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富强却二世而亡的朝代有两个，秦朝和隋朝。
秦朝国祚15年，隋朝国祚37年。
隋朝既强且富，这几乎是共识。
隋朝究竟有多强大呢？在南方，一举扫灭南陈；在西方，胖揍吐谷浑；在北方，让突厥俯首称臣。除了东征高句丽没捞着好处，隋朝在军事上几乎是无往而不利。
至于隋朝的富庶，更是历来令很多人津津乐道，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所说“按古今称国之富者，莫如隋”。唐太宗也亲口说过，隋文帝末年，国家粮仓里储存的粮食，能供天下吃五六十年（《贞观政要》）。这也为考古所证实。1970年，洛阳博物馆对隋朝含嘉仓遗址进行发掘，掘出将近300个粮窖，大窖可储存粮米一万多石，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其中一个仓窖内尚留存炭化的小米约50万斤之多。这些足可反应出隋朝的富庶。
但如此富强的隋朝，为何就二世而亡了呢？
含嘉仓遗址
治理国家，一直有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藏富于民”的富民强国之路，这种思想以儒家为代表，荀子有云：“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另一条是牺牲百姓利益的富国强兵之路，这种思想以法家为代表，商鞅就说过：“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隋文帝走的，恰恰是法家的路子，以致国富民穷，留下速亡的祸根。这可以从他设立“义仓”一事情上看出来。
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下令，在天下各地设立义仓。要求所有家庭在秋收之日，“出粟、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义仓建立之初，由乡里的社司掌管，“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没过两年，隋文帝便觉得老百姓有问题，太不珍惜义仓的储粮，使用过于随意，起不到防灾御患的作用。于是先后将北边诸州以及关中大部分地区的义仓粮食，收归州县管理。
以前都是丰年多交，凶年少交，现在不管年成如何，一律按照户等征收，“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于是“所在义仓，又皆充满”。这样，本来是农民自筹以防灾荒的粮食，反倒成了田租、户调以外的一种附加税。
由此，便不难想象，隋朝官仓里的粮食何以那么多。而与之对应的，则是苦不堪言的百姓。这并非是无根据的揣测，隋末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饿殍遍地但官仓满是粮食，却又未见灾荒的记载。是以当时起兵造反的人，为了招兵买马，常见套路就是攻占粮仓，然后开仓放粮。
比如刘武周，他本不过是马邑郡的一个武官，是什么让他有胆子造反？因为他看到“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另一方面却是“仓内积粟皆烂”，所以他试探性地拿这事来刺激百姓，结果“皆发愤怨”。于是，刘武周手起刀落，杀了王仁恭，然后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很快便招到了一万多人马。
再如李密。大业十二年（616），翟让以韦城瓦岗寨（滑县南）为据点，起兵造反，也就是俗称的瓦岗军。李密投奔翟让后，建议翟让攻打洛口仓。他指出，当今“海内饥荒”，只要攻下洛口仓，开仓放粮，百姓自然争相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翟让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老弱襁负，道路不绝”，兵马由此发展至数十万。
除了粮食，在户调的绢布方面，亦有端倪。隋文帝即位以后，灭南陈，败吐谷浑，击突厥，几乎年年都在打仗。我们知道，打仗等同于烧钱。按理来说，隋文帝虽然摘了北周的桃子，但连年用兵，财政不出现大的倒退都算不错的了。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意料。根据《隋书·食货志》记载，文帝曾对伐陈有功的将士，大行封赏，一次便赏出绢布共计三百余万段（二丈为一段），“其余出师命赏，亦莫不优隆”。史官给算了一笔账，当时光赏赐出去的绢布，每年就要用掉数百万段，可是“府库曾无减损”。到了开皇十二年（592），也就是灭掉南陈三四年的光景，竟“库藏皆满”。隋文帝“于是乃更建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
一个连年有战事，且大赏军功的朝代，国库的绢布居然越来越多，岂不蹊跷？
所以对于隋朝的富庶，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经济相当进展，吾人固不否认。然此只官家从严重剥削所表现之一面，百姓方面并未作平行式的推进，或者官家愈肥，民间愈瘦，唯其如此，才晓然隋末革命何以发生急剧的变化，亦即由迟缓的量变进到迅速而突然的质变。
隋文帝拼命敛财积粮，结果却是帮助敌人，埋葬自己，想来真是讽刺。
隋炀帝穷奢极欲、好大喜功
其实，隋文帝留下的巨额财产，首先引来的倒不是外贼，而是隋炀帝身体里的心贼。唐太宗曾分析隋炀帝的灭亡之因，《贞观政要·辨兴亡》：
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隋炀帝是出了名的穷奢极欲。他即位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营建东都洛阳。整个洛阳城规划面积非常大，“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虽然工程浩大，但修建速度奇快，仅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便告完工。因为每月役使民丁高达200万人，而且官吏督促得非常严急，“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纵使有些夸张，可就算死十分之一，亦是个吓人的数字。
同年，隋炀帝又在临淮建都梁宫，大业三年（607）八月，又在太原修建晋阳宫，四年四月，汾州起汾阳宫，十二年正月建毗陵宫。此外涿郡有临朔宫，北平有临榆宫，渭南有崇业宫，鄠县有太平、甘泉二宫，江南有丹阳宫，可以说是无日不营宫室。
隋炀帝到处修行宫，自然是为了巡幸。他即位仅三个月，便幸洛阳，第八个月，又跑江都去了。有人计算过，隋炀帝在位将近19年，可呆在长安的时间，居然不满1年。真可谓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
穷奢极欲，往往与好大喜功相表里。在修建洛阳城、都梁宫的同一年，隋炀帝又下令开始修建运河。运河前后修了6年，这项工程究竟动用了多少民工，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说“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按大业五年（609）全国人口4600万，除去妇女、小孩、老人，男丁怎么也得有1700～1800万。可这么多的男丁，居然还不够役使（当然，不只是修运河），这是一种何等景象？不论运河给后世带来了多大便利，隋炀帝出于何种修建目的，修运河绝对是促成隋亡的重大原因。
民力已经被透支到了极点，隋炀帝犹自不知。运河刚竣工，隋炀帝马不停蹄，又调动了100多万的军队，于大业八年（612）春，征讨高句丽。最终到达前线有35万人，结果被打得只剩下2700人。随后又于大业九年、十年两征高句丽，好处依旧没捞着，可连年不断的徭役、兵役，他的子民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迎来了起义大爆发。隋朝就此覆灭。
隋文帝在攫民之财以富国的同时，也在积累社会矛盾。隋炀帝既接下了他老子留下来的财富，也接过了社会矛盾的担子。隋炀帝恃国之富，穷奢极欲，好大喜功，完全是在旧有矛盾上火上浇油，其亡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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