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历史上，从来不缺气节高尚之人，历朝历代都有这种有志之士。他们凭借自己极高的修行而在历史上永垂不朽。明王朝就是一个崇尚气节的王朝，纵览明代，有气节的人士数不胜数，如于谦、海瑞等。
然而，明朝人能坚守气节并为后世树立光辉榜样并不是偶然，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元朝蒙人的压迫与汉族正统的恢复明朝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王朝，它是由汉人驱逐蛮族而重新建立的王朝。明初期，太祖朱元璋就打出“拯生民之涂炭，复汉官之威仪”的旗号，推翻元朝统治，以恢复汉制。
而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由蛮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元朝建立后，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尤其是面对历史文化悠久和经济发达、人数众多的汉族，元朝统治者始终掌握最高权力，始终推行压制汉族歧视汉族的政策。
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度，其中第一等人是蒙古人，第二等人是色目人，汉人位于第三等，而南人则居于最低的四等，不同等级间享有的权利也不同。
由于元朝这种民族压迫政策，在元朝的汉人地位十分卑微，首先就表现在人事上，汉人、南人不得在朝廷任高官。在分管政务、军事、监察权的中书省和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中，汉人竟没有一个担任过中书令、枢密院使和御史大夫。
蒙古人把持着几乎所有要职，哪怕连这些官职的副职也“必用蒙古勋臣”担任，哪怕汉人、南人中德高望重的也不例外。地方上，各级地方长官也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南人、汉人一律排除在外，即便任职也只能任副职。
元朝时期制定的法律也充满了对汉人、南人的压迫与歧视。元
朝存续期间制定的法律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欧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
对汉人量刑不平等，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就要判处死刑，而蒙古人打死汉人，却可以争取醉酒打人的罪名，开脱死罪。
同时执法上也充满了不平等，军事上对汉人更是提防。
规定：“汉人不得与军政”；“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
严加防范汉人、南人，不准民间私藏武器；为防止其反抗，还禁止其围猎活动、比试枪棒等活动。在科举上，汉人和南人遭到歧视和压迫，对于蒙古人、色目人，科举会试考试只需要考两场，而对汉人和南人，则需要考三场之多，且内容繁杂困难。
元朝的种种违背历史潮流的荒诞行为，在压迫汉人的同时，也为其心灵带来巨大伤痛。生存都成为了奢侈的事，哪有精力去追求精神美德呢？
在被蒙人奴役歧视的背景之下，朱元璋领导广大被压抑的汉族民众揭竿而起，颠覆了元朝统治，重新建立汉人正统，汉人终于不再被歧视，这就为民族气节的提升提供了精神支撑。
因为只有当人处在自信的状态下（物质自信文化自信），才可能去推崇气节。可见在蒙人长久压迫下汉族正统的恢复，为士人注重气节操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与物质保障。
方孝孺等人立下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谈到明人坚守气节的典范，不能不提及方孝孺。
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想要谋反篡位，方孝孺坚决不从，拒绝为他草拟诏书，刚正不阿，而付出了被诛十族的代价。他的这种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被明人广泛传播，成为有志之士竞相学习的对象。
方孝孺，明初浙江宁海人，是宋濂的得意弟子，他博闻强记，精通历史，文采飞扬。明惠帝即位，任翰林侍讲，后为文学博士。
方孝孺在文学方面取得了极高成就，他被誉为“明之学祖”、“天下读书种子”，黄宗羲曾夸赞他为明儒第一人。
他是明初宋濂的得意门生，写的文章被其他文人争相模仿，在明初期大兴文字狱之时，方孝孺凭正直士人的道德勇气，成为明初学术、政治思想的领路人。后和朱棣对抗时，朱棣的谋臣姚广孝竞为之求情，建议朱棣不要杀方孝孺，不然将绝天下读书人的种子。这也足以证明方孝孺在当时读书人心中的地位之崇高。
方孝孺的高尚气节享有极高赞誉，他的崇高气节主要表现在与朱棣的对抗中，方孝孺因为反对朱棣篡位，拒绝起草诏书，惨遭灭十族。汤显祖称赞他有“天地正气”；黄宗羲赞誉他为“有明诸儒之首”；胡适则说他是殉道之卓绝人物；郭沫若亦曾赞他为“骨鲠千秋”。
燕王朱棣篡位时，让方孝孺为其起草诏书，方孝孺到来后，悲恸嚎哭，声音直破云霄。
朱棣问他：你何必自找苦吃呢，是想效仿周公吗？方孝孺没理会。
继续问：成王去哪里了？
朱棣回答：他已经自焚而死了。
方孝孺问：为什么不立他为太子？
朱棣回答：历来继承皇位的都应该是长子。
方孝孺哭着问：为什么不立他的弟弟为太子呢？
朱棣以家事为由拒绝回答，并把毛笔递给他，说：如果不是先生你起草的诏令，就不会产生威严于天下。
方孝孺誓死不从，朱棣十分愤怒，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并把他的族人、亲友、门生等八百多人，一并处死。
有方孝孺如此榜样在先，明朝士大夫对气节的青睐就不难理解了。
阳明心学的影响心学，是一种与程朱理学对立的派别，它在南宋被创立，于明代王阳明发展完善，因此成为阳明心学。
王阳明原名叫王守仁，他20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先后为刑部、兵部主事。34岁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为骆丞。正是在人生低谷时，他开始了心学研究。5年后，刘瑾被诛，委以重用，从庐陵知县到南京刑部主事、吏部郎中等。49岁升任南京兵部尚书使，建立起完整的心学体系。
阳明心学起源于孟子的“威武不能屈”，后来，西汉后的中国一直沿用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其中的“三纲五常”中仁义礼智信的“义”，对气节有了进一步的阐释。
在宋明时期，阳明心学对这种气节作了进一步要求，在教育中开始把崇尚气节之类的思想植入教材，众多学习者便从中得到浸润，对民族崇尚、坚守气节的个性塑造产生了极大影响。
明朝的官员大都是受阳明心学教育长大的传统文人，因此对气节操守无比看重。
明朝前期的官员，由于很多接受了理学教育，深受其熏陶，因此很多人并不看重所谓荣华富贵，而只看重名誉气节。
在江南一些富庶地区，就连周氏、曹氏、蒋氏这样世代名门贵族的家庭，生活也只能说得上是中等家庭。当时社会盛行的就是刚正、清廉之风，如果贪图享受，那一定会被周围的人看不起。
之所以说明朝知识分子和官吏崇高气节是受阳明心学的熏陶，是因为阳明心学强调人应该有自发的道德观念，注重“德才合一”。
“德”就是气节操守，“才”就是智慧才干。明朝士大夫之流，由于受到阳明心学影响，把“德”和“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德”重于“才”。
就明朝学者宋濂而言，他曾说：“古之君子，应当勤勉于本职，心无旁骛。今之士则非也，未有善行，却惟恐他人不知：未有才能，却惟恐怀才不遇。”
这充分说明，宋濂在操守和才华之间，是倾向于操守的。
后来，阳明心学得到了发展，强调气节是每个人都有的，气节就在人心，但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修为来获得气节。士大夫们经过学习，深受心学之濡染，因而他们都由衷地注重气节，并且以之为信仰。
由于哲学水平的提高，时代风尚的改变，明朝知识分子和官吏的气节比前朝更深刻，他们对气节的坚守并不只流于表面，而是深刻的精神信仰。
明王朝是一个崇尚气节的王朝，知识分子和官吏对气节的追求，不仅为人们树立光辉榜样，还促进社会风气的改良。他们对气节的坚守，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汉族正统的恢复，方孝孺等人的道德榜样，阳明心学的浸润，导致明王朝气节大昌。守志持身的名臣于谦，持节不移的清官海瑞，以及舍身报国的名将孙承宗，都是有气节的士大夫，在今天，仍应继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元史》
《王阳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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