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日报8月26日“城事”版载,据统计,今年“七夕”当天共有182对新人注册登记,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演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演变(牛郎织女演进史)

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演变

乐清日报8月26日“城事”版载,据统计,今年“七夕”当天共有182对新人注册登记。

七夕卧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牛郎织女传说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又被当作是中国的情人节。

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搭起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此外,老人们经常说,七夕夜深人静之时,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到牛郎织女在天上的脉脉情话。

由此可见,七夕节并不全是情人缱绻的日子,也是古代的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因为此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少女,而节日活动的内容又是以乞巧为主,故而人们称这天为乞巧节或少女节、女儿节。在这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礼拜七姐,仪式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本期的“国风堂”,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七夕节的冷知识。

浪漫凄楚的传说

“牛郎织女”的故事深入人心,不过这一浪漫故事也经历了千百年来的演绎。

古人观察天象,将牵牛星和织女星人格化而演绎成为一对夫妻。他们隔银河相对,每年七月七日才能相会一次,是悲是喜,可想而知。

《诗经·小雅·大东》是一首怨刺周室的诗。余冠英先生说:“诗人以周人的生活和东人对比,并历举天上星宿有空名无实用,见出不合理的事无处不存在。”其中举了牛郎织女的例子:维天有汉,天上有条银河,监(鉴)亦有光。照人有光无影。跂彼织女,织女分开两脚,终日七襄,一天七次行进。虽则七襄,虽说七次行进,不成报章,织布不能成纹。睆彼牵牛,牵牛星儿闪亮,不以服箱,拉车可是不成。(余冠英译)

这是“牛郎织女”故事的雏形。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也是增饰、演绎和丰富的过程,这在袁珂编著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有过详细的介绍。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有关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大概与古人对星辰的崇拜有关联。牛郎和织女,在我国很早就被称为“双星”。位于银河西面由六颗星组成的牛宿星,分布形状看上去很像一头牛的轮廓。东面是织女星,在它的东南方还分布有像一把织布梭子形状的四颗星。到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两星的距离在人们的视觉上最近。两星相对,真的就像一对恋人含情脉脉,遥相凝望。这种美丽而神秘的天象,就激发了民间创作的想象,由此引发出了美丽的爱情故事。

从《诗经》中那种隐隐约约的表达方式开始,就构成了后世这一传说的基础。至《史记·天官书》中,便有了“织女,天女孙也”的说法。

可见最迟到汉朝,基于这一故事的节日,就已经具备了雏形。《淮南子·俶真训》中记载:“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

于是,在汉代的诗文中,就增加了故事的许多具体内容。东汉文学家班固的《西都赋》里就有:“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其中,牛郎、织女于七夕相会的情节已清晰可见。至东汉,文学作品中又增加了对女主人公因被迫分离而造成的痛苦的描写。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三国时期的曹丕在《燕歌行》中也说:“星汉两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都表明了他们是一对长期被天河所阻隔的恋人。

故事的最终完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如古本《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孙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紝。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

故事中织女的身份、牛郎和织女的关系,他们的结合、分离与最终的命运等要点都已经具备了。由于一代又一代民间创作者的不断加工和改造,故事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吸引人,流传越来越广,并逐渐变成了民间的一个隆重节日。这一故事也成了文学作品中用以咏叹夫妻暌隔,或借以表达男女相思﹑相爱之情的著名典故。

到了宋朝,可以说是很成熟了,诗人秦观以七夕节为题材,创作的一首名为《鹊桥仙》的词:“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鹊桥相会”的“鹊桥”,是由牛郎织女的悲剧所引发派生出来的。他们的爱情感动了喜鹊,喜鹊们在七夕之夜于银河上搭桥,促成一对情人的相见。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三引《风俗通》说:“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引《淮南子》也说:“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由此可知,早在汉代就有七夕鹊桥的说法。宋罗愿《尔雅翼》卷一三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此指牵牛,即牛郎)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数千年来,“牛郎织女”牵动着中国人的心。不仅是乌鹊搭桥磨去了它们头上的羽毛,如果七夕之夜下雨,也一定是牛郎织女相见又分离落下的眼泪。正如民谚所说的:“七月七下雨,织女也可怜。”这是多么朴素的同情心啊!

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是美的,也是值得同情的。晚近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刻画,刻画了牛郎织女的故事,正说明它在文化上的流传与意义。至于天文学上的考证,当然应该弄清星座之间的相互关系。天文研究是一回事,神话故事(及其图画)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常有一些出入,但不能混淆。当被依据的事实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入艺术的境界,其情况也就不同了。

七夕不只情侣过

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称:“七夕之说,自三代以来,相沿旧矣。”我们虽无法肯定夏商周是否有此节日,但至少可以肯定秦汉时已有节日雏型。《西京杂记》云:“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俗。”

古人认为:“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太平御览》卷三一引《风土记》)这天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因此有一些与农事相关的活动。秦汉以后,附会了许多道教的和文学的传说,致使节日的风俗有了许多新的内容。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言:“七月七日作面,合蓝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作干糗,采葸耳,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

这是七夕较早的风俗。为什么要祈请于河鼓织女呢?我们从《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日纬书》可得到解释:“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主瓜果。”这说明人们是乞求神祇牵牛、织女保佑农作物丰收。古时许多地方也确实以此来占卜粮食收获的丰歉,如《万历慈利县志》卷六《风俗》就有“七夕以前占天河,影没三日而复见则谷贱,七日而复见则谷贵”的记载。

到了晋代,人们对牵牛、织女两星的崇拜增加了新的成分,如《风土记》所述:“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或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陈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

从南北朝开始,又发展为乞求智巧,如柳宗元《乞巧文》所描述:“天女之孙将嫔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与之巧,驱去骞拙,手目开利,组纴缝制,将无滞于心焉。”

随着一代又一代民间创作者的加工,织女、牵牛的故事越传越广,七夕也随之成为一个隆重的节日。

不仅民间重视七夕,宫廷也同样热衷此道。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达百尺,上面可以容纳几十人。七夕之夜,玄宗与杨贵妃在上面宴乐达旦。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两人七夕盟誓相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我国已经家喻户晓。南唐后主李煜更别出心裁:“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竖为日宫天河之状,一夕而罢乃收之。”

七夕的活动以女性最为活跃,风俗从形成到发展有一个过程,而且地区不同也略有差别,这里略述具有普遍性的几项。

乞巧,这是我国妇女美好心灵的生动写照。傍晚,家家户户把庭院清扫得干干净净,妇女们当庭布筵,向织女星虔诚地跪拜,乞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

怎么判定是否得巧呢?据《荆楚岁时记》言:“有喜子(蜘蛛)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也有的妇女捉来小蜘蛛放于盒内,次日清晨观看结网情况,蛛丝越密得巧越多。

“对月穿针”是另一项扣人心弦的检测方法,所穿之针用金、银、铜等特制而成,有五孔针、七孔针、九孔针,将线飞速穿过者为得巧。这不仅要眼明手快,还须天公作美,正如唐代诗人祖咏《七夕》所描写:“对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有的地区则是端一盆水,放于太阳或月亮底下,投几颗绣针在水里,看针浮在水面时盆底的影子,如《帝京景物略》所载:“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

与之相联系,家家户户要做“乞巧果子”,原料为油、面、糖、蜜等,用炉烤或油炸。麦面做的叫面巧,糯米面做的叫粉巧,均是美味食品。有条件的人家还要搭“乞巧棚”。《岁时杂记》描述说:“七夕,以竹或木或麻?,编而为棚,剪五色彩为层楼,又为仙楼,刻牛女像及仙从等于上以乞巧,或只以一木剪纸为仙桥,于其中为牛女,仙从列两旁焉。”

做“生花盆儿”,也是七夕的风俗之一。即用水浸发绿豆或豌豆,药物学家李时珍曾誉之为菜中佳品。《岁时杂记》述其方法为:“前七夕十日,以水浸绿豆或豌豆,日一二回易水,芽渐长,至五六寸许,其苗能自立,则移自小盆中,至乞巧可尺许,谓之生花盆几。”

另一项风俗为“种谷板”,兼有节日的情趣和乞求安居乐业的心愿,《东京梦华录》对此有生动描绘:“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

七夕,也是文人雅士咏叹织女、牵牛悲欢离合及节日风俗的大好时机,历代留下的诗文多不胜举。

列入教科书始末

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不过,这个故事中有一处非常猥琐的情节:为获得织女,在老牛的唆使下,牛郎跑去偷窥织女洗澡,偷走了她的衣裳。然后在织女洗完澡找不到衣服的时候跳出来搭讪,博得织女的好感,继而结为婚姻。

现在看来,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过狗血。正常的故事逻辑下,织女本该怒斥牛郎是个流氓才对。严汣霖在《“牛郎偷窥织女洗澡”根本不是古代神话》一文里,追溯了牛郎如何沦为“偷窥狂”的来历。

其实,这个情节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自秦汉而下的历代牛郎织女故事中,都没有这种猥琐且弱智的桥段。

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观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有“牵牛以取织女”的字样。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里,已出现了“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的情节。

牛郎织女形成较为完整的故事是在南朝。在殷芸的《小说》里,织女是因为勤于纺织获天帝奖赏,才嫁给牵牛的。二人后来被逼分离,只许一年一会,则是因为织女在婚后荒废纺织,引起天帝震怒才导致一年一度相会的。

大略同期的《荆楚岁时记》里,牵牛被迫与织女分开,则是因为他欠了天帝很多钱:“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两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

到了唐代,传奇流行,出现了织女无视牵牛,与人间才子夜夜相会的香艳故事。张荐的《灵怪录》中有一篇《郭翰》,讲的是织女见郭翰“姿容秀美”,于是从天而降,两人直接“解衣共寝”。织女“夜夜皆来”,于是郭翰问她“牵牛何在?”织女答道:“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阻隔,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关他屁事,且隔着河呢,他不会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所谓。

当然,“织女与牛郎彼此相爱”仍是主流。一如宋人秦观在《鹊桥仙》里的咏叹:“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明代时,出现了中篇小说《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书中说,牛郎放牧、织女纺织,二人相遇后互有好感。在月老等人的撮合下,天帝把织女嫁给了牛郎。二人成亲后沉迷夫妻生活荒废职责,天帝大怒,又把他们拆开,分散在天河两端。最后,牛郎、织女向天帝上书认错,获允每年七夕相会一次。

以上种种版本,均没有“老牛唆使牛郎、趁织女洗澡时偷走衣裳”这样的情节。就严汣霖所见史料,这个猥琐情节的普及,始于民国初年流行的京剧《天河配》。

该剧的大概情节是:商人张有才与兄弟傻三(也就是牛郎)同居,张妻嘎氏挑唆分居,牛郎只分得老牛一头。老牛嘱咐牛郎去碧莲池,夺取织女之衣。牛郎来到碧莲池,见仙女们在莲池内沐浴,在水中舞姿翩翩。牛郎盗走织女的衣裳。织女追上,向牛郎索衣。牛郎要求与织女婚配。织女不愿,牛郎再三要求,老牛又在旁极力强调二人缘分早已天定,织女无奈,只好应允。

这是一出典型的以调戏女性、对女性进行性骚扰为卖点的低俗剧。且看剧中“织女”的台词:

“嘟!你是何方男子,私自窥探人家妇女。将我的衣服抢去,是何道理?

你若执意不将衣服还我,我便回家告知父母,定不与你甘休。

既要成婚。也须要将衣服还我。

即便同行也要穿好衣服,像这样赤身露体,岂不被人耻笑。”

如此着意渲染牛郎以衣服为砝码、织女“赤身露体”向牛郎反复索要衣服,自然是为了让门票卖得更好。

据《中华画报》1932年刊登署名“可泣”的文章《天河配之沿革》,《天河配》原本是昆曲中的节令剧目,“并不序老牛破车故事,颇为简单”。剧名也不固定,有的叫《天河配》,有的叫《渡银河》。民国三年(1914)北平第一舞台成立后,王瑶卿“将原有之昆曲渡银河,翻为乱掸,并将老牛破车故事序于前场,加添浴池,……遂在第一舞台露演。……开演之日,第一舞台观众满坑满谷……嗣后他园亦皆效仿。昆曲之渡银河已无演者矣。盖此出剧情本无可观,只仗彩砌陪衬,与沐浴时露出人体美。”

增入窥探浴池偷织女衣服的情节后,新京剧《天河配》全面战胜了旧昆曲《渡银河》。王瑶卿火爆后的次年,梅兰芳也演出该剧,其中有“浴舞一场,取法于西洋之蝴蝶舞”。稍后,又出现了二黄版的《天河配》和秦腔版的《天河配》,情节大体相同。

京剧《天河配》编出“老牛唆使牛郎、趁织女洗澡时偷走衣裳”这样的情节,可能是受到了当时某些通俗小说的影响。比如,1910年上海大观书局出版的小说《牛郎织女传》里,已有牛郎在天庭调戏织女而被贬下凡、后又趁织女洗澡而偷走其衣服藏起的情节。与之相较,《天河配》里,牛郎不再是天神,被改编成了“商人张有才的兄弟傻三”,他对织女做出的种种猥琐之事,多了老牛在背后唆使。

《天河配》里的这种香艳情节,在民国的市井中流行了数十年——1951年,艾青在《人民日报》刊文批评“牛郎织女”题材的戏剧影片,还曾提到:“(这些戏剧影片)采取打诨凑趣的态度,迎合城市小市民的落后趣味,……还有色情台词,等等。听说有的甚至放映仙女沐浴的电影……”

再然后,课文《牛郎织女》诞生了。

也就是说:“牛郎偷窥织女洗澡、偷走织女衣裳逼其成婚”这类猥琐情节,直至民国,才因市场需要(或谓之恶趣味)在低俗小说和低俗京剧中出现,然后又因小说的流行和京剧的繁荣流传开来。到了1950年代,教科书的编写者不察,遂将这类情节当做“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神话”,写进了语文教科书,成了几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本文写作参考了张道一:《汉画故事:刻在石头上的记忆》(中华书局);陈虎:《天体趣谈》(中华书局2010年版);庄俊华:《“七夕”风俗谈》(《文史知识》199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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