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1978年高考，当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录取率6.6%。之后这个数据多年一直维持在个位，直到1998年，录取率也没有突破40%。
但是大家稳得起，不焦虑。
有一个现象很没有意思：从1999年开始，录取率过半，直到2021年达到惊人的92.89%，只要参加高考，理论上都有大学可上。但焦虑如影随形，一路伴随着过度竞争，破坏着包括亲子、师生和同学与同学间的所有关系。
大家稳不起了。
同一条赛道，同一种制度，只是时间不同，大学越来越多，录取率越来越高，我们，压力却越来越大。它提醒我们不得不去想一个问题：大学，到底是多好还是少好？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只是时间不同，只是稳不起了？
几十年前，冰心说，如果这世上都是一张脸，我必不愿见所有人。
几十年后的大学，何尝不是呢？
那沉沦于底层逻辑中的人，还能不继续沉沦？该怎么理解和自我救赎？致力于创新大学的人，也许更有切身感触和体会。
因此我们想到了他，今天《复元访谈》的人物：王胜。
人物简介：王胜，致极学院执行院长及联合发起人，上海佰特教育创始人及理事长，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战略研究院院长，江苏省新教育基金会理事，荷兰国际儿童储蓄基金会中国区特别代表。
以下是对话实录——
高考焦虑
更符合谁的利益？
复元伙伴：全国高校录取人数比例从1999年破半（55.6%）以来，历年呈持续上升态势，至2021年达到惊人的92.89%！理论上只要你参加了高考，就有大学可上。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多，为什么却越来越卷？
王胜：从大学教育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我们跟韩国、美国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数量还是不算多。从参加高考的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来看，大学已经不少了。多还是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你是不是各有特色？
有一种论调，大学越来越难考，竞争越来越剧烈，因为报考的人数逐年递增，考生更是连续四年破了千万。当这种论调被全社会认可，就是卷的动力。但其实是一种误解。
误解在两方面。一是事实上高考并没有变得更难考竞争更剧烈，二是生源并没有绝对增加，哪怕是最近四年，因为它只是统计口径的变化。
高考难不难考，得看录取比例。从1999年的55.6%，一路到2021年的92.89%，增长惊人的录取比例最有说服力。而连续四年的考生人数过千万，其实是统计口径的不同造成的假象。
之前的情况是：1987年至2002年，报考人数一直在200—500万之间上下浮动；2003年至2018年，报考人数一直维持在900万上下。最近四年，报考人数连续破千万，因此给家长们一个竞争越来越残酷和惨烈的假象。
为什么说是假象？以这四年为例，上千万的考生中，实际上增长的主要是中职考生及高职专升本的学生，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普通高考学生，据中国教育在线报道，很多省份参加普通高考的人数实际情况是下降的。
照理说，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佛系才对，为什么还这么卷？
其实我觉得很好理解，统计口径的变化无意中造成了竞争剧烈的假象，假象必然带来误解，持续误解带来持续焦虑。
这种焦虑背后的复杂成因才是需要重视和注意的，即，如此简单的假象为什么全社会难以看破？教育的焦虑，里面有没有人为的因素？是焦虑更符合高考的利益还是高考焦虑更符合教育产业的利益？
这或许才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大学都是一张脸
在惟一赛道的内卷就无意义
复元伙伴：目前全国有高校近3000所，大学已经够多了，为什么你们还要让它再多一所、还要创办致极学院？上学，本质上目标是指向多元的成长，你怎么理解通往大学之路的单一赛道问题？
王胜：这么多大学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再增加一所大学？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对大学的理解。
我们创办致极学院的宗旨其实是跟大学的多少关系不大，因为我们想做一个比较独特的大学，这个大学它是有它自己独特的培养目标。
我们的育人目标，是把它定位在培养有中国根基和企业家精神的世界公民上，学生的方向，是具有中国根基和世界视野的未来企业家。
当然，未来孩子不一定要成为企业家，但他一定是具有中国根基和企业家精神的世界公民。
这样的培养目标，这样的定位，在国内的大学里面，目前还是没有的，是我们成立致极学院的一个动力。
还有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机？跟创办人有关。我们的创办人是肖知兴教授，他原来在中国商学院教书10年，后来又创办了领教工坊，领教工坊是一个培养企业家领导力的教育机构。过去长时间他都是在培养企业家的领导力，对中国的企业家非常的熟悉，大家觉得企业家精神是我们国家特别像经济复兴、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重要的精神所在。
培养孩子的企业家精神，并且基于中国根基和全球视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肖知兴教授与有爱心的企业家们一起成立了致极学院，所以才会有刚才我说的培养目标。因为他们自身大多是企业家出身，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结和动力来做这个事情，是基于这么一个产业的背景。因此在国内我们独树一帜。
比方说在美国，有一所大学叫巴布森商学院，也是以培养创业家精神和企业家为目标的。有人把我们称为是中国的巴布森商学院。但是我们跟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并不是直接去培养企业家，我们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世界公民。也就是说，孩子以后不一定只做企业，也可以做研究员，也可以做教师，也可以做工程师，做什么都行，但是他有企业家精神。
复元伙伴：温铁军曾经说过对大学的印象，大量的学了金融的人，能当个银行柜员。我们大量的学商学的，能在超市当个收银员。他想表达一个意思，我们有无数的大学，其实只有一所。
王胜：从这个角度讲大学还是不够，这是一方面，数量上不够，另一方面是特色上，质量上，各校的特色上不突出，不能都去办个雷同的大学，大家都一样，这不行，不然几千所大学就相当于一所了，所以我觉得在特色上有待增强增加。
复元伙伴：据说你们招生很有特点，几乎不看高考成绩。但问题是，不看高考成绩，你看什么？
王胜：如果我们也用分数线来录取，实际上某种程度也让学生又进入内卷的一个行列之中。所以我们招生学生的时候，高考成绩仅是作为一个参考，甚至没有高考成绩也可以。我们还是看学生的综合素养，综合能力，他的内驱力，学习能力，他的沟通能力，看这些东西来决定要不要招生这个学生。因为避开了高考这条线，就不用那么卷。
复元伙伴：但是你不看高考成绩怎么看得出他的内驱力，那可是很复杂的事情。
王胜：要综合面试的，通过面试，结构性访谈，多轮访谈的方式来全方面的了解，比较而言，招收学生比较复杂一点。
话说回来，高考招生为什么在全国范围选择现在的这种模式做？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相对便宜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权宜之计。
如果都像我们这样，你考完试了，不根据成绩来的话，每年几百万上千万人，每个人都搞个面试，不得了，社会成本特别大。
对我们这样一个很小的学校来讲，我们采用面试、结构性访谈的形式，是比较贵的招生形式。原因是因为我们招收的人少，一届也就招几十个学生，所以这个做起来就不难，如果是几百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们今年就招50个学生，加起来就50个，算是微型大学。
回到上面的话题，我怎么理解多元成长与单一赛道的问题，也就是家长为什么总会焦虑、且越来越焦虑的问题。
虽然说大学的数量比20年前多了很多，但是现在的家长比20年前更焦虑，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比20年前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的要求、对于文凭的要求在提高。以前大学生少，社会要求不高但需求旺盛，供不应求，只要你上了大学，无论什么大学，都有单位接收你。
现在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提高，整体上来讲，上大学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人们关注的重点是上什么样的大学？才能保证在就业上的核心竞争力，你未来人生的机才更多，才会更有出路。
在大的社会需求之下，竞争就更加的激烈，因为名校的数量就那么一点。从优质资源集中度上说，不光是大学，从小学、初中、高中就开始了，因为优质资源相对是集中在极少数好的小学、初中、高中里面，大学更甚。这就是选拔式的考试和录取带来的系统性问题。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增加数量，另一方面就是每个大学要自己的特色。最重要的是，我们高考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大学录取方式的问题，它是用单一的分数的方式来选拔，看起来比较公平，实际上太过简单粗暴，录取方式来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就是造成了单一的手段，造成了大家只有这一个方法来竞争，单一的竞争方法就造成了大家的内卷，多元评价很难实现。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未来高校的录取考生的方法多元一点，除了高考成绩之外，增加面试，增加其他的方式，做一些多元的录取方式。
因为录取多元的话，从指挥棒效应讲，它前端的教育也得多元才行。它自然就催生了教育的改变，教育变革看起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好像单动哪里都不行。但如果先动高考录取方式，显然比动其他环节更有效。
录取方式不改变，高考模式不改变，大家还是得卷，没办法，必须卷。
因为我们体量非常小，整体上对大的教育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作为一种小小的创新尝试，我们能给大家做个小小的试点，来告诉你用这种方式其实也可以培养人才的，可以给社会一个启示。
复元伙伴：你们这种方式能复制吗？也就是有没有复制意义？
王胜：复制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成本比较高，我们只是有特色的微型大学，它的创办成本，它的运作成本相对而言，比那种一个年级一收就几千人规模的大学来讲，我们的成本要高得多，因为我们的师生比现在是1:2，一般大学是是无法想象的。
做我们这种大学，创办者你真的是要抱着非营利目的，我们的大学，所有创办者都捐了钱，大家是不求回报的，首先这个事情就是复制的第一大难关。
学习和成长
任何时候开始在哪里都可以
复元伙伴：非得上所谓的大学吗，即使四分之一的人为此付出抑郁等惨重代价？
王胜：我的看法是，不一定。不光是抑郁症一个事情，还有很多的心理问题，我们每个家长要问自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如果不值得是不是还回得去？
它牵涉到我们的公共教育政策，落到每个家庭的时候，它是个体问题，但实际上是个公共问题。它是两个层面，从政策层面讲，它客观上是造成了惨重的结果。
从家庭层面讲，作为家长，你要不要让孩子冒着被摧残的风险去参加这么残酷的竞争？家长应该持什么样的心态？我当然觉得相比于上大学而言，身心健康更重要。
虽然大家会说，你现在不上大学，找工作就很困难，找工作困难，今后进入社会生活质量就没有保障，生活质量没保障就没有幸福。
但这是一个概念的偷换。因为找工作是未来的事，而健康是现在的事。不管你出于多么正确的理由，未来是一步一步进行下去的。一旦健康没了，下一步马上就进行不下去了，所谓的美好未来自然不存在了，你考虑未来还有意义吗？
思考未来，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先有现在，就是先有健康。你看有的家长将小孩都逼上绝路了，逼进医院了，只要稍微好转，家长又把他弄到学校里面去，很快病情又反复，最后将活路生生走成了死路，意识在一个死循环里，出不来。
这样的家长少吗？其实不少。
所以说对这个问题，我的态度很简单，相比于身心健康，成绩也好，上不上大学也好，都是次要问题。
当然我们希望最好是身心又健康，同时你成绩还可以，那是最好的状态。但是一定没必要冒着重度抑郁的风险去追求大学这条路。而且上大学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也不是说只有高考这一个方法，学习不一定非得去大学校园里。
如果你实在真觉得考试重要，将来你用成人高考也好，自学考试也好都可以，你不一定非要拿命去拼。同时，上大学也不一定非要考到北大清华或者985、211，学习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内驱力，持续的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赛道单一的痛苦
重要还不是赛道窄，是没选择的勇气
复元伙伴：从小学开始，十几年被裹挟前行的洪流中，注定有10%左右名列末尾的人无路可走，还有越来越多因抑郁等心理问题的人休学无法继续这个游戏，你对他们有什么中肯的建议？
王胜：如果从创新教育角度讲，家长一定要知道，虽然我们这些创新教育也在摸索中，尤其是初高中，但至少我们给家长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如果不适应应试教育，不适应中高考的模式，到创新教育去试一试，让孩子多一种选择。放下重负，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在中考高的分数面前，我觉得还是孩子的健康更重要，给他多一个选向。
比如我们学院去年招的第一届学生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不适应高考模式的学生，现在发展的都很好，很多去国外了，都很健康。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多一种可能性，哪怕一种。不必在单一的独木桥上，一条路走到黑，不参加高考不进那个赛道，不是说人生就完了，不要这么简单地对待生命。
可以走其他的路，虽然不意味着其他路就好走，其他路可能成本要贵一些，花的时间要多一些，绕路一些，但是你孩子只要是健康的，就比什么都强。
我跟大家说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这一条线，不一定要在某个规定的时间去走完，任何一个节点，如果孩子不适应了，都可以休学。国外的间隔年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间隔一下，让他重新再找一下自己的方向，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进赛道合适，或者说看还有没有第二条赛道可以转一下。
高考肯定是比较重要的一条路，但它不是唯一的路。
家长一定要放松，家长不放松，把孩子憋坏了憋死了之后没有用，没有意义。一定要明白，人和人不同，要因人而异。有的孩子他能适应高考，有的他不适应。如果你孩子适应高考体制的，你就按照高考方式走，没关系。如果他不适应，你不要勉强他去做这个事情。
我也是家长，我们这些家长都是经历了一个应试教育过程的毒打的，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知道家长他有时候也没有更多的选择，甚至是没有选择，也没办法。实际上现在创新学校也不多，再加上他们也没有渠道知道，还有比如说自己的眼界，自己的经济实力，自己的意识，决定了他没有多少选择，家长也挺可怜。
我理解家长的难处，但这些不是可以搞垮孩子的理由。
转载自“青少年生命复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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