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转喻构词理据对比研究
卢卫中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摘 要：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理论为指导, 考察转喻作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在英汉构词中的作用, 揭示了转喻构词的方式和规律, 证明了转喻是英汉构词的重要方式, 指出了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异同并分析了异同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 就跨语言比较而言, 英汉语之间相似的思维特点和认知环境决定着转喻构词过程中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同大于异的趋势;而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如下三点:一是汉族人比英语族人更重形象思维, 故汉语中存在更多基于意象的转喻构词形式;二是汉族人早期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农耕特点, 这导致汉语中存在大量以动植物和农业生产为源域的转喻词;三是由于英语更适合功能转换, 而汉语则更适合事件要素之间相互转指, 由此导致英语中存在很多基于功能转换的转喻词, 而汉语中则存在大量由事件要素之间转指而构成的转喻词。
作者简介：卢卫中,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认知翻译学。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汉词汇对比研究:认知语义视角” (项目编号:11BYY114) 的部分研究成果;
文献来源：卢卫中.英汉转喻构词理据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2018,39(04):24-28 64.
1. 引言
与隐喻一样, 转喻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成为认知语言学领域另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 学者们已就转喻的理论及其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转喻的跨语言对比研究尚不多见。具体而言, 转喻构词属于认知词义学研究的范畴, 而英汉转喻构词对比则属于对比认知词义学研究的范畴。尽管对比认知词义学在其词义研究中已经涉及对隐喻、转喻等认知因素的分析, 但笔者认为, 已有的研究更侧重于描写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词义上的重合或差异, 而对异同的成因缺乏系统的剖析 (卢卫中2015:35) 。
鉴于此, 本文拟在已有的概念转喻研究的基础上, 系统考察该认知机制在英汉构词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力图指出两种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异同, 并分析异同背后的原因。
2. 概念转喻理论与国内外转喻构词研究现状
2.1 概念转喻理论
认知语言学认为, 转喻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根据Radden&K9vecses (1999:35) , 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某个概念实体 (喻体) 为处于同一认知域或者理想化认知模型 (ICM) 内的另一概念实体 (喻标) 创造心理通道。刘焱 (2007:136) 对概念转喻的含义做了类似的概括, 认为:转喻是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 是两个相关认知范畴 (往往属于同一个认知框架) 之间的过渡, 以一个概念为参照点 (始源概念) 建立与另一个概念 (目标概念) 的心理联系;最常见的转喻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转喻, 可以是整体转指部分, 也可以是部分转指整体。沈家煊 (1999) 指出了转喻的规律性, 即用突显的转指相对不突显的。鉴于转喻的普遍性, 可以认为转喻在语言结构的所有层面上都会起作用 (Dirven 1999:277) 。由于符号不局限于话语意义上的语言, 那么依此类推, 人类的一切自然的或非自然的符号系统都是转喻的 (赵彦春2017:84) 。
2.2 国内外转喻构词研究现状
Koch (1999) 提出如下一个理论主张, 即认为转喻远比隐喻更普遍, 而且对构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转喻构词现象进行了探索。在国外, Janda (2011:363) 认为, 已有的转喻研究 (如Lakoff&Johnson 1980;Lakoff 1987;Croft 1993;K9vecses&Radden 1998;Radden&K9vecses 1999;Panther&Thornburg 1999, 2007;Barcelona 2002;K9vecses 2010;Barnden 2010) 多集中在词汇转喻 (lexical metonymy) 上面, 内容涉及词汇转喻的描写方式及其与隐喻的区别等。Janda (2011:359)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俄语、捷克语和挪威语为例系统考察了构词中普遍存在的转喻, 其基本主张是:词干、词缀以及由这两者构成的词语三者之间的语义关系可以借转喻得以分析。为了研究的方便, Janda (2011:360) 对“词汇转喻”与“构词转喻” (word-formational metonymy) 这两个术语进行了区分, 认为:在词汇转喻中, 源域指通常与所说出的某一词语相关的概念, 靶域指实际可及的意义, 而语境则指话语中的其他剩余部分;在构词转喻中, 源域指派生过程中所依赖的来源词 (source word) , 转喻关系语境是词缀, 靶域则是与派生词相关的概念。而且, Janda (2011:362) 发现, 构词中的转喻类型 (metonymy patterns) 远比转喻的词汇用法中的类型要多得多。
在国内, 转喻构词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两类:一是单独的转喻构词研究, 如史锡尧 (1994, 2012) 、卢卫中 (2008) 、潘震 (2010a, 2010b) 等;二是隐转喻构词研究, 如曲占祥 (2007) 、黄洁 (2008) 等。显然, 汉语中此类构词研究的数量、广度和深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不难看出, 以上词汇转喻和构词转喻研究以单语为主, 多语研究比较少见, 跨语言对比研究则更少。本文拟以英汉转喻构词对比为研究目标, 考察英汉语事物命名过程中基于转喻联想 (metonymic association) 创造出的一些典型构词类型以及基于功能转换而创造的转喻词。
3. 基于转喻联想的英汉转喻构词对比分析
转喻最基本的类型是由事物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或者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转指而构成的, 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整体转指部分、部分转指整体以及部分转指部分这三种类型。
就事物命名而言, 以上这三种转喻类型具有如下认知特点:除了语言本身的因素之外, 人类在体验、认识客观现实的过程中, 倾向于从事物的突显特征出发来给事物命名, 或者优先处理易于引起自我注意的事物的特点。前者即认知语言学所谓的突显观 (prominence view) , 后者即注意观 (attentional view) (Ungerer&Schmid 2001:38-39) 。从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来看, 两者都属于部分转指整体的转喻。另一种显著情况是, 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表达的需要, 人类有时候也喜欢用概括的名称来转指具体的事物 (如用上义词转指下义词) , 以起到委婉等表达效果, 此类转喻属于整体转指部分的类型。人类给事物命名的第三种方式是借同一认知域中一个事物的名称来给相关联或者邻近的另一事物命名, 这种方式在认知语言学上属于部分转指部分的转喻类型。
当然, 除了以上这三种基本类型之外, 尚存在其变体形式。譬如, 部分转指整体这种类型至少拥有如下两种变体形式, 即借事物的功能或属性转指事物本身。笔者认为, 以上这些基本类型及其变体形式都可以作用于英汉构词过程。
3.1 由整体与部分之间转指构成的转喻词
依据事物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转指关系给事物命名, 这是英汉语言里共有的构词方法。首先, 部分转指整体可以构成词语。例如, “见面”的字面义是“见到面孔”, 实则指“见到整个人”, 因为脸/面是人们相遇并进行交流的关键器官, 因此这是以面代人的转喻用法;“新手”是以人的关键劳动器官“手”转指“人”本身;“口齿伶俐”包含着双重转喻 (double metonymy) 机制:一是以部分典型发音器官转指所有发音器官, 二是以发音器官转指言语。英语中也有类似的构词用法, 如“farmhand”字面义为“农场手”, 转指“雇农”、“帮工”;“mother tongue” (字面义为“母亲的舌头”, 转指“母语”) , 其构词过程也是双重转喻机制作用的结果:一是以“母亲的舌头”转指所有发音器官, 二是以发音器官转指言语。
其次, 整体转指部分也可以构成词语。例如, 汉语里“手表”中的“手”是个模糊概念, 用来转指“手腕”, 因为准确地说表是戴在手腕上的———相比而言, 英语对应词“wrist watch” (腕表) 属于精确表达。英语里的“to comb one’s head”字面义为“梳头”, 并非指“梳理整个头部”, 而实际上是指“梳理头上的头发”。
由此可见, 在两种语言里, 部分转指整体构成词语往往发生在典型器官与人或其语言之间, 即人们可以用参与某种活动的典型器官转指人或其语言;而整体转指部分构成词语, 条件一般是该整体概念可以模糊地指转指其组成部分, 如用“手”转指“手腕”、用“头”转指“头发”。不难看出, 两种语言在此类转喻构词上, 差异不明显。
3.2 由功能转指事物构成的转喻词
对于工具或物品类事物, 人类看重其作用, 因此, 汉族人倾向于从功能的角度给此类事物命名, 由此构成的词语可以说是功能转指工具, 即部分转指整体的转喻机制作用的结果。譬如, 汽车有一种构件的主要作用是减轻汽车颠簸、震动的程度, 便称此构件为“减震”。生活用品中此类构词很多, 如“挖耳”、“顶针”、“拂尘”、“垫背”、“围脖”、“披肩”、“裹腿”、“护膝”等。尽管这些词语在传统构词法上都列入动宾式构词这一范畴之中, 但他们却履行着名词性工具的作用。
而在英语中, 人们经常使用“动词 -er”的构词方法来给器具命名, 以实现类似的构词功能。其中, 动词表示功能, “-er”表示器具类名词后缀。此类单词有“damper/absorber” (减震) 、“sharpener” (削笔刀) 、“boiler” (煮器) 等。
相比而言, 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汉语中, 此类词语整体上由一个转喻语素, 即功能语素构成;而英语中, 此类构词则由两个转喻语素构成:前者表示功能, 后者系一个器具标志。由此可见, 这是由英汉两种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所决定的。
3.3 由属性转指事物/人构成的转喻词
面对周围众多的事物, 人类擅长选取事物的突显属性或特点给事物命名。王天翼、王寅 (2017:12) 指出, 人们通过“体认” (即“互通体验”与“认知加工”) 感知到某事物的一个特征, 就据此来为其命名, 从而出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现象, 并据此提出了“命名转喻观”。人类思维的这种灵活性和经济性, 体现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构词过程之中。这种转喻构词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依据颜色属性给事物命名。汉语中的此类构词至少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一是颜色词的命名, 如“桃红”和“橘红”是依据水果“桃子”和“橘子”的颜色来为这两种红色命名, “酱紫”是依据食品“酱”的颜色为这种紫色命名, “土黄”是依据“土壤”的颜色为这种黄色命名;二是粮食名称的命名, 如“黄豆”、“黑豆”、“绿豆”, 皆依据颜色给粮食命名。
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命名方式, 如“black” (黑人) 是用黑色转指黑皮肤的人种;“blond” (金发男子) 是用金色头发转指长着这种头发的西方人;“blue blood” (贵族血统) 是用贵族血液的典型颜色转指贵族;“a red-letter day” (节日) 是用红色字体转指节日。虽然英语中人们偶尔也会用植物的颜色如“barley” (大麦色) 转指长着这种颜色头发的人, 但这种用法并不常见, 更不具系统性。
就跨语言比较而言, 汉语中此类转喻多与农业和粮食作物的颜色相关, 而英语中此类转喻则多与人的肤色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族人的早期社会生活具有典型的农耕特色, 而英语族人则更重视肤色与种族或阶级差异之间的关联性。
2) 依据形状属性给事物命名。汉语里的此类构词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纯形状词, 如“木耳”因木头上长出的菌类状似耳朵而得名, 这首先是基于形状相似的隐喻联想 (metaphorical association) ;其次是用植物的形状转指植物本身, 这又是转喻联想的结果。另一种由“形状语素 类别语素”构成, 如“回形针”、“冰糖”、“砂糖”、“片剂”、“块煤”、“砖茶”。显然, 此类构词也是隐喻联想和转喻联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汉语重形象思维, 故此类基于形状的转喻词比较常见。而英语中则比较少见, 如“sea anemone”, 字面义为“海银莲花”, 转指“海葵”这种海洋动物。这个命名首先涉及隐喻机制, 即用陆地上形状与这种海洋植物相似的银莲花来作比, 而该隐喻的认知基础又是转喻, 即用银莲花转指其形状。值得一提的是, 其汉语对应词“海葵”是借陆地上的“向日葵”作为喻体。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在于两者皆以花作比, 不同之处则在于花的品种不一。这说明英语族人对银莲花非常熟悉, 而汉族人则更熟悉向日葵。
3) 依据声音属性给事物命名。汉语里的此类构词也比较常见, 如动物类的“知了”、“蟋蟀”、“蝈蝈”、“蛐蛐”、“布谷鸟”、“娃娃鱼”等, 皆用声音转指发出这种声音的动物;物品类的“辘轳”、“乒乓球”、“呼啦圈”等, 用声音转指发出此类声音的器具或运动项目。英语中此类造词则比较少见, 如“cuckoo” (布谷鸟) 。在此类命名中, 声音是动物或器具的典型特征, 故成为转指后者的首选转喻要素。
4) 依据描述对象的生存特点给动植物命名。首先, 在汉语中, 此类动物类构词主要由“方位语素 类别语素”构成, 如“壁虎”、“水鸟”、“海马”、“松鼠”、“水母”、“泥鳅”、“寄居蟹”。显然, 其中的方位语素系表明动物栖息地的转喻成分, 换言之, 生存方位参与此类动物名称的命名过程。其次, 此类植物类构词主要由“生长特点/方位语素 类别语素”构成, 如“向日葵”、“爬山虎”、“水草”、“土豆”、“地瓜”。同理, 其中的生长特点/方位语素系表明植物生存特点的转喻成分, 或者说, 生存特点/方位参与此类植物命名的过程。英语中类似的转喻词比较少见, 如“sunflower”的字面义为“太阳花”, 转指“向日葵”。这种差异或许进一步证明, 汉族人的早期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农耕社会的烙印。
5) 依据外形特点给描述对象命名。汉语中此类动物名称构词比较常见, 如“独角兽”、“斑马”、“扁嘴” (山东方言中用来转指“鸭子”) 。英语中类似的构词如“redbreast” (字面义是“红胸膛”, 转指“长着红胸膛的知更鸟”) 则比较少见。此外, 汉语中还可以据此给人命名, 如“黄毛丫头”;或者根据人的相貌特征给人取外号, 如“大脑袋”、“大脚”、“小眼”等。
大千世界万事万物, 属性各异, 以上列举的只是“属性转指事物”这类转喻构词的几种典型情况。就同一事物而言, 其属性往往不止一种, 所以选用事物的一种属性来转指该事物的转喻构词在广义上属于“部分转指整体”的转喻类型。就跨语言比较而言, 因具体的地理和生活环境之不同, 英汉族人在识解 (construe) 同一事物时可能会选取其不同的属性来转指该事物, 从而产生跨语言差异。
3.4 由事件要素之间转指构成的转喻词
一个事件往往涉及施事、受事、动作、工具、时间等构成要素, 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转指也可以构成部分转指部分、部分转指整体或整体转指部分的转喻关系。
1) 由动作方式转指事物构成的词语。汉语中此类转喻构词至少包含如下三种类型:食品制作方式转指食品名称, 如“火烧”、“锅贴”;生活方式转指施事, 如“同窗”、“同学”、“同事”;医疗方式转指医疗事件, 如“打点滴”、“挂掉瓶”等。
相比而言, 英语中的此类构词比较少见, 如“wall chart” (字面义“壁图”) , 相当于汉语的“挂图”。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识解 (construal) 方式不同:前者聚焦摆放位置, 而后者则聚焦摆放方式。
2) 由动作转指工具或物品构成的词语。汉语中可以用事件中的动作转指事件工具, 如上文3.2小节探讨的“功能转指事物构成的转喻词”同时也属于此类由动作转指工具或物品构成的转喻词。
3) 由工具转指行业构成的词语。汉语里存在着用行业工具转指行业名称而构成的转喻词, 如“笔墨” (转指“写作”) 、“针线” (转指“缝纫”) 等。尽管比较少见, 英语中也有此类用法, 如在“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文字远比武器强大) 中, “pen” (钢笔) 和“sword” (剑) 分别转指“文字”和“武器”。
4) 由时间转指事件构成的词语。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用来转指事件本身, 如汉语中的“八月十五” (或称“中秋”) 、“五一”、“二月二”以及英语中的“evening” (字面义“夜晚”, 转指“晚会”) 。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 由事件要素之间转指构成的转喻词主要出现在汉语中, 英语中比较少见。
4. 基于功能转换的英汉转喻构词对比分析
传统词法中的功能转换 (functional shift) 一般被视作一种零型词缀法。根据Dirven (1999) , 功能转换类构词都是转喻式的。
功能转换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转换词性的类型和不转换词性的类型。转换词性的功能转换, 即通常所说的“词性转换” (conversion) , 大量存在于构词, 尤其是英语构词之中。此类构词主要包括如下四种类型:1) 名动转换 (noun-to-verb conversion) , 如“to air” (晾干) 、“to father” (做……的父亲) 、“to dust” (拂去灰尘) 、“to author” (创作) 、“to newspaper the shelves” (把报纸摆在架子上) 、“to can the apples” (把苹果制成罐头) ;2) 动名转换 (verb-to-noun conversion) , 如“make” (制造物) 、“must” (必不可少的事物) 、“produce” (产品) ;3) 形动转换 (adjective-to-verb conversion) , 如“to empty the box” (把盒子倒空) 、“to clean the table” (把桌子擦干净) ;4) 形名转换 (adjective-to-noun conversion) , 如“wrinkly” (字面义“满脸皱纹的”, 转指“老年人”) 。
不转换词性的功能转换尽管数量少, 但也存在于语言运用之中, 如“iron”字面义“铁”, 转指“熨斗”, 属于不可数名词到可数名词的转换, 同时也可以视为物品材料转指物品名称的转喻类型) ;“to cool the hot food” (把热饭凉一下) 属于不及物动词到及物动词的转换;“中山装”属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转换。此外, 在“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 中, “凋”字的使用也属于不及物动词到及物动词的转换。
Colman&Anderson (2004:554-557) 分析了英语中比较常见的四种功能转换构词类型, 笔者据此考察英汉转换构词的异同。
4.1 由名动转换构成的转喻词
在名动转换 (noun-to-verb conversions) 过程中, 实体的标记 (label) 用来转指事件, 其中的实体扮演多种语义角色中的一种 (Colman&Anderson 2004:555) 。英语中存在大量的名动转换构词, Dirven (1999:281) 提出了如下五种类型:1) 宾语动词 (object verbs) , 如“to police the park” (守卫公园) 、“to man/crew a ship” (为一艘船配备船员) 、“to fish in the sea” (在海里捕鱼) 等。2) 工具动词 (instrument verbs) , 如“to nail the paper onto the wall” (把纸钉在墙上) 、“to blanket the bed” (用毯子铺床) 、“to knife a person” (用刀子伤人) 、“to newspaper the shelves” (把报纸糊在架子上) 、“to head a ball” (用头顶球) 、“to elbow him aside” (用胳膊肘把他挤到一旁) 等。3) 方式动词 (manner verbs) , 如“to queue for the ticket” (排队买票) 、“to balloon his cheeks” (鼓起双颊) 、“to spoon up the soup into his mouth” (用勺舀汤喝) 、“to ape his grandfather” (模仿爷爷的样子) 等。4) 方位动词 (locative verbs) , 如“bottled milk” (瓶装牛奶) 、“to record the proceedings at a meeting” (记下会议议程) 等。5) 存在动词 (essive verbs) , 如“to author a bestseller” (写一本畅销书) 、“to nurse a patient” (护理病人) 、“to knight him” (封他为爵士) 等。
笔者认为, 除了以上五种主要类型之外, 英语中还存在着如下两种比较典型的名动转换类型:一是时间动词 (time verbs) , 如“to summer/winter in California” (在加利福尼亚过暑假/寒假) 、“to overnight at the White House” (在白宫过夜) 等;二是清除动词 (removing verbs) , 如“to dust a carpet” (为地毯除尘) 、“to skin the grapes” (剥葡萄皮) 、“to weed the garden” (给花园除杂草) 等。
相比而言, 汉语中此类转喻构词比较少见, 如“百度一下” (用百度搜索) 、“树叶绿了” (变绿) 等。
不难看出, 以上构词方式, 尤其是英语构词, 从功能转换的角度来看, 属于词性转换类转喻;而从名词的字面义与其动词义之间的关系来看———以工具动词为例, 则属于工具义与其相关的动词义之间的转指关系。因此, 此类构词也可以视作一种双重转喻用法。由此推衍, 所有功能性转换构词, 都是双重转喻机制运作的结果。
4.2 由动名转换构成的转喻词
在动名转换 (verb-to-noun conversions) 过程中, 事件的标记用来转指实体, 该实体扮演事件的多种角色中的一种 (Colman&Anderson 2004:555) 。英语中此类构词比较普遍, 如“an Indian cook” (印度厨师) 、“a spy of no identity” (不明身份的间谍) 、“the win-win policy” (双赢政策) 、“a drop of oil” (一滴油) 、“soft drink” (软饮料) 、“a cross-country run” (越野赛跑) 、“to go for a ride” (搭车) 等。
汉语中, 动名转换构词中的典型一类是, 依据施事的动作给施事命名 (王冬梅2004:6) , 如动宾式的“管家”、“知己”、“当差”、“包工”、“领班”、“保镖”、“连襟”, 并列式的“编辑”、“出纳”、“裁判”、“侍卫”, 偏正式的“主编”、“总管”、“同行”。事实上, 上文3.2和3.4两个小节论及的汉语中由“功能转指事物”或“动作转指工具”构成的词语, 亦可理解为动名转换类转喻构词。
4.3 由名称—名词转换构成的转喻词
在名称—名词转换 (name-to-noun conversions) 过程中, 个体的标记用来转指实体, 而该实体又是这一个体的一个属性 (Colman&Anderson 2004:556) 。譬如, 地点名称可以为与地点方位相关的事件和实体提供标记, 如英语中的“Pearl Harbor” (字面义“珍珠港”[港口名], 转指“珍珠港事件”) 、“to buy a new Ford” (字面义“福特”[人名], 转指“福特车”) 、“to read Hemingway” (字面义“海明威”[人名], 转指“海明威的作品”) 、“ham sandwich” (字面义“三明治”[人名], 转指“三明治面包”) 。
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用法, 如“新时代的雷锋” (字面义“好战士雷锋”, 转指“好人”) 、“新款李宁” (字面义“运动员李宁”, 转指“李宁牌运动服”) 、“他喜欢穿老北京” (字面义“老北京城”, 转指“老北京牌布鞋”) 。在此类用法中, 专有名词变成了类属名词, 甚至普通名词。
4.4 由名词性—名词转换构成的转喻词
在名词性—名词转换 (nominal-to-noun conversions) 过程中, 实体属性的标记用来转指实体本身 (Colman&Anderson 2004:556) 。这种转喻构词法主要出现在英语中, 如“a commercial” (字面义“商务的”, 转指“商务广告”) 、“a pimply” (字面义“长粉刺的”, 转指“满脸粉刺的人”/“小青年”) 、“a mortal” (字面义“终有一死的”, 转指“凡人”) 等。显而易见, 在以上诸例中, 下划线的这些名词性形容词皆为所指事物或人的一个典型属性, 故此类用法不但是词性转换类转喻, 同时也是属性转指事物或人的转喻。这也反映了此类构词所具有的双重转喻性特征。
不难看出, 在以上四种基于功能转换的转喻构词中, 第三种属于不转换词性的类型, 而其他三种则皆为转换词性的类型。就两种语言相比较而言, 英语本身的特点更适合功能转换, 尤其是词性转换, 所以整体上来说, 英语中基于功能转换而构成的转喻词要比汉语多得多。在有些类型的功能转换构词 (如第四种) 中, 汉语中甚至出现阙如现象。
5. 结语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理论为指导系统考察了转喻作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在英汉语构词中的作用, 揭示了转喻构词的方式和规律, 证明转喻是英汉语构词的重要方式。就跨语言比较而言, 英汉语之间相似的思维特点和认知环境决定着转喻构词过程中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同大于异的趋势, 即两者都存在基于转喻联想和基于功能转换的两大类转喻构词。而在这两大类转喻构词过程中, 两者之间又存在不同程度的细微差异, 其原因主要在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汉族人比英语族人更重形象思维, 故汉语中存在更多的基于意象的转喻构词形式;二是汉族人早期社会生活所具有的鲜明的农耕特点, 导致汉语中存在大量以动植物和农业生产为源域的转喻词;三是由于英语语言更适合功能转换, 而汉语语言则更适合事件要素之间相互转指, 由此导致英语中存在很多基于功能转换的转喻词, 而汉语中则存在大量由事件要素之间转指而构成的转喻词。
参考文献
略，参考文献请查询知网或者了解《外语教学》纸质期刊。
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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