甚至不太会跟别人交流。”
但演员这个职业，又给了内心丰富的他一个表达的出口。“我把我所有的感受和表达都融进了角色中。”在他眼中，演员是“一汪清水”，角色是“容器”，水放进容器中会变成不同的形状——演员演绎出不同性格和特征的角色。想要赋予人物灵魂，只要往容器里滴颜料就可以了。“五彩缤纷的色彩便是丰富的人生阅历。”
“羡慕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吗？”回顾那段种地打工的卑微岁月时，我们不禁问道。
“不。人生就得像一个大的交响乐，各种乐器都得有，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这样你才会觉得生命是非常有色彩的，是很雄壮的。生命就得绽放，就得生如夏花。否则一生就太平淡了。”
虽然已经40多岁，但他感到人生的“交响乐”还有很多高潮，“还有很多力量没使完，好像才刚刚开始爆发，刚刚开始蠢蠢欲动。”他觉得这个年纪正是出作品的时候，因为不仅积累了那么多的经验，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对自己身份和经历的重新审视和体认。
正如冥冥之中和“焦裕禄”的相遇。
翻阅焦裕禄资料时，他记得有个细节说焦书记身上不能带钱，因为只要遇到需要帮助的百姓，他就会把钱发给大家，以至于自己老婆孩子都要饿肚子。看到这个细节时，郭晓东突然哭了，突然懂了焦书记的好，懂了他的难，懂了他的坚持，懂了他的“轴”。“因为我真的经历过身无分文的日子，经历过吃不上饭连尊严都没有的日子。”正是这种体认，让郭晓东想为农民做点什么的心，超越了以前只想把农民演好的诉求。
知道农民的苦，才知道想为农民做事的心，这让他觉得“特别适合演焦书记。”“而且在当前这个物质时代，我想唤醒快被人们遗忘的精神。而焦裕禄对他人的遭遇与疾苦感同身受的能力，是可以跨越时代引起共鸣的。”
终于，时隔58年，兰考那一棵棵稳扎大地的“焦桐”，又迎来了他们的“焦书记”。
终于，那个曾经想要逃离农村和农民身份的少年，伴随着城乡关系的变迁和自己的成长，用演员作为桥梁，在自己和角色之间的相互体认，认同了不同时期的自己，也回馈着那片滋养他的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