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青铜器利簋，让世人得以窥见3000多年前商周牧野之战的些许细节，统治了中国近600年的殷商王朝，仅仅在不到半天时间里就轰然倒塌。
纣王虽然身死，但对于初生的周王朝来说，如何处置“殷遗民”成为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
一方面，殷人根基强大人口众多，周武王想要获得稳固的统治，就不得不尽力拉拢殷遗民，特别是殷商贵族宗室；另一方面，处处标榜仁义的西周，也必须在“仁德”的路线上多做些文章，才能给“臣弑君”行为赢得法理，建立周取商而代之的法统。
这一点，周人起初做得相当不错。战前，周武王历数纣王罪行，获得了八百诸侯的支持，有了出兵的理由；战中，周武王又交待士卒“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以突显正义之师的形象，纣王的军队也临阵倒戈，响应周军；战后，周武王还大封殷商旧族，纣王的兄长微子启被封宋地，而纣王之子武庚则留守殷都安阳，以续殷嗣。
看起来，西周的统治相较昔日纣王“残暴”的确是天差地别。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诗经》和《逸周书》在记载商周大战时，曾留下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武王斩首馘耳者17万多人”、“血流漂杵”等战争细节记载。
如果牧野之战真的只是顺天应命正义战胜邪恶如此脸谱化的话，也不会有商军士兵战到血流漂杵程度的记载。而殷墟的考古发现，也推翻了西周以来商周王朝兴替的“美化用词”。
早在20世纪30年代，负责殷墟考古的石璋如先生就发现“殷墟后冈大墓第一次被盗的时间距埋葬很近”。进入80年代，考古工作者再次在编号78HM1和84AWBM260墓葬中发现了商末周初时期的西周陶片。
此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得出如下结论：葬有历代商王的殷商王陵在西周早期时，遭到了大规模有组织地劫掠和破坏，殷墟四期（约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晚段基址外围还堆积着大量被火烧过的建筑构件，并排除是自然灾害。
除了被抢夺的陪葬物品，殷墟王陵之上还发现挖坑、筑墓、埋夭折婴儿等行为。
显然，纣王以上至盘庚为止的殷商王陵祖坟的人为破坏，绝非是个别盗墓者的偶然行为，而是西周官方有意为之。
一个王朝的王陵祖墓遭到破坏，往往会发生在朝代兴替等战乱时期，殷墟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殷商灭亡时的战乱。
首先，纣王时期在殷都安阳以南修建了离都—朝歌，牧野之战发生地在朝歌近郊，此战过后纣王登朝歌鹿台而死，殷商的正统都城殷并未受战乱波及。在完成灭商大业后，武王在朝歌停留未久，即匆匆南下。
其次，在讲究礼法的古代社会，毁灭敌人祖先墓葬远比直接杀死敌人更容易招致抵抗。战国时期田单施反间计让燕军掘民众祖先之墓激发齐人死战之心，清军入关大肆屠戮却对明十三陵分毫不敢动，皆是此例。
第三，纣王死后，周武王封纣子武庚为殷商遗民首领，俾守商祀。战乱之时士兵大肆抢夺的事情可能会有，但有组织地挖掘殷商王陵行为，与周武王分封武庚拉拢周遗民的举动显然是前后矛盾的。
所以，殷商王陵的破坏和在王陵之上挖坑、筑墓、埋夭折婴儿的行为，必然发生在周武王死后。
那么在周朝统治愈加稳固的情况下，周朝为何要背弃标榜的“仁德礼仪”，宁可背负骂名也要挖殷商祖坟，甚至干出在王陵埋死婴的不耻行径呢？
在纣王自杀殉国的第三年，周武王也在镐京病逝。也就在这一年，“成王年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监之乱。
从史书记载的脉络来看，三监之乱的起因是管蔡不满周公大权独揽，性质属于西周内乱，主角则是管叔、蔡叔，武庚等殷商遗民只不过是管叔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的工具而已。
但周公处置的叛乱的方式却出乎意料，这为亲手拟定《周礼》、《仪礼》和《礼记》的杰出政治家，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主犯三监只有管叔被杀，被裹挟的武庚不仅被杀，而且殷都的王陵还遭遇了大规模破坏。
周公对武庚等殷遗民的惩处力度远远大于叛乱的宗室。显然，三监之乱的真相被部分隐匿了。
果然，战国楚简（清华简）的出土，首先揭开了隐藏的面纱，据《清华简·系年》记载“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
彔子耿，就是纣王之子武庚。这段记载将三监之乱的主角从管蔡变成了殷遗民，“立”字表明，武庚被拥立为了新王。这段记载也得到周公占卜命龟的佐证：“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殷商贵族要恢复殷商统治，重新将我周国变成边鄙属国）
此外，出土的周成王晚期的太保簋铭记载：“王伐录子”（录子即武庚禄父），考古发现的河北涞水青铜鼎铭文和吕行壶铭文都证实，直到周康王时期，西周依然在和武庚以及武庚的后人灭殳作战。
可见，所谓的三监之乱并非只是西周的一场内乱，而是纣王之子武庚领导的复国之战，战争的结果也并非像传世文献所说的那样周公居东三年平定叛乱，时间跨度经历了成、康两朝，周公、召公、成王本人以及吕行壶铭文的主人公—伯懋父都先后加入了对殷遗民的战争。
这场殷商的复国之战，得到了奄、丰、薄姑、徐等方国以及秦人祖先的支持，仅被周公东征平定的就多达17国之多，足见殷商根基的雄厚。
或许，正是基于对殷商族群的愤恨加恐惧，使得周公在第一次东征攻占殷都以后，做出了“以绝殷祀”的举动，挖开殷商王陵再埋入夭折的婴儿，既是出于对殷人心理的打击，同时也带有诅咒殷商国运，防止其死灰复燃的谶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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