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台阶上跳下来，像是把门口那盏高高的灯吓着了。它一哆嗦，我的影子缩成一团，跟趴着的青蛙一样。我站直，影子长长地铺在地上，盖住了空地上的沙子、泥土和小草。我径直往边上的一棵苦楝树走去，站立，回头。风软软地摇晃，几片花瓣落在我的头上、身上。我捡起它们，放在手心里，低下头，吹了一口气。它们四散开去，慢慢地落在地上。我拍了拍手，望向电影院的大门。
这座电影院在小镇的北郊。镇上有三座电影院，另外两座分别在城南和城中央。北郊的电影院是露天的，黄土夯的墙围出一座院子。围墙很高，应该有四米多，站在墙边往上望，不仅抬头，还要往后仰。墙上抹了一层水泥，水泥上种满碎玻璃。人从稍远处走来，阳光下可见玻璃刺目的光。我知道建筑这么高的墙是为了防止逃票和偷看，但墙也太高了，谁又能攀爬上去？镇里的同学说，如果墙矮了，从里面可以爬上去。问题是能进去了，又何必爬墙出来？四周没有树，也没有楼房。院子很大，里面立着一排排青石板，那就是座椅，由低往高，整整齐齐。我猜想这里以前应该是一片平缓的坡地。坡的形态为座椅的排列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地上有草，草都高，有的差不多就要和椅齐平了。这平添了许多野趣，边看电影边拔草，或者嘴里含一根长长的草茎。我曾经想过这样做，但没有一次完成。坐在石椅上，目光和心思就都在银幕上了。那时，我就读的中学也在镇子的北方，和电影院隔一条没有树的土路和两块稻田。晚上在教室自习，可以听到喇叭里传出的对白、主题曲和插曲。
入口的枣色帷幕还没有拉开，那两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走到一侧，凑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她们的发髻就要碰在一起了。灯光把她们的身影打印在黄色的墙上，望过去，就像图画上的两个冬瓜。我不喜欢她们的模样，也不喜欢她们那副眼睛长在额头上的表情，但我羡慕她们的职业。当一名电影院的查票员，该多好呀，一辈子都能有不花钱的电影看。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电影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观望世界的窗口。我深深热爱电影。
我在离镇子不远的一座濒海的小村庄出生长大。那已是极偏僻的地方，出村往南经过山坡和沙地，就是大海。村子没有公路，与外界几无联系，贫穷，闭塞。幸亏有了戏班和电影队，它们烟花一样地涂亮村子的夜。戏班是过年时来的，演潮剧和白字戏。我听不懂那些唱词，但我喜欢看穿着花花绿绿的人在戏台上跳来跳去，像骑马，像打仗。看的次数多了，也就知道了戏的内容。知道内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哭，为什么笑，为什么舞刀，为什么翻跟斗。我父亲甚至一度想让我去学唱戏，他觉得这样我就可以学到一种手艺。我也想，我觉得戏台上的那些姐姐，个个都像花那样好看。戏班主说我太小了，还不适合学。我知道他在嫌我瘦，长得丑，就记恨他，趁他们走时，偷偷地用弹弓射他，可惜没射到。戏班来的时间短，也就春节那几天，平时不见踪影。电影队和戏班不一样，一个月来一次，月底来。他们是按照村子和镇里的距离远近安排的。我们村排在后面。
电影有大小之分，区别在于放映机。小电影是镇里的，一个月来村里一次，中间需要停顿换片；大电影是县里的，三个月出现一个晚上，中间换片不用停。电影队到来的日子，是全村人的节日，是孩子们过年的日子。每到月底，我们就守在大队的那台电话机边上。大人接电话时，我们就眼巴巴地在一边等。如果是电影队来了，他就会笑着骂我们一阵。我们在他的骂声中兴高采烈地跳过高高的门槛，去通知别人。电影队的人都是下午来的，我们早就在村口等。背着手走的，是电影队的人；担着装放映机箱子的，是村里安排的大人。我们像迎新娘一样，有人在前面带路吆喝，有人在后面紧紧跟随，把他们送到大队部，看他们搬出机器，看他们倒片，也看跟他们要来的那些宣传单，不多，一般给七八张。我们人多，就分成几堆挤在一起看。宣传单是彩色的，印着影片的名字，演员表，内容简介，还有照片。如果是新片，而且是打仗的，心里的期待就更强烈了。只是，那些年新片不多，翻来覆去看的就那十几部。
其实，在一场电影结束、电影队还住在村里的时候，村里人就开始期盼他们下一次的到来了。单调的日子因为电影而丰富，即使清浅地一笔抹过，夜晚也会明亮一点。电影队的出现和消失就像扔进池塘的石头，溅起的水花很快被熨平。我的心空落落。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此后决意离开村庄的种子实际上那个时候就这么播下了。银幕上的人物、风景、火车、飞机，甚至一个煤球，一个苹果，都为我搭建了一个新鲜、神秘的世界，吸引着我，并给了我走出去的动力。
二
她们散开了。一个人走向空地边上的屋子。那里，两间房子相连，一间卖票，一间是休息室。一个人退回到帷幕的前面，斜靠着立在地上的铁栅栏，用手捂着嘴巴，脸朝上，对着天空打了一个喷嚏。那些在灯光下飞舞的虫子，一下子跑远了。
卖票窗口前面的队伍越来越长。队伍像是并列两排，但卖票的只有一个窗口。站在右边的，都是女孩。我想她们应该都是别人的女朋友。电影院是露天的，所以便宜，且在郊区，来的大都是年轻人。那些上了年纪的、有钱的，他们不会跑远路到这里来招惹蚊子。年轻人中，又大都是情侣，一对一对的。剩下的，要不就是我们这样的学生，要不就是来找“戏”看“戏”的小伙子。他们有着明显的特征：长头发，花衬衫，喇叭裤。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和香港联系的大门敞开了。进来的，不仅有资金，有技术，还有屡禁不止的走私货。货品包罗万象，从家用电器到袜子手套。镇里的电力总是不足，断电是常事，那些冰箱洗衣机都拆成废品，录音机成了抢手货，从砖头一般大小的单喇叭到半边窗子长宽的四喇叭，每隔半年就换一茬。录音机的流行，在于轻便，一只手拎着就可以穿街过巷，装上电池，开关一按，听潮剧的听潮剧，听邓丽君的听邓丽君，各取所需，互不干扰。和录音机一样广受欢迎的，就是喇叭裤。这裤，上紧下松，分大喇叭、中喇叭、小喇趴和直喇叭，明显不适合于干农活。在镇子里，穿喇叭裤的都被视为游手好闲者。他们也的确是。我不知道白天里他们做什么，在夜晚的电影院每次和他们相遇，必将目睹一场“好戏”。第二场的卖票在第一场结束前的半个小时开始。为了买到居中的好位置，更早的时候已经有人站在那扇紧闭的方格窗前。在小镇，排队只出现在学校。窗户打开时，是秩序最乱的。有人真的只为了抢票，有人却是为了混水摸鱼。我就看见了趁乱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但我不敢吱声，和我站在一起的同学也不敢吱声。我们还得把脸移开，假装没有看见。这使我们在每一次走向电影院时身上仅仅带着只够买票的钱。这样的小心谨慎让我们避免了很多的麻烦。他们不会看上我们这些穷学生。
那些镇里的年轻人，就没这种运气。也是，他们毕竟带着女朋友，要买些零食，要买两瓶汽水，或许，还有别的费用。纠纷就此出现，要不因为钱，要不因为身边的女孩。钱倒也不算多大的事，女朋友被欺负了，大凡是个男人都无法接受。架，就那样打了；“戏”，就那样上演了。也许就因为同一个镇子，往往收场得恰到好处。三下两下把人打倒，赢的那方转身就走，留几个身影，大喇叭裤扫把一样荡起一片尘土，一跳一跳地腾挪离开。这边，倒地的人在女朋友的搀扶下缓缓坐起，用她的手帕拭去嘴角的血，两人依偎着走了，留一地静默的目光和这个晚上剩下的安静。
“啊！”一声女孩的尖叫在人群中响起，排着的队伍瞬间散开。卖票的窗口前剩下三个女的和七八个男的。我站在树下，不清楚起因，但我知道，又一场“戏”要上演了。
就在我以为一切会像过往的桥段那样展开时，又一声呐喊响起——“别动，我们是公安！”声音刚落，几个身影围过去，纠缠在一起，眨眼工夫，几个人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花衬衫拎起来，双臂被扭向身后，用绳子捆着。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了空地。一片寂静。只有风摇动树枝的声音，虫子鸣叫的声音，苦楝花开的声音。人群无声地望向和空地相连的路，又无声地拥向窗口。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公安抓人，我相信这样的场面对许多人来说也是第一次。震慑，惊讶，感叹，震惊，这些感觉瞬间堵住了语言奔涌的通道。
一些日子后，各种传言在宿舍铺陈。说是镇里一个领导的儿子带女朋友看电影时，被活跃在北郊的这个叫“15K”的流氓团伙殴打了，伤痕累累，在床上躺了好多天。领导生气了，就有了这个晚上的围捕。整个团伙成员在镇里的不同地方被抓，没有漏网。我不知道传言的真假，也无从考证。但此后去这座电影院，再也没有见到打架的事情了。
三
风凉了，软软地拂过来，裹挟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第一场就要结束了。我走出树的阴影，站在灯光下，等待还在里面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必须一起回，只是他们不会想到，我那么早就选择退场。
到达电影院时已近开场，买到的票位置分散。我们各自选定座位，我和他们分开，恰在边上，蚊子的叮咬不算什么，我早已习惯这些，但相邻位置那些人的言语和动作实在让我无法坚持下去。他们都是成双的恋人，他们都在不停地说话，他们都在不停地嬉笑，他们都在不停地搂抱，他们还在接吻。坐在那样的人群中，我实在无法静下心来。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动作，像火一样在燎烤我，像羽毛一样擦拭我的鼻子，像镜子里的女子在呼唤我。羞愧，羡慕，嫉妒，忌恨堵在心头，除了离开，我别无选择。
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两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我有些惊愕，然后，迅速地退回到树下的位置。他们应该是没看到我，依偎着走向卖票的窗口。男的大半个身子俯在窗前，女的站在一侧看着他。一会，他们肩并肩走向墙边的暗处。我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动静。
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镇里的。男的帅气，女的漂亮。上体育课，男的是男生这边的领头羊，女的是女生那边的第一位。我几乎要望尽班里所有男女的头发才能看到他们。这一晚上之后，每次上体育课，我忍不住就想，他们这样一前一后规规矩矩地站着，会是什么感受？女的看遍了前面这人的头发、脖子和衣领，一声“向后转”，男的又要这样直愣愣地望，谁都要僵硬地挺立，谁都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的不好。这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呀？而且，不好玩。我此后不与同班女同学，不与女同事谈恋爱这一标尺的竖立，应该与他们有关。时刻的面对让双方少却了新鲜感，多了无形的拘谨和压迫。因为一方如影随形的存在，而少了自由自在、放荡不羁的快乐。
我想起了半个月前的事。那时，天已渐热，昼被抻长。和同学晚饭后去镇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莫名地走到男同学的宿舍。我记得是镇里的水产站。同学在楼下眺望，说，灯亮着，大声叫唤他的名字，扯着我上楼。我和他之间几无交流，他是镇上的，我是乡下来的。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有着巨大的沟壑，他又是一个傲气的人。但我还是跟着，我不是一个敢于说“不”的人。我们在走廊里踢踏着脚步，在房门前停步，敲门，呼唤名字，但门没有开。我一直沉默。从门下漏出来的光亮突然消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抬头看同行的人，走廊的灯光下，他的脸上挂着笑，诡异的、陌生的笑。我傻傻地站着，他都叫不开门，我的行动更是白搭。下楼时，同学突然问我，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开门吗？我没有说话，这也是我在想的问题。同学举起双手，缓缓地做了一个动作：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搭成一个圆圈，右手的中指穿过去。我就说不出话。这是小时候和别人吵架时用来刺激、挑衅对方的淫秽动作。我没想到他也懂，我们不是同一个镇的人。看来，关于男女之间的笑话和动作是通行的。你知道他和谁在一起吗？那人又问。我摇了摇头。他说，算了，以后你就会知道。
这个晚上，我终于知道了。噢，原来是她，倒也挺配的。我莫名其妙地笑，好像是因为知道了答案，或者是发现了秘密。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班里谈恋爱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大学毕业后，我收到另外两对的结婚请柬，其中一对在初中就已经开始。我不愿意承认就因为他们是城里的，所以见的世面广，成熟得早。我宁愿认为高中时的孤单是自己的情商太低，别人多情时我还不懂情为何物。但那个晚上，我的心中还是有些泛酸和嫉妒，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羡慕，隐约的渴望。
四
一个人向我走来，站在我面前停下脚步。不高，白色文化衫，短裤，身上鼓鼓的，背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和脸容。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正想离开。他突然叫我，兄弟。我停住，望向他，又望向周围。空地上站着许多人，我的身上只有五毛钱，我与他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买书吗？他问我。买书？我疑惑地重复。他两手空空呀！嗯，很好看的书！他说，怪异地笑。
他把手从文化衫的下摆伸进去，在衣服里面动来动去，变戏法一样地掏出一本书，递到我面前。我凑近，一下子呆住了。书的封面是牛皮纸，上面刻着四个粗粗的美术字：少女之心，和一幅光着身子的女人画。
我还记得那一刻我的反应：脖子像被一只手扼住，呼吸急促，喉咙干涩，血往头上涌，全身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
我犹豫着要不要接下来，他又说，一本两块钱。我稍稍抬高的手又垂下去，口袋里只有五毛钱。即使我想买，也买不起。我往前走，他拦在我面前，说，便宜两角，一本一块八。我没有管他，往人群走去，转过身，他已不见踪影。
我还在激动和紧张之中，抬头看周围，没有人理我。如果有人多瞧我一眼，肯定能看出我的异样。我的身子在颤抖。我知道这是一本黄色小说，宿舍里曾有人在睡觉前的聊天中提过，小说写一个女的和她表哥的情爱故事，说是男人的必读之书。因为色情，所以不能正式出版，他读的是手抄本，抄在作业本上的。宿舍里的人想借读，他说书已经还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自己不抄下来，他说不敢，看这样的书要被抓要判刑的。我从未想过，居然就这样和传说中的“男人必读之书”相遇了。
电影院突然安静下来，像哗哗响的小河不再流淌。空地浮起一阵躁动，旋即被扩音喇叭的前奏曲抚平。是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在宿舍的箱子里，压着一本蓝色封面的硬皮抄，那是我专门用来抄流行歌曲的。曲谱用红笔，歌词用黑笔，歌名是各种美术字，页面的留白是各种简笔画。本子已经抄满，都是那几年流行的港台歌曲和电影歌曲。上了高中后，我试着给那些谱子填写新的歌词。
人群动了，他们在慢慢地流入电影院。那块帷幕被从两侧分开，有人从左边出来，有人从右边进去。那两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站在入口的两条通道边，她们在验票。身边的人一下子少了。我又看到那个卖书的人，他在离我差不多二十米的地方站着，背着手，鼓着文化衫，看着我。
我已经冷静下来，不就是手抄本吗？不就是黄色小说吗？我不碰，不沾，不看，不就行了？那幅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闭着眼睛我也可以画出来，又不需要像谁，又不论好看还是丑陋，只要是个人，而且是个女人就行了。我身上没有钱，不怕偷也不怕抢。电影结束了，我的同学就要出来了。人有了伴，有了群，力量和胆子就成倍增长。
那人往前走了几步，就停住了，双眼望向我的身后。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同学出来了，就在我后面。果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有人大呼小叫地问为什么这么快出来。我没有说话，眼睛扫了一轮，人还不齐。有人做事就喜欢拖拖拉拉。
你们买书吗？卖书的人走上前，小声地问。什么书？好看吗？有人接上话。好看，好看，很刺激的。卖书的人说话有些迫不及待，迅速地把手伸到衣服里面，掏出两本，递出去。我悄悄地站到人群的外面。
咦，少女之心！一个人惊讶地发出感叹。几个人在声音刚落地的时候就快速地凑上前去。挨得连缝隙都没有，又怎么能落下光？又怎么能看得清楚字？他们又分散开去，成为两拨。神秘是一块巨大的磁，好奇是人心的铁。
卖书人看了我一眼，就把脸转开。我的自我隔离应该让他看出了我的态度，只是，他并不知道，我的远离是因为钱和对阅读手抄本的恐惧。一些年前，父亲的一个学生因为偷读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被抓了，在各个村子游行，还被关进监狱。那也是手抄本，讲科学家报效祖国的事迹。而且，我的身上就只有五毛钱，他不可能把一本两块钱的书分成四份。
我又看到同学。出来的人越来越少，排队等着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少。第二场电影就要开始了。空地真的空了，几棵矮矮的苦楝树，两间矮矮的房子，一群学生，一个卖手抄本的男人。那两个中年妇女检完票，各握着一把剪刀站在又落下来的帷幕前面，往我们这里看了一会，往边上那两间房子走去。她俩应该知道这一群人凑在一起是怎么回事，那个偷偷卖着手抄本的人也绝对不是第一次出现，或许，彼此都已认识。只是，这样的事情在她们看来也许远不如电影票好不好卖重要。早已乘风破浪的人，又怎会留意那转瞬即逝的水花，只有站在岸边跃跃欲试的新手，才想着伸手去测水的温度。
买一本，多少钱？有人开口。卖书的看了我一眼，说，两块五毛。我正想开口，他接着说，诚心要买，一本两块钱，便宜卖你们。我急了，大声说，一块八，你刚才说一块八。那人默不作声，同学纷纷瞅我，神色怪异。我连忙摆手，说，我没钱，我没买，我只有五毛钱。
那本手抄本被买下了，十个人，每人两毛钱，书归每个人所有。一个一个轮着看。看完了，出租，一次一毛钱。钱收上来了，再跟他买第二本。那人说，想看别的，可以到这里找他。 我不关心以后的事，只想，这个晚上怎么轮读，谁是第一个，谁是最后一个。抽签是回了宿舍的事。路上，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充满渴望和向往，充满力量和勇气，像一个整装待发的探险者，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从小到大，我的运气从未好过。小时候，邻村那个算命的盲人摸遍了我的脸庞和十个手指后，幽幽地说，这孩子，哎，这孩子，这一生，哎，这命……那时才八岁，但我记住了他的脸色，锅底一样，和那拖得长长的，长得说不下去的声音。我不信命，努力地摆出一副抗命的姿势，但命从不理我。她把我扔在一边，姗姗而去。
那个晚上，十个人，我抽到第十号。我算了时间，估算了他们阅读的速度。终于把心放下来，可以睡个安稳觉，到天亮，也许就轮到我了。
但是，我睡得一点都不安稳。我的上铺，他是第一个读的，他在我的上面长吁短叹地折腾了大半夜。这当中，不时有排在后面的，或者打听到消息的人爬到他的床上。他把书递给二号，我还没有入睡。迷迷糊糊将要睡时，他一只脚蹬在床板上，一串长长的吟唱击走了我的睡意。
我被别人叫醒时已快到上课时间，匆匆赶往教室。到中午，没有人告诉我，手抄本去哪里了，轮着轮着，就不见了。
此后，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手抄本出现了。
陈小虎，作家，写小说，散文，评论。现居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