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今天，我的世界，一颗流星坠落天边。
从此，我失去了大山的依靠。
我也从一个被父亲宠坏的孩子，一夜间，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担负起照顾一家的重任。
姐姐比我大五岁，在我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她已经懵懂记事了。她曾经跟我说，父亲每天五更早起没吃饭便去生产队干活赚工分了，回来有一件事是一定要做的，那就是抱着我去骑牛。无论我在家如何哭闹，一旦骑上牛便眉开眼笑了。父亲因此不止一次被村里人笑话，但他却只是看着我，乐呵呵地，很满足的样子。
打小，家里但凡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首先想到便是给我留着，即使我已经离开家乡踏上求学道路，这个习惯也还没改变。村里面但凡熟悉的人，都笑我是“少爷”做派，我也经常以此自居，却从不知道，我这“少爷”风光的背后，其实包含着父母多少的愁绪。
小学，初中时期，我的聪敏曾是家里人的骄傲。当我以优秀的成绩保送到上虞中学以后，我才发现天外有天。而我也曾偷偷半夜起来励志，模仿先生刻“早”的举动，但在一次次落败后又变得一蹶不振。看到父亲开完家长会后紧锁着双眉，我已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没有预想中的打骂和呵斥。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假如我不能考上大学，我就是要戴着厚厚的镜片在田里插秧的。
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看着寒碜的分数，我毫不犹豫的在第一志愿填上了北大，在第二志愿填上了清华。我想，万一有人不敢填呢，我可能还有机会致于后面的那些志愿，则被我随随便便地填上了同一个校名——“文理学院”。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不可能去那种学校读大学的，我可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迟早要去拯救世界的。
眼看着同学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终于感觉到了无望。便启口想要复读。农村里是很难接受高考落榜生复读的，父亲是村干部，那时候在村里是有威望的，但我却以实际行动，对他的威望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父亲还是央人托了关系，帮我说好去东关中学复读。为了我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理想，倔强如父亲，样样在村里称得上能手的父亲，从来没有低声下气求人过的父亲，第一次弯下了脊背。
最终，我还是“如愿以偿”的去文理学院拯救大众了。从此天高海阔，家里便见不到“少爷”的影子了。高中时候借口读书忙，大学里的借口便是当学生干部工作忙。而我并不知道，每逢节假，母亲多少次在村口翘首以盼，父亲在多少个夜里唉声叹息。
2002年，也就是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全国房价在一片唏嘘声里强势崛起，我也因此产生了购房的念想。当我把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父亲什么也没说，默默的抽了根烟，问我，要准备多少？我伸出两只手。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其实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父亲却只对说让我过几天回来取钱，我便高高兴兴的回去了。我虽然读的是文科班，却并不熟悉“一分钱困死一位英雄”的掌故。我以为我的父亲无所不能，就像小时候一样。我只知道他给姐姐打了电话，又去银行里来回跑了好几趟。
从高中时候开始，便很少回家的我，这段时间，回家的频率却一度激增。几天后，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大叠现金和几张存单。我记得父亲分明用粗糙的双手，不舍的在存单上轻抚，宛如一位钢琴师在最后弹奏他的成名曲。
“儿子大爷，能不能再等几天？”
“爹！等？怎么可能，如果我不去买，那房子就要被人买走了！”
“可是如果再有三天，便会有利息。”
“多少？”
“好几十呢！”
“这点钱算什么，零头都没有，不用等了，我下午还去交钱那。”
最后我如愿以偿。然后便没有回家。
直到母亲的一个电话。
嘈杂的环境里隐隐听到母亲用带有哭腔的声音告诉我，她是背着我偷偷打的电话，似乎父亲这段时间身体很是不适，但是却没打算告诉我。
一开始不以为意，人难免会有头疼身热，胃疼对于父亲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母亲却告诉我，父亲这段时间明显偏瘦，而且开始吃不下饭，电话到此断了，我听到了父亲的呵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害怕了接家人的电话。
从那以后，每次家里来电话，我都会不自然的想起那晚的通话，以至于到了现在，接到母亲或者姐姐的电话，我都会下意识的认为，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没有照顾到，家中又有什么变故发生。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回了家。前一天的夜里，我领教了黑夜的力量，他把我压在地上，无论怎么反抗，都无法掀开，于是我明了了，原来那叫失眠。岁月在父亲不算英俊的脸庞上刻下了属于他的印记，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居然一直没有好好端详过父亲，小时候坐在自行车后架以为最是伟岸的身躯也已经初显伛偻。
“回来啦——”“嗯”
“没事，就是胃疼，老毛病了，忍忍就好！”
“还忍……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出事的，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你万一有事怎么办？有病就看，怎么会这么，这么……”我大声的说话，以至于脖子上绽出条条青筋，最后我还是留住了“愚蠢”两字，因为父亲用愕然的眼神看着我，仿佛从来没有见过我。
在前往人民医院的路上，车里的一家人都在沉默。在父亲按照约定走进胃镜室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其实这段时间她也是整宿整宿没睡，在被疼醒的夜里，要强的父亲为了不影响母亲休息，独自扶墙下楼，他不知道，母亲其实在背后偷偷的抹着眼泪到了天明。
一周后，父亲被诊断出患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联系好了浙一医院，并且住了下来。手术那天，早上八点多进的手术室，说好是四个半小时的手术。可是当看到屏幕上一个个和父亲同时推进去的患友已经离开，甚至比我们后来的也已经离开手术室之后，我和姐姐在手术室门口，已经无助到了害怕的地步，我终于放下了虚伪的镇定大哭起来……
然后就是住院，回家，化疗，住院……来回奔波于上虞和杭州两地，我感觉我把一辈子的车都坐完了。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我眼里成了可怕的代名词，因为父亲被告知要回上虞修养了。
那天他高高兴兴的起来，梳理了自己泛白的鬓发，念叨着自己那些许久不见的老友，说回去一定要好好和他们喝两盅，杀杀他们的威风，当年出演“林海雪原”的杨子雄可不是盖的……
然后父亲看着我说，这个病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好，你虽然长大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等我出院，我还是要去找找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帮你再凑一凑，看病也花了不少钱了……
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父亲的担当。
在上虞住院的日子，我们已经知道，父亲陪我们的日子不多了。于是，我每天做完所有该做的事务以后，不管九点，十点，都会去医院。有时候妈妈已经陪着爸爸睡下，有时候他们一直醒着等着我的到来。我又想去，又怕去，怕看到爸爸的眼神越来越迷茫，连儿子也开始记不起；怕妈妈眼里的不舍，淹没了我的心碎。再后来，我每天都去，因为再不去，就不用去了。
直到现在，我路过那层楼，我还有下意识的回过头，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出生以后，母亲和姐姐便经常用那时候哄我的歌谣来继续哄我的儿子:阿刚要骑哗哗牛，阿满也骑哗哗牛。只不过父亲已然不在，那头牛也换成了摇篮。照片里的父亲还是微笑地看着，乐呵呵的，很满足的样子。
2016年6月17日凌晨，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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