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最近在云南香格里拉待了一段时间。
香格里拉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很多公共空间里都能看到藏文。
在香格里拉，大多数的藏文都出现在商铺的招牌上。
但是一个当地朋友告诉我，其实香格里拉懂藏文的人非常少，这些招牌上的藏文也存在不少错误。
有人就因此认为，这些藏文只不过是起到了一个装饰品的作用，营造出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来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在香格里拉县城里走一走，大家就会发现，说藏文只是一个装饰品有一定道理。先不说那些翻译错误，看看小编拍的下面这个招牌——
香格里拉大多数商铺招牌主体是中文，藏文会以小很多的字体出现在上方，不注意看还真发现不了。
除了招牌以外，店里出现的其他文字都没有藏文翻译。
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少数民族景区都可以看到。除了商铺的招牌翻译，有些时候语言还会被直接当做商品来进行销售。去过丽江旅游的读者很可能见过下面图中的东巴文字纪念品（东巴文字是居于西藏东部以及云南省北部的纳西族使用的文字）——
对于这样商品化地包装少数民族语言的行为，很多社会语言学家都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旅游包装破坏了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发展。
先不说那些翻译错误，当语言被固定在招牌上或是旅游产品中时，语言的交流功能就大部分被抹去了，同时语言的文化内涵也遭到了破坏 (Coupland,2012; Salo, 2012)。
那么这些对语言的商品化的包装对语言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简单来说，语言商品化指的是语言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价值。翻译服务、语言培训机构的语言教学、电话客服以及将语言印在旅游纪念品上都是语言商品化的例子。
而今天咱们讲的少数民族语言商品化，又可以算作少数民族文化商品化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商品化的过程中，语言和文化被当作一个完整固定的系统来包装，而不是现实生活中不断在发展变化的活跃的概念。
异域风情对国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旅游者们都在期待体验“真实的当地生活”，而景区的少数民族文字就是旅游开发者们对“真实的异域风情”构造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当旅游目的地的语言和游客所使用的语言有着不一样的书写系统时，语言商业化也就更加明显。
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可以带来视觉上的满足感，立刻直观地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而这时这些文字的象征意义以及文字书写上的艺术感所带来的价值，远远大于文字本身要传达的意思。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商品化的展示方式也有很多种。
首先，大多数游客不熟悉的藏文以及东巴文字，因为视觉上带来的异域感和艺术感，它们就会被大量使用于在旅游景点中。
而那些没有书写系统或是使用罗马字母作为书写系统的少数民族语言，则会可能以歌曲或是戏剧的形式出现。
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或者跟着导游学过一两句少数民族语言（比如去西藏必学的“扎西德勒”还有去新疆必学的“亚克西”），都是商品化的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语言商品化？因为旅游局等部门会统一规划，也会回应市场的需求。这样一来，商业化的语言就跟当地人的真实经历不太一样了。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城就是这么一个商业区。
政府并没有打算展示中国城的历史发展，或者讲一讲中国城里面华人的真实故事。很多华裔居民因为房租太贵等等原因，渐渐搬出了中国城，华裔居民人数的减少和中国城外观“中国特色”的增强是同时发生的。
美国当地的规划文件中就明确提到——汉字是中国城外观设计的重要元素，汉字可以给中国城提供必要的中国特色。这份文件中提到的是使用汉字(Chinese character)而不是汉语，汉语表示的是一个交流的系统，而任何一个随机的汉字都能达到文件中的要求。
于是在中国城中，中文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交流意义，所以大家才会在中国城内找到“用中文来写你的名字”这样直接的将语言作为商品出售的服务。
在中国城内，大多数的中文都以商店名称以及餐厅名称的形式出现，除此之外，使用中文并不是在中国城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的必需条件。汉字强化了中国城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特色，增加了它们作为在特定区域出售的特点商品的价值。
再放开一些说，中文也成为了中国城整体包装的重要一部分，让中国城成为了一个在外观上明显区别于其他街区的有趣景点，让华盛顿特区在商业和娱乐竞争中更有影响力。
回到云南，在香格里拉一座叫独克宗的古城里，几乎每一家店铺的招牌都是藏汉双语，不过真正认识这些藏文的店主少之又少。很多当地人没有学过藏文，更不用说那些外地的店主了。
因此社会语言学家们才会产生前文提到的担忧，提出纪念品和招牌上的语言被固化了。他们认为语言只有在交流和使用中才有意义，才会得到发展。另外，很多时候这些旅游产品的运作者是对文化和语言并不了解的商人，于是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对文化以及语言的曲解。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类似的对少数民族语言表面化地展示，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加快了把少数民族语言放在博物馆中的步伐。
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发展旅游恰好给了传统文化以及当地语言一个再次发展的平台。少数民族歌曲的演唱者从田间地头走上了舞台，这并不代表这些艺术形式就被固定在了舞台上。反而商业的利益也给这些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为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基础(Cohen, 1988; Moriarty, 2012)。
贵州侗族大歌节
而语言在这些旅游活动中被赋予新的意义，也成为语言发展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人规定在旅游和商品化中产生的意义是不算数的，因为这些也是人们经历的真实的生活。
十多年前，中国的地图上还找不到香格里拉这个地方。
香格里拉这个名字来自于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他1933年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一个位于中国青藏高原的世外仙境。云南迪庆州中甸县在2002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香格里拉，从那时起，当地政府就大力发展以藏族文化为主的旅游业。
香格里拉松赞林寺
政府对藏族风情做包装的一个重要的行动，就是要求所有的宾馆、餐厅和商店的招牌上都加上藏文翻译，而很多的错误翻译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
香格里拉的藏文教育起步很晚，90年代开始才有学校向学生系统地教授藏文。可想而知，当2002年政府对商店的标牌提出藏文翻译的要求时，懂藏文的人少之又少，更不用说那些不是藏族的店主了。
于是很多人为了省事，就自己粗略地翻译，或者请广告公司来做。相比之下，公共机构的名称以及路牌的藏文翻译就相对正规一些。
但有些时候因为制作路牌的工作人员不懂藏文，在排版制作的时候也会把原本正确的翻译弄错。近几年，在公共空间的藏文翻译错误已经少了很多，目前如果有商家需要汉藏双语标牌的话首先要经过专业机构的审核。
当时的文件已经很难找到，咱们也很难了解当时汉藏双语标牌设立的具体考量。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藏文在香格里拉县城的具体呈现进行一些推测。
根据小编的目测，香格里拉县城百分之九十的商店招牌都是汉藏双语的，旅游区独克宗古城里还有一些招牌是汉藏英三语，而藏文的呈现可以找到下面这么一些特点——
1. 在排版的和字体上，招牌上的藏文和汉字的字体不同（古城里有少部分招牌上的中文会以藏体呈现），但它们一般都是同一种颜色。如果颜色不一致的话，藏文一般都是白色或者黄色。就如文章一开头小编提到的那样，藏文都是放在中文的上边，一般都要比中文小很多。
2. 藏文一般出现在政府机构和旅游景点名称、路牌、以及店铺的招牌上。
除了讨论藏文出现在哪些地方，咱们还可以结合藏文没有出现的地方，来想一想藏文在香格里拉景区的主要作用有哪些。
首先，香格里拉县城里的店铺招牌几乎都是汉藏双语，但是大多数的店铺除了招牌以外在店铺的里里外外就找不到藏文了。
其次，就县城的语言景观来说，信息栏、政府宣传栏、公共标示以及像银行这样的大型国企的招牌大多只有中文，而这些没有藏文的文本正好都是和当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没有藏文翻译的宣传栏、信息栏、公交站牌和银行招牌
因为香格里拉藏文教育起步得较晚，在香格里拉虽然很多人会说藏语，但看得懂藏文的人很少，大多数游客和来开店的外地人也看不懂藏文，很少有人需要利用藏文获取信息。
总之，香格里拉景区的大量藏文在传递信息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很大，目前藏文更多的作用就是对香格里拉的藏族文化和异域风情进行包装，增加香格里拉的旅游价值。
不过至少现在香格里拉县城的不同角落大都能看到藏文，这其实也是一种对当地文化的肯定，不仅仅能带动一些人的学习兴趣，还能激起人们的文化自信。
政策研究学者Ben Hillman (2003)对香格里拉的调查就发现，尽管有很多不足，商品化的藏文展示还是起到了不少积极的作用。大量的藏文第一次出现在了香格里拉景区，藏文的书写也非常有艺术感，激起了很多藏族人对藏文的自豪感和兴趣。此外，因为要对县城里的藏文翻译进行监督和管理，当地对藏文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和香格里拉的一位藏文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道：
“如今社会变化得越快，人们寻找文化以及身份认同的意识越强。大家都想在不断地变化中让自己内心安稳，于是民族文化的价值也就不断显现出来。近几年在香格里拉，人们对藏文学习的热情也确实在不断增强。”
这位藏文老师也认为，正因为藏文有一套非常完整地书写系统，所以大家每天都能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见到藏文，这和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相比已经非常幸运了。
不管这些招牌上的藏文对促进藏文发展和保护的作用有多少，在景区展示少数民族文字也算是走出了保护和推广的第一步。
但是社会想要真正保持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更多的还需要教育、家庭、公共媒体和政府共同的努力。
参考文献
Cohen, E. (1988). 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5(3), 371-386.
Coupland, N. (2012). Bilingualism on display: The framing of Welsh and English in Welsh public spaces. Language in Society, 41(01), 1-27.
Heller, M. (2010).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9, 101-114.
Hillman, B. (2003). Paradise under construction: minorities, myths and modernity in northwest Yunnan. Asian Ethnicity, 4(2), 175-188.
Leeman, J., & Modan, G. (2010). Selling the city: language, ethnicity and commodified space. In E.G. Shohamy, E.B. Rafael, & Barni, M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city (182-198). Multilingual Matters.
Moriarty, M. (2012). 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an Irish tourist town. In D. Gorter, H.F. Marten & L. Van. Mensel (Eds.), Minority languages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pp. 74-88). Palgrave Macmillan UK.
Salo, H. (2012). Using linguistic landscape to examine the visibility of Sami languages in the North Calotte. In D. Gorter, H.F. Marten & L. Van. Mensel (Eds.), Minority languages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pp. 243-259). Palgrave Macmillan UK.
中国城两张照片来源网站：
https://www.airbnb.com.hk/locations/washington-dc/downtown-penn-qua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