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口传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主持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国家艺术基金3项，省级社科项目20多项。出版《满族说部文本研究》《吉林省民俗节庆研究》等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富育光
吉林省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学。
摘 要：文章通过对满族说部与东北民族历史关系的探析，阐释了满族说部的传承情况，以及满族说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渊源。满族说部因其讲唱内容迥然，在漫长的社会演进中已逐渐形成一些严格的不同传播形态，构成满族说部现实特有的传承与保护特征。
关键词：满族说部；传承；保护
满族说部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引起各方热烈关注。蕴含着大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满族说部，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得到传扬，使满族古老的民族文化遗存得到保护。笔者以多年考察研究和学习体会，略述心得，旨在更好地推动满族说部的抢救与保护。
一
人类数千年来所创造和绵续恒远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在社会风云中时有更迭变幻，时时处处又在创造、充实、丰富、延续着。我们对北方民族文化的考察，便是在如此不断地校正、充实中，完成自己普查之路的。文化考察是对已逝文化的探索和挑战。稳操胜券的机遇，只给予那些肯做最艰苦细致工作的人。它并不都能够因为人们主观意愿即可事半功倍，多数时候都是要随时修正调查航标，实实在在地熟悉采录对象的历史、语言、文化，紧紧围绕符合踏查对象的心理情感，与之融为一体，才会得到理想的硕果。如我们对已濒临消失的满族古遗存文化的调查与抢救，便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坎坷历程。
考古发掘证明，东北这片富饶美丽的沃土，人类文明开发史极其悠远丰富，曾经生息着古肃慎人以及与肃慎族系文化相通的历朝如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和其他至今已消散、融合的夫余、高句丽、乌桓、鲜卑等古老民族。历史上，东北民族地方政权从汉魏以来即颇有影响，如夫余、高句丽，唐时渤海及其后的辽、金、后金。至今仍在东北居住的土著民族有满、蒙、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等民族。而且，东北边疆又与俄、朝、蒙古三国接壤，图们江口可东向日本，对外有着悠久而漫长的人文、历史、地理等诸方面关系。东北史地的研究因而十分重要，始终备受国内外关注。
1949年以来，我国东北史地研究成果斐然，涌现众多著名学者和传世佳著。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极左遗风尚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佟冬院长提出“不要嫌苦，怕风险，将东北史研究尽快搞起来”，首先建立起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在全国最早实施对东北诸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翻译与整理，承担北方民族文化抢救大业。特别是在黑龙江省宁安、瑷辉(今黑河)地区启动了对满族传统说部考察、挖掘和抢救工程，并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经过锲而不舍地不懈努力，除挖掘和梳理出大量中国北方诸民族萨满文化遗存外，还结识多位年高德勋的满族等各民族文化传承人，喜获满族说部传藏线索和数百万字的手抄文本。
在萨满文化和满族说部等沉积有年的重大项目上，在国内取得了科研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客观上也为东北史地研究提供了珍稀的民间史证，推动了对东北民族史、地方史、边疆史等人文学科研究的深入。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满族，颇具传奇性，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影响。正如大家所知，满族是东北地区一个古老民族，自古便生息繁衍于黑水白山，民族文化在清代达到鼎盛，二百余年中满文满语被作为“国语”，广泛使用。清亡后满语废弃，满族生活与文化与汉族兄弟逐渐趋同。有明以来，东北辽东、黑龙江出海口以及黑龙江以北广袤地域的开发等众多问题的梳理与研究，中国疆域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有清一代满文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等，都与满族文化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如此，满族史及满学研究始终成为国内外多学科关注的课题。从1980年代初以来，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要点开展调查研究。
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满族群众总觉得“几代辗转迁徙，祖传遗物散失殆尽”，“久已不会满语，跟汉人没啥异样”，有自卑感，更担心外露家藏古董惹是非，回避深谈祖先往事。社会上亦有某些人士对满族文化遗存实况持有疑义。我们为冲开来自社会习惯观念的阻力，在群众中广泛做宣传和交朋友，排除多方干扰，到满族聚居的村屯住下去，设法接近满族各姓穆昆达(族长)、哈喇达(本姓长老)、萨满达(主祭萨满)及文化知情人，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到卫生院帮助照护病人，用我们的赤诚赢得信任。
他们把许多隐匿多年的传世文物无私地拿出来，使我们征集到大量清亡后满族族人只是年年叩祭、自己都不敢染指的祖藏满文萨满手抄神谕、满文档册谱牒、诰封、神服、神器、神偶、茔地山川舆图等珍稀遗物，并为我们举荐深孚众望的说部传本收藏人及手订说唱文本。感人肺腑的事实震撼着我们：民族文化遗存不因社会风云变幻而消失，永葆无限的生命力，功莫大焉者就在于各民族中有一批可钦可敬的无畏的文化传承人，像保母，像园丁，像卫士，精心呵护着民族文化，使其青春常在。
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各地各族大力襄助下，我们在联谊的氛围中，多次分别召开过民族文化遗存展示会和民族民俗遗产摄录会，建立民族考察基地和民族文化信息员队伍，激发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心。东北地区满族传统说部的挖掘和抢救，亦在此基础上日益活跃起来。
二
满族传统说部，属于在我国北方满族及其女真先民中传承的古老民间口承艺术遗产。满语俗称“乌勒本”(ulabun)，译成汉意就是“传”或“传记”之意。数千年来，在满族先世女真众部落和满族诸姓氏族中代代传咏，至今在满族聚居区年近古稀的男女老人中，仍可记得童年时代老辈人们的一句耳熟的口头禅：满语“苏都离阿勒勒”(说史)、“夫勒赫阿勒勒”(唱根子)等话语。满族老人备受尊敬，备崇古俗，沿袭古风，凡有寿辰、婚嫁、出征、远猎、丧葬、祭祀等情之余兴，老人们更倡行讲唱“乌勒本”，寓教于乐，激励众心，这实际上就是古代部落为凝聚族众、激励子孙、奋志蹈进，世世代代传袭着的朴素民族习惯法，生生不息，为族众喜闻乐见。
各部族代代所创造、积累、传袭下来斑斓多彩的“乌勒本”故事，经时代磨砺，与日月同辉。脍炙人口的满族说部，以激昂磅礴的气势，雄浑凝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传袭不衰的独特讲唱形式，讴歌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落兴亡、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堪称民族文化瑰宝，是民族的史诗和百科全书，在我国北方诸民族民间文学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只是近世随着社会的变革、生活的变迁，渐被人们遗忘，濒临消散的危境。
一些人士询问“说部”一词的来源，考其因，晚清民国以来，满语渐废，社会生活已习用汉语。瑷珲、吉林和京畿之地的满人便将满语“乌勒本”渐渐改称“说古”、“满洲书”、“英雄传”、“说部”等名称。“乌勒本”古语，只在谱牒和萨满神谕里犹依稀可见。但是，人们仍感到“满洲书”等众多称谓，既不像满语便于人们的理解与传播，也未能鲜明体现“乌勒本”恢宏内容的艺术特征。1930年代后，瑷珲等地的满族说部传承人便用“说部”一词代替，借以表示并区别在满族斑斓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中，除有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的“朱伦”、“朱奔”，即活泼短小的歌谣、俚语、“奶奶口中的古趣儿”之外，尚有大宗独特而神圣的家珍，那便是祖先留下的一部部恭放在神龛上炫耀氏族生存历史、记载家族非凡伟业的泱泱巨篇。
“说部”虽借用汉词，并不是源出汉语，其实也是从满语转译来的。瑷珲大五家子村老人们常说“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 I tebtelin)，汉意即“满洲人的段落较长的说唱文学”，即韵体满族说部。“德布达林”艺术形式在满族等北方民族中出现很多，实际上就是民间叙事诗，专有讲唱艺人，有不少题材就是民间史诗。如，至今仍有满族老人会咏唱的《莉坤珠逃婚记》又叫《莉坤珠德布达林》，就是一部动情的悲情史诗。“说部”一词一经叫出便被大家所接受，后来便沿用下来。
笔者认为，“乌勒本”与“说部”两个名称代表着时代的发展，标志着满族说部随着社会生活巨变和观念的发展亦有很显明的变革与丰富，而且随着社会前进，满族说部还在发生变化。“乌勒本”从内涵到形式严循古风古制，使用满语讲唱，有氏族长辈或名师讲述，有严格的礼俗和秩序，显示氏族的凝聚力和神圣性，而“说部”发展到近世，恰恰是满族社会生活变化后的演进形态，是“乌勒本”口碑艺术传播过程中的嬗变。满语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氏族影响力日淡，讲唱“说部”失去往昔的排场，而且有的说部不以某氏族所独有，已传入社会，所有权混乱，有了很大的扩散性和自由性，甚至有的“说部”表现形式趋向话本和评书。
有关我国早期满族民间说唱活动的史料十分匮缺。史禄国先生的《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两部力作，用大量亲身考察的生动素材，为我们记述了20世纪前期中国北方满族等诸民族社会组织的生态原貌，留下难以复现的珍贵史料，弥足可敬。他“于1912年开始对通古斯人进行民族调查，并于1915年来到阿穆尔河两岸，在这里的通古斯部落和满族人之中呆了约18个月”。“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后贝加尔作过三次考察，1915至1917年期间我又去蒙古和满洲作了考察”。
作者在本书中最早披露了满族民众中传统的“说古”盛事：“讲述传说和故事是满族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消遣方式。这里有一种半专业性的故事能手，他们在人们空闲的时候表演。满族人把幻想性的故事(他们称为“说古”)与历史性的故事相区别，他们通常更喜欢历史性的故事。只有在冬天，满族人才为了听故事聚在一起，他们在下午和晚上花很长的时间听故事能手讲述。他们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
文中强调“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的说法，记述十分真实，完全证明史禄国先生确实参与了民间活动，感触才会如此真切。满族人性格奔放，很少受中原礼教的束缚，讲唱说部，无拘无束。满语本身幽默含蓄，绘声绘色。若是男人讲唱，当然要比女人更随意，情趣横生，尤增魅力。作者在他的传世名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又以极大的热情，占用不少篇幅记述通古斯语群(包括满族)固有的说唱艺术。“通古斯”一词，“通常将操通古斯语群的民族称为通古斯北支，将以满洲族为中心的诸民族称为南支，两支总称为‘通古斯’”。
所以，在学术界一般讲到“通古斯”，亦涉及满族。“通古斯人非常喜欢各种社交活动，如婚礼、萨满跳神、像年度集市那样的商业集会等等。他们利用这些机会娱乐。”“通古斯人爱听故事。有各种年龄、性别和风格的讲故事人。优秀的讲故事人受到场人们的赞赏……他们讲的故事有好多种类，有许多都是被遗忘的叙事诗、历史传说、狩猎故事、恋爱故事以及关于动物和萨满教的故事等……生动的场面和表情，往往由于听众的要求而重复表演。”“往往因为受较长的故事或议论的吸引通宵不寐，一般是过半夜很久之后才就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中提出在满洲通古斯人讲唱中有“许多被遗忘的叙事诗”，引起作者的关注。
这又恰是我们在民族民间文学采风中常忽略的方面。在我们的习惯意识中，似乎总以为我国不同于西方，缺少诗情，故而常常“遗忘”民族抒情诗的挖掘和抢救。史禄国先生有力证明满洲通古斯语群等北方诸民族中，的确流传着脍炙人口的民间叙事诗。作者讲“在访问瑷珲地区的满族人期间，我似曾采录了被称作是满族的《奥德赛》的《特普塔林》(tebtelin)，它是由一位老太太口述给我的。我所记录的这一诗篇以及其他的故事、传说和各种不同的萨满歌词是我们进行民族研究的极好的参考资料。”“这部美不胜收的史诗以及满族民间文学的其他资料有一些部分已被翻译出来，但由于俄国的政治动荡而未能发表。”
作者不仅说明满族存在史诗，还将其比作“满族的《奥德赛》”。我们多年来在北方民族文化田野考察中，深切感受到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有着豪迈而乐观的禀赋和叱咤风云的民族性格，在社会生存和原始古祭中创造出众多激情跌宕、饱蕴理念的长歌长诗，如《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恩切布库》《西林大玛发》等，仅是凤毛麟角，只可惜民族歌手相继离世，许多传世长歌没能记录下来。
三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说：“历史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回忆”，“研究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及半文明状态的关系，需要几乎全部关于史前或史外的材料。”满族传统说部的传承，源远流长，为后世保留下一笔重要的口头或书面的历史回忆。经我们长期苦心搜求，所获最早的说部体遗文，可追溯到辽金时代，而且数目可观，如《苏木夫人传》《忠烈罕王遗事》《金兀术传》《女真谱评》《金世宗走国》《海陵遗闻》《白花公主》等。其中，有的说部不论史学价值还是艺术塑造都达到一定造诣，生活气息浓烈，保留金源古俗，千载流传不衰。
金代历史传说故事如此丰富，绝非偶然。这与金王朝开创者完颜氏家族金戈铁马的灭辽伟业、金代君臣身体力行地倡导祖德宗功密不可分。《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斡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这段记载，必对当时金代女真部族讲唱“祖宗遗事”或“乌勒本”活动是极好的发动。世宗完颜雍，女真名乌禄，是金史中颇有政绩的著名女真君主，不忘女真旧俗，热心倡导女真古风。
大定十三年(1173)四月，他对皇太子说：“朕思先祖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曲(指在睿思殿上歌者所歌之女真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金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起舞后，自己吟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元人宇文懋昭在《金志》中，还记载金代女真人有趣的古习，“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当年在民间就有女孩子们讲唱身事故事，以此赢来求偶的喜乐活动。
渤海靺鞨时期，满族说部内涵亦有可喜发展，如在吉林省珲春地方搜集到日伪时期日本人采录的传颂红罗女忠贞爱情的《银鬃白马》和我们陆续录记和征集的《红罗女》《红罗女三打契丹》《红罗与绿罗》《二十四块石传奇》等，均属同一主题。进入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北方满族说部的产生和传播则进入空前繁荣期，题材广，形式活泼，内容宏富，讲述与传承者亦不单纯拘泥于某个氏族哈喇(姓氏)，甚至有高官显贵亦加入说部的创作、讲述与传播中，更加彰显了满族说部的史乘和文学艺术价值。如为人们熟知的《扈伦传奇》《萨大人传》《老将军八十一件事》《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东海沉冤录》《两世罕王传》等，都载述明清以来在历史上卓有建树的名人勋业，便是典型代表。
满族是善于学习、追求进取的民族。早年“几乎所有的满族人都读满文、写满文，但是他们也懂汉语，并且对汉语文献极有兴趣”。《清史稿·选举志·学校》载：清朝重视八旗教育，“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承、博士、助教、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肆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
又载：“康乾间天子东巡，亲诣阙里，拔取生员。”仅以清代重镇瑷珲为例，瑷珲乃人才荟萃之地，涌现众多满族说部与此有着必然联系。清康熙朝之前，瑷珲为荒芜千年的漠北渔村。据满族说部《黑水精英传》《萨大人传》讲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军都统郎谈、彭春、副都统玛拉，奉旨由京师星夜兼程抵瑷珲，马背上除驮干粮水囊外，带来康熙帝赏赐瑷珲地方的汉书和国学(满文)读本。八旗将士空隙时，彭春、玛拉教授满文。瑷珲从此最先燃起文化的曙光。满族著名民俗笔记《瑷珲十里长江俗记》载：“瑷珲满文长于宁古塔，几族同窗，共延满师，日久打虎儿、索伦有国学绝精者，盖兴旺自圣祖朝彭春公之创。”
瑷珲、齐齐哈尔等地还相继建立满洲官学。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嫩江)两翼各立一学，这是黑龙江设立最早的官学。此后，经乾隆朝一直到咸丰、同治年间，瑷珲地方官学一直坚持下来，培养出众多北方各族名流。子弟乡试、殿试名列魁元者，历朝有之。当年，清军大营中还留下排序讲唱满族说部的传统。八旗丁勇，应召来自吉林、盛京、宁古塔等几处，初驻北域，且又各族乍聚，语言习俗迥异，帐外风雪坚冰，寒夜难度。
都统彭春公率先给大营众将士讲唱满洲说部，还让各旗牛录领兵大人都要参与讲唱，达斡尔、鄂伦春将士也讲唱本族故事。清军胜利回师后，瑷珲各族将传播满文、唱讲说部之风，一直传袭下来。有清一代齐齐哈尔、瑷珲、墨尔根文化荟萃，影响四周集镇，各地诸种满文传抄件甚多，直至民国期间亦不鲜见。以此窥见，满族传统长篇说部虽为数十万甚或近百万言泱泱巨篇，绝非文化愚氓者所能为。它集多种条件和因素而凝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实际上，考察满族说部的创始者，既有荷马型人士，更有满汉齐通的大家、朝廷的学士、编修、将军。他们博古通今，甚或通达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风俗，本身都是才智多能者，他们使满族说部独具一格，具有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价值，令各方人士百听不厌，爱不释手。满族诸姓望族还不惜银两，延请国学和汉学名师帮助，意在满族说部的延续和传承。民国以降，满族有些姓氏家藏说部失传或传留日少，亦因缺少文化人士。
近世，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如祁世和、何荣恩、程林元、刘显之、傅英仁、马亚川、富希陆、关墨卿、徐昶兴、孟晓光等，都是满族诸姓中有较高文化的著名人士，其中几位不仅通晓汉文而且满文亦很好。黑龙江省孙吴县四季屯村，至今能讲流畅满语的何世环老人，已79岁，她父亲何蔼如先生满汉齐通，是瑷珲下马场村小学校长。何世环就是跟父亲学的满汉文。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似乎认为，讲述满族说部只是普普通通的基层农民，没什么文化，恰恰相反，这些人都是有着一定文化的民族知情人和文化传承人。
四
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也恰是满族说部至今得以流传的奥秘所在。在东北满族聚居的诸姓中，至今仍存在维系与凝聚氏族力量的精神支柱；穆昆制。古老的穆昆制度，是以同一“哈喇”(姓)为轴心，凝聚成坚强而紧密的同一血亲的氏族生存集群。恩格斯曾说“氏族的名字创造了谱系”，实际上就是“哈喇谱系”。凡在这同一谱系下的本“哈喇”子孙，既有弘扬本“哈喇”之天职，又有承袭本“哈喇”一切遗产之权利。
为此，氏族首领穆昆达、哈喇达以及萨满们，时时注意创造本哈喇的非凡和荣耀，传咏下来本族的创世神话和不胜枚举的祖先英雄故事，作为氏族的精神财富，并培育儿孙驾驭“对周围生物环境的高度熟悉、热心关切，以及关于它的精确知识”的本领，成为高扬氏族文明的后继者。这种古老而严峻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激励和影响着满族说部的世代传承。满族民俗笔记《瑷珲十里长江俗记》云：“乌勒本皆咏己事，不言外姓哈喇轶闻趣话。盖因祭规如此。凡所叙故事，与神案谱牒同样至尊，享俎奠，春秋岁列阖族祭仪中。唱讲者各姓不一，有穆昆达，有萨玛。而萨玛唱讲者居多，睿智金口，滔滔如注，庶众弗及也。”
讲唱满族说部就是敬祖、颂祖，是祖制家规，“每岁春秋，恭听祖宗‘乌勒本’，勿堕锐志”。所以说，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所有“乌勒本”传本均由氏族穆昆达或萨满珍藏，由阖族德高望重的玛法、妈妈、萨满或氏族中指定的讲唱人，焚香洗漱毕开场，届时常辅以恰拉器、哈勒玛刀、洪乌、手鼓和口弦琴伴奏，族众按辈分依序围坐聆听，时有翩舞助兴。
清中期后多有“乌勒本”手抄传本传世，与祖先神匣供于西墙神龛之上，享阖族致祭，以备应时请用。满族说部讲唱者在族中很受尊敬，擅讲唱说部的人称“有金子一样的嘴”，视若圣哲，尊称“色夫”(师傅)，人人敬慕。族中少年受父兄耳濡目染，勤学苦练，将学讲“乌勒本”、竞作传人视为已任。说部的传教，谨遵氏族内传程式而行，一般皆由传承人嫡传长子世代承袭。为使讲唱者人才济济，各宗枝亦常有遴选聪颖好学、非嫡传子弟收作说部传人者之例，被选者父母亦甚显荣贵。
满族人格外敬重祖上说部传本，早年有不少戒规：如，“传本因由‘色夫’缮写讲用，允许专人保管在手，若遇疾患、病逝等情，传本统归族理；传本若有删补、歧义等纷争，依族长议决，惟恪守祖宗原貌至要；学讲‘乌勒本’乃大公大德之举，阖族护爱，实有拮据者应享族银微济；弟子族内拔优公推；传本彰祖宗之迹，族人勿权外传。”经我们调查，满族大户望族早年都有此类大同小异的约束，对说部留存起了保护作用。说部视比祖传田产，屡经时代变革，仍在心中恪守不渝。
满族说部因其讲唱内容迥然，在漫长的社会演进中已逐渐形成一些严格的不同传播形态，构成满族说部现实特有的传承与保护特征：
第一，凡讲唱本家族族源历史或家族英雄传奇类的说部，原传袭家族视为祖传遗产，至今多由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后裔承继和保护，父传子，子传孙，直系无传传庶出，有清晰地传承谱系。这类说部始终保持单传性质。如，久居黑龙江畔的满族富察氏家族，祖籍宁古塔(今宁安市)，清康熙朝为抵御沙俄奉旨永戍黑龙江瑷珲。家藏除满文宗谱、文档及珍贵的历史文化史料外，并有家藏满族说部《萨大人传》，已传300年。此外，本家族还传藏《天宫大战》《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东海沉冤录》等祖传说部，亦有百余年传承史。
又如，吉林省永吉县满族赵氏家族，系明末扈伦四部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后裔，至今本族讲颂满族说部《扈伦传奇》，已传9代300余年。黑龙江省宁安市满族傅氏家族传讲说部《萨布素将军传》等，均流传百余年；黑龙江省双城市满族马氏家族传讲说部《女真谱评》传袭数百年之久。又如《忠烈罕王遗事》《两世罕王传》等亦属此类。
第二，满族传统说部除少量属上述祖先传记体类型说部外，大宗满族说部则包罗万象，涉及满族及其先世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这类说部尤具传播的广泛性和时期的久远性，情节跌宕，完全融入满族及北方各族社会生活，可能有的渗入几个朝代的传承史，有的成为北方民族共同精神财富。这些满族说部在民间流传的时间或传承的脉络线索错综复杂，已无法准确考究其最初产生在什么时间、出自哪一哈喇，更无法详知其究竟经历了多少哈喇的传述、修润与承袭，后又经何情节辗转收藏入某部落、某哈喇、某个人手里。
我们只能从其流传地域和故事内容、脉络分析，大约推断其形成和传播经历的概貌。满族说部，就是在这种不断提高、不断丰富、不断传承中得到艺术升华，说部传承者就是满族族众，是民族智慧的长期共同结晶。这些都充分证明满族传统说部的源远流长及其历史价值。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满族说部失去传承特征，流传中得到无数族众的继承和传承，在一定时期内依附一定的传承人，继续得到传统保护，使之传袭不衰。这也是满族说部延续中一条特有的口承传承规律。
如《红罗女》《红罗女三打契丹》《金世宗走国》《两世罕王传》《忠烈罕王遗事》《松水凤楼传》《红罗和绿罗》《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东海沉冤录》、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都是分别在满族诸姓存藏中征集到的。我们在录记、整理过程中，力求弄清楚其传承人群与地域特征，以利于说部的诠释与研究。
第三，满族说部的挖掘、抢救与保护，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正如前述，满族说部早期在民间靠满语传承与保护，但从文史学与民俗学考察可知，在汉文化的强大氛围中，早在清中叶后满人在官场上便习用汉语，而满人以汉文为诗词书画或戏剧小说者，佼佼者金以来代有人出。迨到辛亥革命之后，“严格禁止用满语教学。从此之后，满语只局限在家庭生活中继续使用，并且一点一点地让位给汉语”。“在吉林省和盛京，汉语的影响一直很大。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满语的运用已经明显衰微，而在宁古塔地区这一满族人本来的范围内，人们几乎完全不再使用满语。”满语言文字没有像藏、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一样，作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受到国家保护；即使在各满族自治县、满族乡等满族聚居区。满语因而被废弃成为“死去的语言”，被大多数满族人遗忘。满族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与汉族交往中，早已习惯于汉文汉语。我们多年来田野调查实践证明，事实亦正如此，我们所征集到的满族文化遗存都是满族老人们用汉语讲述的，只在口述中保留有一些满语词汇。或在满族聚居地区，偶尔搜集到满语歌谣或遇见少数年过古稀老人说一些满语或讲述简短的满语故事。
仅有部分萨满神谕、宗谱等因系家藏清中后期至民国初遗物，有满文和汉字标音手抄传件，但多数仍为汉文墨迹珍品。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像满族说部等口碑遗存已是以汉文学形式保护下来的古文化传承物。为了不遗漏满族固有文化，我们在满族文化抢救中，还坚持采取双向努力的原则，既对大量以汉文字叙述的遗产进行抢救，又以极大地热情兼顾对残散满文遗存(民歌、民谣、谱牒、神歌)进行征询、采录和搜集。笔者曾多次到黑龙江省孙吴、逊克两县录制满族老人何世环、傅金荣、何金芝、孟秋英等用满语讲述的《音姜萨满》《白云格格》《骄傲的鲤鱼》《獾子和貉子的故事》《萨哈连乌拉依朱奔》(《黑龙江的故事》)以及迎送、求雨歌谣等。在录记满族说部和上述满文遗存中，常常搜集到大量用汉字注音满语的手抄件。
满语方音土语变化甚大，汉字标音又杂乱不准确，常为破解一个关键词需要花费一、二年时间。在一些民族老人的帮助下，解决了翻译和整理中的很多困难和障碍。然而，这些老人均有七八十岁高龄，所以，满语已临消失的境地。在满族说部抢救、述记、整理中，努力收录与鉴释满族方言土语，忠实记录，保持原胎性，杜绝随意修正癖(当然因历史文化素养而不尽如人意)，力争创造条件出版和公布原胎的资料本。这是需要时间与实力的。因满文满语长期废弃，东北满族习惯使用汉字注音满语，满语方音土语变化又甚大，在翻译整理中都带来诸多问题。
满族说部的另一保护措施，就是培养传承人，在满族中逐渐讲唱起来。讲唱是最群众性的传播、延续与开掘。由陌生到喜爱，具备往昔讲唱“乌勒本”的氛围和浓重的环境。这项复原工程难度很大。满族老人们建议“别挑剔，讲起来就好”。民间传承终究是民间自己的事，就按照满族群众自己现有习惯采用的形式为好，不必拘泥于群众久已遗忘的旧习惯。只要如此，满族文化遗产仍可后继有人地很好保护传续下去。
【注】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5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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