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原意是书册的意思，逐渐有隶属关系的意思。
祖籍我认为祖先的生活地应是最原始的意义，古代人有族谱或家谱，有据可考。而时代的变迁，一代一代人的繁衍生息，家谱逐渐消失。随着科技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变迁，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对祖先的生活地仅是一个口口相传的信息，已无据可查。
本人的简化理解为，祖籍为祖父出生地，籍贯是父亲出生地，户籍是随户口变化的地方，本人出生地就不必解释了。
本人2019年曾有寻根的经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着八十的父亲找到了祖籍山东文登，寻找经历也颇有点意思。
父亲的口中能够得知的最早的祖籍信息是我的太爷爷应是兄弟四人，排行老二，生卒年不详，出生地是文登崖（读ai二声）子头村，文登属丘陵地带，当地取名以村子边有个小山崖得名，能追溯到唐宋时有人在此地居住逐渐形成村落。我的太爷爷据说在北京生活过两年左右，当时京城胡同里给人打水送水的水夫。
当时以山东人为主垄断了送水的行业，逐渐形成水霸的局面，不但盘剥他们的山东老乡水夫，同时也会欺负用水人，要是得罪水霸，可能要几天吃不上水，应是当时行业里的潜规则。
据说太爷爷在义和团京城混乱的时期离开了北京。
我的爷爷出生在崖子头村，也是兄弟四人排行老二，生于1904年，属龙。1992年我高一那年去世。从爷爷生前讲述的故事，包括这次寻根听当地未出五服的叔叔的讲述，爷爷应该是18岁左右闯关东，出来之前应该是在家里惹了点祸，从烟台或威海乘船至大连，沿路北上至安东（现在的丹东），投奔他的舅舅，后跟随舅舅在长白山地区伐木，沿鸭绿江将木材运至安东，大概干了三五年，后在安东逐渐定居。我的伯父出生在文登，从闯关东之后，据说爷爷仅在三四十年代回了两次文登，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父亲生于1940年的安东，也属龙，与爷爷相差36岁，兄弟姐妹五人，也是排行老二。十多岁时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当时地处边境的丹东时常受到炮火的袭击。父亲高一在丹东二中上学，算是我的校友前辈，我及表弟、我的外甥、外甥女都是二中毕业的。后来爷爷一家迁至内蒙古包头大概两三年时间，因为伯父在抚顺钢厂工作，为支援包钢建设举家前往包头。
父亲是在包头参加的高考，而且当时收到了现在北京地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最终他在北京短暂停留，究竟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还是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他没有选择在北京念书，而是直接回了丹东，从此开启了他的平凡人生。这就是命运，如果当时他选择了北京，现今的我就不会存在。
我1976年出生在丹东，也属龙，与父亲也相差36岁，姐弟三人，高中毕业后在沈阳念的大本。1999年毕业后在沈阳一家私营企业打工两年，也是不经意间去北京出差，特意看看在唐山工作的伯父，借此机会2001年调到了二十二冶。在这里娶妻生女，本是干工业建筑的施工企业，虽然辛苦，但是成长很快。
几代人的擦肩而过，换来了我现在北京的定居生活。冥冥中自有安排，2004年企业在北京参与酒店项目的建设，在这里与命运中的另一条生命线相交集，开启了人生中第二段婚姻的生命历程，也促成了我在北京17年的生活经历。
这就是至今历时100多年的家族的生命的延续，必然中存在着偶然，偶然中造就着必然。人与人生命的关联生命的传承就是遵循着这种规律。
如今，祖籍地太爷爷这支已经没人了，崖子头村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改成了香山村，理由是文登当地当时有三个崖子头村。本次寻根也是先找到了地图上的崖子头村，已经变成社区，好在提前做的功课，父亲还记得奶奶村子的名字孙家埠，也知道爷爷奶奶村子离得不远，才寻迹而去。找到了村中未出五服的叔叔，看到了当时爷爷奶奶住过房子的遗址，也是未必准确，因为爷爷离开村子时，他们也没有出生，只是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父亲很兴奋，但也有点遗憾，真是没有特殊的准备，没想到能够找到，也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来去匆匆，只是寒暄了一个小时，互相赠送了些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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