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2992幅国旗图案飞往北平1949年7月10日，新政协筹备会发出了关于《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应征要求具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旗“形式为长方形”，“色彩以红色为主”......《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于7月中旬连续登载8天。很快，全国其他各报及香港、南洋等地华侨报纸也分别予以转载。
国旗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民族精神的纽带。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应征方案跨山越水，联翩飞来。从工厂、矿山到乡村原野，从机关、学校到前线堑壕，无数工人、农民、教师、士兵、艺术工作者，都为能亲身参与国旗方案的讨论和设计，而当作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在解放大西南的战壕里，有的战士一面给政协筹备会写信表述个人的意见，一面畅想等新中国成立后，要戴上军功奖章在国旗下照一张像。有一位战士亲手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样，与一封家信夹在一起，本想打完这场战斗再寄往北平，然而在攻城战斗中他用自己的热血染红了国旗图样。当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禁不住泪水潸然......
与此同时，无数爱国侨胞和旅居海外的人士，将精心设计构思的一件件国旗图样和方案，从香港、澳门，从印尼、朝鲜、马来西亚、大洋洲、美洲，寄往北平。
短短一个月，截至8月20日，政协筹备会就陆续收到国旗图案2992幅。8月初，经政协第六小组讨论，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图案评选委员会专家和顾问。
上海滩青年设计五星红旗在国旗图案的上千名设计者中，有一位32岁的上海滩青年，他的名字叫曾联松。当他从报纸上看到征集国旗图案的消息时，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原是浙江瑞安中学的教员，后来到上海一家由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当编辑。
七月流火，酷热如蒸。在上海华山路466号一间10平方米的斗室里，曾联松挥汗如雨，伏案描摹，如痴如迷，设计出一张又一张国旗草稿。但细细揣摩，总感到不尽如人意。
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碧空晴朗，群星闪烁。曾联松触景生情，突然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
落笔前，曾联松仔细阅读了毛主席新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许多重要观点，使他的创作意念得以升华。他又联想到红军头戴的五角星，脑海中闪现出了一幅画面:
以一颗内含“镰刀斧头”的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围绕在党的周围。大星引导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每颗小星各有欢天喜地赶制五星红旗一个角正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显示出人民大众的向党之心，同时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曾联松细心剪下大小五颗星，在旗面上下左右移动摆放着。开始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看上去虽然显得端庄，但总感到天地不宽，局促呆板。一次，他偶然把五角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天高地阔，光彩闪耀。五颗金星居高临下，大小匹配，疏密相间，具有一种恢宏的气势。曾联松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五星的布局结合上，设计者独具匠心，使之呈现出一个椭圆形，恰似祖国雄鸡般的地理特征。旗面为红地，长与宽为三与二之比。五星呈金黄色，体现出中国黄种人的民族特征，与象征革命的红色交相辉映，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江天寥廓，山河壮丽......
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国旗图案寄往北平。
女工赵文瑞为政协会议缝制国旗样旗9月26日一早，政协会议秘书处的同志急匆匆来到地处北池子草垛胡同的美术供应社，找到女工赵文瑞，交给她一项重要任务——赶制一面拟定国旗的样旗，第二天就要拿到政协会议上讨论通过。
赵文瑞出身贫寒，父母早亡，自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安排她到美术供应社当了一名工人。8月的一天，一辆吉普车把她和几位工友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当时怀仁堂正在紧张布置和装修，赵文瑞被安排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这一天，政协会议秘书处来人将一份五星红旗的图案和制作尺寸交给了她。赵文瑞手抚着五星红旗图案，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从心海深处油然而生。她上街买来长幅的红绸料和黄缎料，按着国旗制作的说明，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大红绸面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室内没有足够大的桌面，她就趴在地板上飞针走线，密密匝匝地缝制起来......
欢天喜地赶制五星红旗
9月27日，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怀仁堂主席台上挂起了当选的大幅五星红旗。喜讯传来，赵文瑞兴奋得不知所措。根据大会的要求，需要在样旗基础上，制作出一幅标准的国旗来，五星比例、布局要和谐、匀称，还要加上白色的旗裤。离政协会议闭幕只有四十几个小时了，她顾不得吃饭，更顾不上合一合眼。由于过度疲累，上下眼皮直打架，稍不留神，针尖刺破了手指，鲜血滴在旗面上。
宋树信监制开国大典第一面国旗开国大典前夕的北京，古老的天安门焕然一新。在城楼对面的“千步廊”御道中央，竖起了22米多高的国旗旗杆。政协会议确定，10月1日要在北京飘扬起数万面国旗。北京市政府把组织制作国旗的任务下达给了所属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公司分工孟朱海、宋树信等同志负责具体的组织监制工作。
当时京城的工商手工业基础还很薄弱，没有一家印染厂能够承担这一任务。公司确定以红布做旗面，黄布做五星，用缝纫机缝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他们立即分头行动，有的到各商店、布店找布源，有的跑缝纫社、锦旗店、被服厂联系制作。生产一批，就拿到前门外鲜鱼口亿兆商店出售一批。在一夜之间，千家万户挂出了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
9月29日一上班，永茂公司经理甄树德找到宋树信说:“10月1日，毛主席将在开国典礼上升起第一面特大幅的国旗。旗面要用大红绸，五颗星用黄缎子。这面国旗的制作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完成吧!”
宋树信，这位28岁的年轻人，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工作起来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他从公司里找来长幅的红绸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找不到黄缎子。于是他骑上自行车，跑遍了王府井和东单、西单商业区的布店，结果还是空手而归。自从9月27日政协会议确定了国旗图案以后，首都大小店铺的红黄绸缎、布料，旋即一抢而空了。当晚，小宋辗转反侧，心急如焚。
第二天一早，宋树信便骑车赶到前门著名的老字号绸布店瑞蚨祥。店主人是孟子的后裔，在京城经营绸缎生意，堪称“大拇指”，听来人说是开国大典使用布料，但柜台上已经卖空了，便吩咐几个人在仓库里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出了一卷3米长的金黄缎子。小宋接在手中，喜出望外，便飞身蹬车，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
这是一家在当时规模较大的缝纫社。宋树信将绸缎布料交给一位女技术员，缎子幅宽只有二尺左右，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宽，左比右量，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树信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公司，经过请示上级，同意了他们的拼接方案。缝纫社挑选技术最好的师傅精心进行剪裁，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用黄缎子接出一个尖儿，旗面用五幅红绸连在一起，靠近旗裤的两个旗角，还特意用双层红绸进行了加固。就这样，经过通宵达旦的紧张忙碌，当晨曦照进窗棂的时候，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终于制作成功了。
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
10月1日清晨，小宋将连夜特制的这面五星红旗整齐地包裹好，径直送往天安门北侧西朝房的开国典礼筹备处。工作人员打开国旗，只见鲜红中泛着金光，十分满意。这时一位身着军装、气质威武的首长走进来，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亲切地问道:“小同志，是党员吗?”接着他拍了拍小宋的肩膀:“你们为开国典礼立下了一功啊!”事后，宋树信才知道那位军人是北京市长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
国旗，是民族的标志，国家的象征。毛主席当年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至今完好地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
（注:本文内容摘编自作者林玉华出版图书《国典大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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