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领一支红巾军攻占了集庆(南京)。虽然彼时他还很弱小,但他却以此为基地,披荆斩棘十余年,终于建立了强盛的大明帝国。
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克了帝国首都北京。此刻,他已雄踞帝国北方。然而,很快他就兵败如山倒,次年死于湖北。此后不到20年,清帝国统一全国。
朱元璋:你有何资格跟我在一张图上?
同样是农民起义,1356年的朱元璋势力远远不如1644年的李自成,朱元璋的敌对势力也不见得比李自成的敌人弱小,为何李自成迅速败亡而朱元璋却成功了?
一、李自成的失败
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常常惋惜于李自成的失败。也有很多人往往遗憾于吴三桂的叛变,还有清军的措手不及。
那么,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没有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在山海关打败大顺军,李自成能不能建立一个强如大明的汉人帝国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急于下结论。因为,对于李自成大顺政权在1644年的失败原因,400年来有很多观点。
其一,攻占北京后,大顺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地位迅速上升,一跃成为帝国的主宰,迅速纸醉金迷,腐化堕落,以致于面对清军和吴军时战斗力下降,从而兵败如山倒。
其二,大顺政权领导人李自成受谗言蛊惑,冤杀了神机妙算的军师李岩,而听任丞相牛金星胡作非为。
其三,大顺军大将刘宗敏逼杀陈圆圆(或拷问吴襄),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导致了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大顺军实力不敌。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
首先,李自成进入北京是在1644年3月,而退出北京则在当年4月底,前后不到2个月。虽然历史上不乏腐化的案例,但大多数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潜移默化,在短短的几十天内腐化导致战斗力大幅度下降的情况还从未有过。
其次,关于李岩和牛金星等人是否存在以及在李自成政权中的地位,尚有争议。即使事实如此,如果大顺军的胜负仅仅仅系于李岩一身的话,那么李自成能够在明帝国的剿杀中存活那么多年、横扫北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可知,这也是一个舍本逐末的观点。
第三个观点有其合理性,对于清军的不重视是李自成的失误之一。但是清军入关仅仅只造成了北京及其周边的丢失,李自成还有广大的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等地,其中太行、关中等形胜之地也统统在李自成的手中。而短短一年之后,李自成就兵败垂成,让一个仅仅拥有10余万军队的异族政权打的落花流水。将这些失败统统归于吴三桂的叛变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显现,这都不是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李自成进京和离开北京时,有一个现象的反差,很明显。
李自成进京的时候,“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传遍北方大地,广大百姓欢呼雀跃,许多前明遗老遗少也仅仅把顺代明看作是朝代更替,对新生的大顺政权有着相当的好感。可以说,李自成是带着百姓和士绅的拥戴进入北京的。
而李自成退出北京的时候,携带更多的是财物,身边却没有了百姓的呼声和士绅的帮助,一年之后李自成竟然死于农民武装之手。要知道李自成本是农民军出身,他的起义也与百姓有着相同的诉求,应当在底层百姓中间有着天然的亲和。
前后对比是极度不合理的。所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或许这能有助于我们找到原因。
二、1644年的大顺皇帝李自成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当年3月19日(农历),崇祯皇帝死,李自成进入北京。
早在1643年,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的时候,明帝国治下的广大百姓中间就流传着一句话:“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事实上,之所以李自成能在短短是两三个月从西安到北京,正是因为士绅百姓的拥护。一路上明军几乎不战自退或者投降,而很多地方李自成几乎是被主动簇拥着进的城,比如,大顺军开进宣府时,“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就连明帝国的首都北京,李自成也是在明廷兵部尚书张缙彦、太监王德化等人的主动投降下进入的。
当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当时的明政府的官员们争相请求录用,甚至连大学时等高官也不例外。当年七月,刘泽清在对吴三桂的信中说“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尽改官制。···召见朝官,自成南响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杂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职。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绍阳、杨观光等无不污伪命,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明史·卷三百九》
清人所修《明史》对李自成等人是不太客观的。但是这段记载中,却提到明廷官员的普遍投降,三品以上只有一个侯恂没有接受大顺的任命,所以这应该是可信的。
明人衣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位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的明末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曾写道:
“有亡国,有亡天下。···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人将相食,为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看来,在当时士绅百姓眼中,明帝国是朱氏君臣的国家,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当时广大的百姓士绅都对大顺发自心底的拥护,而非抵制。
大顺政权目前急需的应该是恢复生产、重建秩序,而这无疑是相当有利的现象。且看李自成大顺政权的作为:
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藻德遇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明史·卷三百九》
多方查阅资料,这段关于“追赃助饷”和劫掠京城的记载并不是对李自成的诋毁,而是事实。甚至在大顺政权任命地方官员之后,官员们首先做的,也是拘捕明朝官绅追赃助饷。
而同时,关于李自成安抚百姓、恢复生产的记录却是少之又少。除在1643年正月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等不成规模的举动以外,很少有相关记载,甚至连大顺政权建立田制、收取赋税的记录都难以找到。同时,也很少看到李自成广泛征用在野人才、建设政权方面的的记载。
相反,我们看到的,大顺政权治下的北方局面是:士绅群体惶惶不可终日,遍地鸡飞狗跳,无人建设和维持秩序,兵荒马乱,百姓也无法恢复生产。
在大顺皇帝李自成眼里,士绅乃至北京城中居民只是他用来养活军队的军饷,而百姓的死活、农业生产的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李自成起义的原因是因为活不下去,而现在换成他主宰天下,除了他的军队,广大百姓仍旧难以生存。那么,百姓士绅为什么还要支持这样的大顺呢?
果不其然,在李自成败于清军之手后,一路向西安撤退。而那些数月前曾经迎接他的百姓士绅,却对他冷眼旁观;前明官吏和军队,甚至纷纷投向了异族政权清廷的怀抱。
或许仅仅因为这个,来判断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有失偏颇。我们再来看一个成功的例子,300年前,同样出身于农民义军,那个建立大明帝国的朱元璋。
三、1356年的江南中书省平章朱元璋
元至正16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军进入集庆,改名应天府(今南京)。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都城中,南京几乎是南方唯一的代表,这说明了南京的地理优势。
然而,相比于1644年的大顺皇帝李自成,“江南中书省平章”朱元璋此时的势力远远难以比肩,而他的对手们,元帝国、陈友谅、张士诚等等,也并不见得东北的清帝国、各自为政的南明更加弱小。朱元璋几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与大顺政权作为不同的是,朱元璋进城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宣告吏民:我是来保护你们的,不是来伤害你们的。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寻还应天。-《明史·太祖本纪》
朱元璋并不是说了这样一句空话。在立足应天之后,除了军事上的动作,朱元璋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恢复占领区的农业生产、颁布军纪严禁掠夺、妄杀等等。朱元璋还专门颁布了历书,指导农业生产。
同时,朱元璋花了很大力气,征召那些在野的儒士、隐士。关于这一点,我们往往注意到刘基在军事方面发挥的作用,却忽略了李善长、吕昶、宋濂、叶琛、刘基等人,在朱元璋占领区恢复当地农业生产、积累财富建设政权等方面的作用。
数年之间,应天的朱元璋就拥有了一块稳固的、富庶的根据地。而百姓和士大夫,也对朱元璋更加拥护。
有一个问题曾经令子彧异常困惑:在与陈友谅、张士诚,乃至后来的元帝国进行军事争夺的时候,地盘并不宽广的朱元璋却往往能够取得胜利。
而现在看来,朱元璋能取得这些军事上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块基地。
虽然朱元璋也出身贫民,特痛恨官吏,但他却尽最大可能去征召儒士辅佐、善待投降的元朝官吏和将领。这样,朱元璋争取了更多的士大夫的投靠,团结了更多的人,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秩序,也才能有机会、有能力恢复生产、建设政权。
在关于朱元璋的记载中,“礼用贤士”、“劝课农桑”、“减免租赋”等等非常多,可见在朱元璋的执政生涯中,一直注重对百姓生存现状的调查和改善。
仿佛在优秀皇帝们的传记中,通常都能找到这些相关记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些千篇一律的废话,特别是对一粥一饭的广大百姓来说。
而最终的结果,朱元璋最初的这块地盘比起李自成的地盘小的多,但是朱元璋却能够以此为基地,建立起庞大的帝国。抛开军事因素不谈,朱元璋的成功与他的这些作为,是分不开的。
四、农民起义的死结:能否完成身份的转变?
对于李自成的失败,很多人也曾注意到“追赃助饷”这一行为,并把它纳入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的末年,都有很多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比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大起义、黄巢高仙芝起义、还有本文的李自成等人的起义等等。
他们的势力都足以摧毁当时的帝国,然而,他们之中真正成功建立长期稳定政权的却是少之又少。
我们往往把失败归咎于,地主官僚的狡猾和农民的朴实。然而,经过千锤百炼的农民义军首领如李自成等,在很多方面并不比历史上的枭雄们逊色,但是为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失败了呢?
农民起义之初,满地都是别人的地盘、别人的财富,所以往往起义者也是破坏者。百姓和士绅拥护他们,是因为他们破坏旧的秩序,那个让他们难以生存的旧秩序。根本来说,他们所拥护的,不是某个英雄,而是生的希望。
但是慢慢的,当起义军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他们会从一个破坏者变成一个地盘、人口、财富的拥有者。这时候,首领们应该转变身份,从一个旧秩序的破坏者,变成一个新秩序的建设者,建设一套能够让大多数人赢得生存的新秩序。而且这个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领导者,还需要很多人才参与建设。
然而,意识到这一点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很少,但无疑,他们几乎都成功了。比如刘邦、朱元璋等。
而其他首领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身份的转变。那么,他们也就意识不到,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而他所占领的地盘,也就是一个继续拥有旧的秩序,或者是没有秩序、混乱不堪的荒地而已。
而拥有广大土地的李自成,显然仍旧是一个破坏者,他广泛“追赃助饷”的行为,就是代表。
对于农业帝国的臣民百姓来说,生存的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农业生产。一个没有良好秩序的地盘是无法有效保证农业生产的。所以,起义虽然暂时成功了,但百姓士绅们生的希望,却再次破灭了。
于是,起义军难以继续赢得百姓的支持,也无法有效的积累财富物资供养军队和政权建设。虽然他们可能凭借强权短暂的建立政权,但几乎无一取得最终的成功。
这是大多数农民起义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比如黄巢、李自成。那么,既然那么重要,为什么这么多杰出的李自成们都做不到这一点呢?
因为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出身农民起义的枭雄来说。
因为他们首先必须团结更多的人,这其中包括他们原来曾经仇恨的官吏、士绅、地方实力派等阶层。不仅要放弃仇恨,甚至还要礼遇他们、重用他们,来维持社会稳定,因为他们是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还需要维持军队纪律,改变以抢掠和夺取作为供养军队的主要物资来源,而转过来以屯田、合理收取租赋等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供养军队、建设政权、积累财富。
破坏旧秩序往往是容易的,但建立新秩序,特别是合理的新秩序,往往是困难的。这才是为什么李自成们所以失败,而朱元璋们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篇首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没有清军的出现,李自成能不能建立一个强如大明的汉人帝国呢?
历史曾经并非没有给予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但李自成的失误不仅仅在军事上。我想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这句话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全文完。
参考资料:《南明史》顾诚、《明史》《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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