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月一开始，胡尹萍过的就完全是爱尔兰的时间，为了完成爱尔兰“绿帽子节”的150顶帽子订单，夜晚变白天地连轴转，不出差错如期赴约，是她手头最要紧的事。
飞针走线完成这批订单的人，是胡尹萍远在老家的妈妈和妈妈身边的一群阿姨。阿姨们第一次知道，每年爱尔兰都有个节日——圣帕特里克节，又叫“绿帽子节”，节日期间所有人都戴着各式各样的绿帽子在街上游行。胡尹萍去年就和当地组委会进行了接触，但因为时间紧张还是错过了。今年，她牢牢踩准了时间点。阿姨们为此还专门建了群，每天在群里讨论花形、款式。
四年前，胡尹萍偶然撞见妈妈背着自己织的毛线帽子堆成小山，便开始以“小芳”的名义付费收集妈妈编织的毛线帽，并对妈妈谎称是北京的外贸公司收购的。2016年她把收藏的帽子办了一场艺术展览——《小芳》，最近两年，《小芳》这个艺术项目带着妈妈织的帽子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香榭丽舍大道的展厅、美国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现场，当然还有这个三月的爱尔兰“绿帽子节”……
家乡的阿姨们听说胡尹萍妈妈织的帽子被北京的外贸公司收购，纷纷要求加入，“被动”的胡尹萍只好顺水推舟也收购起阿姨们织的帽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尹萍越来越感到： “我面对的帽子不是冰冷的工业机器产物，而是带有温度和热情的手工织品，它们在生产的过程中伴随的不是轰鸣的机器，而是妈妈们的欢声笑语、闲话家常。”
为了让小镇里五十多个“妈妈”的一针一线更有价值，胡尹萍萌生出为她们创立一个品牌的念头，就叫“胡小芳”。虽然创立品牌的路并不好走，她一直在努力，即便最终《小芳》以一种艺术方式存在，她也觉得值。
“租”来“小芳”和妈妈做生意
2009年胡尹萍来中央美院上学前生活在四川，毕业后从事雕塑艺术创作。她和先生都是北漂，和普通的北漂小夫妻一样，每到年关“回谁家过团圆年”就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商量来商量去两人定好一个规矩，“一年婆婆家一年丈母娘家”，一碗水端平。
“这么算起来其实十年间就只有五个春节能回自己父母家。我妈妈今年六十多，爸爸七十了，我能去看他们的时间掰手指都能算得出来，和父母养我的时间一对比，我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有限了。”
想把父母接到北京尽孝，但胡尹萍发现父母其实也离不开老家， “老家不但有爷爷奶奶需要照顾，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老家更自由，我不能牺牲他们的自由，硬让他们来北京。”
偶然间，胡尹萍发现妈妈打毛线帽的秘密。
2015年9月，胡尹萍到成都去看展，因为离老家很近，就想回趟家。她特意没打招呼，没想到一进家，两个大大的麻袋堆放在屋里，很扎眼。打开一看，装得满满的毛线帽，全是千篇一律的老太太帽子，暗沉沉的颜色。她很惊讶， “怎么织这么多帽子?”妈妈先说是打发时间，后来才告诉她，这些毛线帽是等着收购的人来镇里收走，每顶帽子能卖六块七。胡尹萍特别心疼，“这得是她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织的。”
她试探地问妈妈，“干吗织这么多呢，要不你一年就好好织几件卖给我吧。”妈妈却觉得荒谬：“哪有自己人挣自己人的钱!”
后来胡尹萍发现，整个小镇的妇女都在织这种劣质的毛线帽。有人从外地来会到很多村子里去收手工织的老太太帽子，收购价格特别低廉，每顶六块七，拿去批发却要卖三十块。
通过“侦查”她了解到，那些收购者还是“挑着收，要织得好的、编花复杂的”，而且还要自己买线，“我专门称了一下，每顶帽子要用二两八左右的毛线，按最便宜的线买，也需要三块多，这意味着费劲织一顶帽子只挣了不到三块钱。”妈妈存放的那一大麻袋帽子，可能几百块钱就被收走了。
妈妈整个冬天都在家里一直织，因为毛线很粗糙，手磨得很痛。胡尹萍特别憋屈难受，可是又没办法，“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愿意白白接受我的帮助。”
回到北京，胡尹萍总惦记着这件事，但她明白谁也别想改变谁。她每个月给家里打钱，但是妈妈永远第一时间都存到银行。 “他们习惯了过非常勤俭的生活，不让她织她还会别扭。”
“实际上不改变她也可以去想办法顺从她。她愿意织，那我就变相自己来收购好了。”她马上找到自己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也是大学六年的室友来帮忙——让她化名“小芳”、虚构成外贸帽子收购商，联系妈妈谈订货签订单，自己出钱支付给妈妈劳动报酬。好朋友很理解胡尹萍突然冒出的这个想法和她的心情：和上一代人的沟通很多时候并不能靠讲道理来实现。
有公司有地址有联系人，通过“小芳”的接洽，和妈妈“谈生意”的过程很顺利。
妈妈焕发出一种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生机
最开始胡尹萍从网上买毛线，寄给妈妈，说是小芳那边出毛线，让她织完寄给小芳，小芳会支付酬劳，25块钱一顶，织得好小芳还发点奖金。
“我买的毛线都是纯羊毛的，日本进口的，妈妈跟我讲：‘小芳给我的毛线都很好，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织过那么好的毛线。’”胡尹萍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妇女，很本分地想：人家给我这么多钱，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人家织好看点?于是，织着织着开始变着花样织，发明了很多帽子，还自己发明了名字。
“她来过北京，在她的印象里，北京的风好大，雪也大，对北京的这种印象让她发明了‘风雪帽’,她还发明了一个‘带带帽’，帽子的带子很长，可以系上包住脸。”
最初给小芳寄快递的时候，胡尹萍妈妈都写老伴的名字，不愿意写自己的名字，认为男人才是家里的支柱。“后来她靠这件事挣钱了，在家里有了一定的地位，她主动说‘写我的名字’。她还告诉我，‘别人都非常嫉妒我，这么好的毛线别人见都没有见过，我每次拿出来人家都说让我分一点毛线给她们,我舍不得给。’她学会了拒绝，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妇女，以前哪会拒绝?”
胡尹萍发现，妈妈为了让这些发往北京的“订单”更好看更吸引人，慢慢开始琢磨更复杂的编花，尝试搭配多种颜色。“她变得会时时留心观察身边的一切，像看到电视里打劫戴的头套，她就织了一种只留两只眼睛的帽子，还有像飞碟一样的帽子，这些创意我绝对想不出来。”这些变化，让胡尹萍感到妈妈焕发出一种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生机。
妈妈经历过物质最匮乏的时候，“她嫁进门后，一家老小穿的毛衣都靠她织。那时候哪有成品卖呀，有一个会持家过日子的主妇，一大家子人便能吃饱穿暖。”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镇里家家还要赶着骡子去交公粮，那时粮票、水票是家里最宝贵的。
从小就穿妈妈织的毛衣的胡尹萍，到县城上中学时，发现满大街开始流行双星、美特斯邦威…… “那时从心里开始嫌弃穿妈妈织的毛衣，再也不要穿。一天只到食堂打一顿饭吃，从嘴里省出钱来也要买一件美特斯邦威。”忽然之间，妈妈织的东西全都不受欢迎了。
接到小芳订单不到半年，小镇里的阿姨们也都参与进来，妈妈不但帮着招呼组织，还替阿姨们出头谈价格，“我们织的款式复杂了，价格是不是要给高点?”
胡尹萍发现，妈妈的自信心也因此逐渐提高，并且在生活中变得有了自我，不再只是围着一日三餐转。“我希望她尊重她自己，不再为我或是这个家庭而活。”
尤其是上网、发微信、发快递等等这些与从前大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妈妈特别积极地去学习、去接纳，像变了一个人。“学会微信，就开始骚扰我了，我开着车的时候经常跟我语音聊天。”胡尹萍觉得，这个技能让妈妈的自我价值得到满足，有了存在感。
镇上的麻将馆倒闭了
为了圆这个“谎言”，多年独自“北漂”的胡尹萍让自己从老家“蒸发”，“我必须把这件事维持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包括自己的大家族、同学、朋友。”她的微信屏蔽了几百人，“微信里任何一个陌生人我都会研究一下，任何小学同学的聚会我都不参加”。
为了不露出马脚，这种小心翼翼曾经让生性爽朗的胡尹萍很是抓狂，“刚开始和妈妈通话都要录音，不然下一次都不知道上一次怎么说的。”后来她刻意保持距离，完全交给小芳来做。庆幸的是，经过自己的“周密策划”，至今没有引起妈妈的怀疑，妈妈一直带领着阿姨们沉迷在用双手赚钱的幸福中。
也遇到过惊险的状况，有次老家麻将馆的老板娘突然找到小芳吵架，原来那阵子小镇的阿姨们拼命织，都没有人去打麻将，镇上的麻将馆倒闭了。小芳说：“我可以跟阿姨说让她们回去打麻将，我不留人的”。老板娘同时也托了人喊阿姨们回来。“我打麻将要赔钱，来织帽子要挣钱的。”结果阿姨们都不回去打麻将。
“第二天老板娘又来了，这次没吵，在一起待了一天，后来她自己带着二斤毛线也加入进来，学织毛线。然后就是我上个月回家，看到KTV老板娘也在织毛线!”
胡尹萍不想让妈妈知道真相的原因很简单，“我在乎跟我母亲之间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她现在很自由、很开心地在织帽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一旦知道真相，她立刻会担心，花了这么多钱收帽子，还让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个，你钱从哪里来?这些帽子有没有卖掉?你生意好不好?你有没有赔?这种焦虑不会让她开心，那我觉得就没必要。”
胡尹萍和小芳同时准备好了几套应急方案。胡尹萍相信和小芳18年的情谊，小芳也始终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不遗余力在做，“她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就是小芳了。”她俩想尽最大程度保护好母亲，“就像小时候妈妈保护着我们，让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社会美好的事。”
保护妈妈是胡尹萍的底线，就像自己北漂的时候，无论有多难，向家人展示的始终都是自己最好的一面，彼此间都不想让对方有过多的担心。
漂洋过海参与美国街头游行
妈妈织的帽子胡尹萍不舍得卖掉，索性都收藏起来，做成一个特别的艺术项目——《小芳》，通过展览与更多的观者分享。“有的藏家看上了我也不卖，让对方收藏一段时间还要还给我。”
2017年3月，从纽约来的一个访问者跟胡尹萍谈起需要手工编织的粉色毛线帽，给反对特朗普的女性佩戴。胡尹萍随即捐了一些粉色手工帽，于是，四川乡村妇女们亲手编织的毛线帽漂洋过海到了美国，成为了美国街头游行时的佩戴物品。
“她们没出过国，但织的帽子出国了，她们也可能都不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但她们做的东西跟美国总统发生了关系，这让她们的存在感爆棚。”
胡尹萍发现，很多阿姨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她们喜欢把动物、植物用毛线编织出来。
2017年年底，为了持续激发这些“妈妈们”的创造力，胡尹萍开始策划“制造”一场法国比基尼大赛。小芳要求阿姨们在织这些比基尼的时候，是为家人而织，或是儿女、兄弟姐妹……
一年过后，85件最好的手工比基尼完成。她把这些比基尼拍摄下来，并PS到全世界最顶级模特的数码照片上。在这个过程中她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创意，比如两只在草丛里谈恋爱的瓢虫，高速路与红绿灯……胡尹萍说：“它们要穿在最美的模特身上，穿给全世界看!”
2018年年底，“毛线比基尼秀”在北京的箭厂空间展出，胡尹萍为这个艺术项目取名《雪白的鸽子》，她相信在未来这些质朴又充满灵性的比基尼会登上真正的舞台。
她们像回到年轻时候的大集体生活中
“小时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那些阿姨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胡尹萍的整个童年在小镇度过，妈妈以前是缫丝厂女工，一出生她就被小棉被包裹着放在浸着热水的蚕茧箱上，这个来逗一下，那个来哄一下，从小就在缫丝厂被阿姨们轮流抱大。胡尹萍对那个时代的集体生活怀有深深的情结，以至于压力大的时候，也“不忍心彻底掐断她们的‘生意’，只能在订单上提高要求、设置一些门槛。”
面对五十多个阿姨提出“多点订单、涨点工钱”的要求时，她更多是满足她们，“小芳说我这样不对，有点儿太宠着她们了。前两天她们还在向小芳提要求，‘过年大家都很忙，这批绿帽子你们提点儿价吧?要不给我们发点儿奖金吧?’”
织帽子已经是阿姨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她们像一支小分队，白天织帽子，晚上去跳广场舞，宛若回到年轻时候的大集体生活中。她们的想象力经常让胡尹萍感到震惊，“绝对不是受过系统训练的僵化的脑袋能想出来的。”
压力大的时候胡尹萍也想过出路，尝试开了网店，但订单寥寥，“为了不伤害妈妈们的手，我给她们定的都是很好的纯毛毛线，比较贵。各种成本算下来，定价一百多一顶的帽子不太能打开很好的销路。”
胡尹萍一直靠做别的项目挣钱支撑着这些订单，她先生特别支持她。小芳最开始出于朋友情分来帮忙，在和阿姨们接触两年多后，她辞了职，把心思专门放在做这件事情上。胡尹萍很感动，更多的是于心不忍，“她有家庭还要养小孩，做这个一直不赚钱还要搭上很大的精力”。
经过“妈妈们”一针一线编织、实实在在付出劳动的帽子，不但和美国总统挂上了钩，还要去爱尔兰过节，这不仅仅让阿姨们兴奋，也促使胡尹萍进一步思考，如何为帽子们找到销售出口，但是，“打造一个品牌，这个体系比我的想象庞大得多。”
对内隐瞒，在外开花，也让胡尹萍陷于矛盾和尴尬：一方面她尽力保护着妈妈的自由创作，不想被戳穿;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能被更多人关注，“往往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媒体找上门，一边是我要谨慎选择然后拒绝掉很多。”
胡尹萍的需求很简单，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喜欢小镇阿姨的手工织造，更希望为它找到适合的品牌合作方。
文/本报记者李喆
供图/胡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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