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运动的新特点是 五四运动的中心(1)

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运动的新特点是 五四运动的中心(2)

五四运动爆发在1919年,若是追溯它的发生和发展,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就北京大学的范围内来讲,也要追溯到1917年,才能明了这一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一场震动全国,也影响到国外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成为新的革命风暴和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封建文化的运动。

北京大学到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也已经有了21年的历史。在清代末年,这个“京师大学堂”,虽然是在变法维新的要求下创办的,却只能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大学,是涂上一层买办色彩作为“进步”的装点,实际上是保持着封建文化的传统。就是经过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所大学基本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校名改为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北京大学。

1917年,在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也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启示了中国解放的道路。这一年,北京大学也有了新的变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样,才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大学内,孕育爆发了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1917年那年开学很晚,大概是在俄国十月革命,11月7日前不远的日子。一开学,学校的各方面马上都活跃起来。在11月16日出了创刊号的《北京大学日刊》。接着,陆续成立了各种社团,像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讲习所、学生储蓄银行和消费公社等,都在日刊上登广告,并且报道各社团的活动。

当时校内的学术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很活跃的,特别是到了1918、1919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新旧思想的斗争展开,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辩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止了。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这就是所谓的巴黎和会。这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为宰割战败国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分赃会议。停战的消息传来以后,我们在北京东单牌楼推倒了那座象征国耻的克林德碑,在中山公园一进门的地方,原来是个格言亭的,这时候却建立了一座“公理战胜强权”的纪念牌坊,那是一座既不美观也不壮观的纪念牌坊。

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运动的新特点是 五四运动的中心(3)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召开,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到巴黎去参加会议时曾宣布他的和平条件十四点,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更引起我们的幻想。但是,到后来半点也没有做到,所以,有人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反日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抵制日货,不过,常常都是在卖国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抵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像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的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预计要在5月7日,就是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日,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5月3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情绪激昂,发言踊跃,有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4个字,表示决心。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3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第二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1919年5月4日,是个星期天。

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校长蔡元培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到达天安门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学生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

当明确导联错接类型后,就可以利用Einthoven三角定律纠正因肢体导联夹错接造成的异常肢导联心电图。依据前文推导,N导联夹错接上肢会打破Einthoven三角平衡,新形成的心电图无法通过导联夹互换或镜像改变而还原成正常导联连接状态的心电图。一旦发现这种心电图,必须重新作图。假设错接后的肢体导联为Ⅰ′、Ⅱ′、Ⅲ′、aVR′、aVL′、aVF′,则得出其余几种肢体导联错接的心电图快速调整方式如表3所示。

队伍停了一会儿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了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是铁丝网。门是紧紧地关上了,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国贼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始终紧紧地关着。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杆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们隔着临街房屋抛进院里去了。

后来,有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一支椅子腿到处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有的人在撕床上的绸被子,大家的情绪是十分激愤的。

打了一会儿,有许多人都从一个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个花池。这边的临街墙很低,要早发现,早都进来了。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没有别的东西,就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记载,说他装死,不过那一顿乱砸也够他半死了。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曹家的电话线。这时也有人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对:原来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据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说是他放的火。也还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果然,在起火之后,警察总监就下命令捕人!但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32人。

当天晚上,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却觉得大得很。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元培校长也到了会。他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

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上。大会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蔡校长联合各专门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北洋军阀政府找寻借口不肯释放。这时,外界议论纷纷,空气十分紧张。3天后,5月7日的那一天,北京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学生释放出来。

同学们被释放出来,各校就都复课了。第三天,蔡校长离开了北京。这以后,就在爱国运动里加上了一个挽留蔡校长的问题。

这中间,显得有些涣散的样子,但是,这时候“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会也为挽留蔡校长曾赴教育部请愿,参加了斗争。

大概在5月15日后的一天,因为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以后,不幸死了,在为他开的追悼会上,议决长期罢课,提出抵制日货,要求罢免曹、章、陆3个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挽留蔡校长回校等项。我还记得,在提出抵制日货时,大家戴的日本货的台湾草帽满天飞,都撕烂了。

这样,从19日起,北京中等以上的26个学校的学生全体总罢课,表示政府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

6月初,传说巴黎和约就要签字了,外交上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等,蔡先生也在南方不回北京来,事情全没有结果。这时候,大家分组出动向群众讲演。一组十个人,有一个人留在组外,这一组被捕时,他好回校报信。北京市民对国事向来不很关心,这时也不同了,学生出街讲演,有鼓掌的,有当场丢掉台湾草帽(日本货)的,表示不用日货。

6月2日那天抓捕了很多人,没处放了,把北大三院作了临时监狱。大家更加愤慨,到了6月3日,就全体出动,大家先到前门那一带,在那里讲演,喊口号。下午,拥到北河沿北大三院的对面,去慰问被拘在三院里的同学。北河沿那时有一条小河,在三院门口,河上有桥,水并不深。我们都在河的对岸,军警端起刺刀拦在桥上,我们几次要冲都没能冲过去。北大附近以及三院门前都搭上临时帐篷,驻了兵,被捕的同学们趴在墙上和我们这边搭话。

之后,兵忽然撤了。传来消息说:上海、汉口……都罢市了。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

兵是撤了,三院里的同学们不肯出来,质问反动当局为什么随意捕人。“警察总监”派人道了歉,这才由各校派人接同学回校。

这以后,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面对这种漫延全国的政治抗争,不能不在人民的愤怒面前低头。6月10日的报纸登载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新闻。

另外,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结果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到这里算是告一个段落。这次运动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