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大戏《人世间》自开播以来，好评不断，究其原因除了作者梁晓声为原著小说苦心经营八年之外，与编剧王大鸥、导演李璐的深厚功底分不开。剧中殷桃、雷佳音、宋佳等实力戏骨还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那一段艰苦岁月。
在剧中除了思考“文革”、知青、改革开放等历史话题，《人世间》还融入了私生子、同性恋、婚外情、反腐、整容等一系列“时尚”元素，其中对“社会人”等新鲜词汇的解读更是精彩回应了当下流行文化风向，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与现时性。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剧中深入探索世道人心，以及对不同时代、身份、阶层女性的整体理解。
曲秀贞
曲秀贞是“红一代”的典型，她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是个不折不扣的“红色老太太”。作为妻子，当丈夫在特殊时期被“靠边站”前途未卜之际，曲秀贞选择背弃“革命”，拒绝“划清界限”，以妻子的身份同丈夫站在了一条战线。曲秀贞因“一家三位抗日烈士”而自豪，对党始终忠诚。
曲秀贞的社会角色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革命浪潮吞噬了女性的自我属性，打“右派”的行为是她忠于革命/权力的体现，而扶助周秉昆则是老之将至幡然悔悟，赎罪心理驱使下的向善行为。
从曲秀贞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曲秀贞这个人物饰演“好人”的可变性与复杂性，引发人们重新思考“好人”的评价立场与价值标准。
金月姬
金月姬是曲秀贞的同代人，她十九岁入党，具有东三省地下工作者的老资历。金月姬将革命视为崇高的象征，认为“革命不是交易，共产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如在剧中因为蔡晓光事件，而让其耿耿于怀。
革命思想浸染下的女性具有浓厚的阶级意识，这就意味着她们主动从自我走向群体，放弃个体话语而融入集体声音。阶级意识导致了女性现代意识的缺失，自由平等理念的匮乏。受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影响，金月姬虽然接受了女儿郝冬梅的婚姻，却从未登过亲家的门，在她看来：“如果不是由于‘文革’，她就不会与普通工人之家成了亲家，还是光字片的工人之家。”
剧中有个重要的情结，在金月姬知道秘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周父带的茶叶和周秉义带来的南方特产又返送给周家之后，郝冬梅与其争吵过程中说出了：“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别人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此情此景，革命话语退场，阶级鸿沟开始显现。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郝冬梅父亲去世之后，作为家庭语境中的岳母，金月姬这位老革命“挺拿劲儿”，不惜以自己的“革命”资历为女婿的仕途谋求发展。
在剧中导演在革命叙事中有意淡化了女性的“革命”身份，突出了女性的“家庭”(个人)身份，反思革命/权力意志笼罩下“人”的坚守与妥协。
郑娟
《人世间》中的“好女人”是恪守“美德”的“民间的天使”，以郑娟为典型。“民间的天使”首先具有“民间性”，她不必有精英特质，不必有高学历高智商。“民间的天使”还具有“神性”色彩，必须有“天使”的温柔博爱、善解人意。梁晓声笔下的郑娟，既没有郝冬梅的高干子女背景，也没有周蓉的高学历，是美貌、温驯、博爱的“天使型女性”，也是恪守“美德”的典范。
《人世间》中，女性对“美德”的恪守首先体现在成为“贤妻良母”的自觉。这种自觉容纳了女性的善良、坚强、感恩、进取、宽容等诸多“美德”。郑娟将自己视为“天生的贤妻良母”，拥有“贤妻良母”的高度自觉。当周秉昆的母亲变成植物人，周家陷入困境，郑娟不顾流言住进周家，悉心照料周母，有担当。
郑娟以“小人物”自居，认为社会政治一类的“大事情”不该由“小人物”负责。虽与政治绝缘，郑娟依然具有社会属性，“民间的天使”正由于其“民间性”决定了其世俗性的一面。郑娟的文化程度低，不关心政治，但对人性、人心的见解独到，对日常生活的感知细腻。她以“性格”喻“皮肤”，劝说周秉昆改变性格，对人热情以实现事业的上升，在她积年累月的“民间”认知体系里，“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了点儿。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郑娟用她的“性格皮肤理论”赢得了丈夫的认可，成为周秉昆的“枕边师”。
周蓉
革命伦理与家庭伦理之外，《人世间》还从自由伦理的维度探讨女性作为“人”的话语实践。“不自由，毋宁死”的周蓉是《人世间》中众多女性中“知识女性”的代言人。蔡晓光眼中的周蓉是“特殊的女性”，“总希望超越普通人生”。周蓉眼中的自己则融合了众多文学作品典型人物的特质，将“艾丝美拉达的没心没肺”“卡门的任性”“马蒂尔德的叛逆”“娜塔莎的纯真”“晴雯的刚烈”“黛玉的孤芳自赏式的忧郁”“宝钗的圆通”集于一身，个性十足。
周蓉的“任性”主要体现在“爱情至上”的人生信念。她为了追随诗人冯化成，不顾困顿辛劳，不惜与家人不辞而别，远赴贵州偏远山区，一心守护爱情“信仰”。“文革”背景下，周蓉“离家出走”的意义显得非同寻常。受爱情驱使，周蓉对“现行反革命”冯化成不离不弃，这意味着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决裂”，也意味着“政治清白”的丧失。事实上，周蓉以“叛逆”之举捍卫了“自由”的神圣，呵护了“正义”的微光，承载了作者对“精英女性”的期待。
周蓉无疑是“积极自由”的践行者：她在贵州艰苦的环境中仍然不忘知识分子的责任，希望写一本纪实性的书籍，以引导大众对于国家的认知；她在北大读书时期，发起“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辩论，实则反思“文革”；她对和冯化成之间无疾而终的爱情“无怨无悔”。从革命的“无怨无悔”到青春的“无怨无悔”再到爱情的“无怨无悔”，梁晓声力求于苦难中发掘甘甜，“无悔”心态背后含有对个体命运的接纳与认同，即使个体命运处于时代或社会的掌控之中。“知识女性”追逐自由的理性和独立在周玥身上体现为国族意识的淡薄、自由意识的浓厚，以及价值判断的自主与人生选择的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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