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呢？多年来，人们都认为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其实不是。
为什么说《水浒传》不是写的农民起义呢？小说文本里本来讲得很清楚。首先，你看梁山英雄好汉一百单八将，有几个是地道的贫苦农民？除了阮氏兄弟和李逵等几个外，绝大多数大都是武将、官吏、员外、地主、草莽剪径和梁上君子三教九流。当家的王伦也好、晁盖也好、宋江也好、卢员外也好，出主意的吴用也好，其实都不是农民出身，他们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农民起义领袖。他们搞的那些打打杀杀的事，虽说也算“造反”，也打过“土围子”，也和官方发生了冲突，但并非出于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和王朝统治。他们提出的口号，一不反封建皇帝，二没有土地和经济主张（他们所反的官也不都是贪官，所谓“大碗喝酒吃肉”也不能拔高到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所以我坚持认为，梁上泊上发生的那场斗争不是农民起义。
那么，《水浒传》又究竟是讲述的什么故事呢？
施耐庵当时是不可能按照阶级斗争的套路来编造小说的，他只能按照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和民间故事来写，按照他心目中的好恶和理想来写。他写的实际上是一群社会底层、江湖上有正义感的英雄好汉，因为遭遇凌弱枉直、迫害忠良，因为仗义勇为、除暴安良、反抗奸佞贪官而不受社会待见甚至吃了官司，被迫成群结伙啸聚山林而最终败亡的故事。也就是说，梁山英雄们挂出 “聚义” 的招牌也好，扯起“替天行道”的旗帜也好，无非是想反抗社会邪恶、伸张社会正义。他们的行为不纯粹只关乎农民、关乎阶级利益，而是关乎更复杂的社会矛盾、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更崇高的人间道义。
问题不仅在于梁山英雄们干了些什么，更重要的还在于这部小说是怎样反映梁山英雄的结局的，或者说、小说内含的倾向是怎样评价这种梁山英雄行为的呢？事实上，这部小说暴露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不是什么“投降主义”，而是以历史的真实揭示了这种社会行为的悲剧必然性。
晁盖和宋江在根本目标上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社会正义，他们的分歧只不过追求的途径不同。晁盖是想搞一个英雄好汉的“根据地”、一个和官兵对抗的山寨，而宋江则是想在因袭封建法统的前提下“替天行道”（他的招安也并非完全属于投降主义）。在我们今天看来，晁盖占山为王的主张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原因不仅那样只能落得“草寇”之名，而且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一条社会出路。而宋江的路线当然也是行不通的，不从根本上变革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反而去依附旧体制追求社会正义，缘木求鱼那又怎么可能呢？小说正是以悲剧的结局，在这两方面都作了现实的否定。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一群英雄好汉行侠仗义匡扶社会正义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时候，脱离社会变革，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依靠英雄好汉惩恶锄奸去追求社会正义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这就是梁山英雄的悲剧根源所在。
因此，《水浒传》作为一部侠义小说，也比一般武侠小说，比西方的罗宾汉式英雄传奇都深刻得多。它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歌唱的那样，一味地歌颂行侠仗义，高喊什么“该出手就出手”；不是盲目地为英雄好汉叫好，要他们“风风火火闯九州”；而是更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悲剧本质，从而体现了历史的规律，达到了更高的艺术真实。《水浒传》不愧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
我认为这才是《水浒传》这部小说实际内容，也是它内在的思想倾向。《水浒传》里所树立的这一组正义英雄的群像伸张了千古正气，是一曲气壮山河的正义之歌。公道正义毕竟是人类社会矢志不渝的追求。
同时《水浒传》意义，还在于它广视角地描述了是北宋末年的社会风俗，堪称一部“社会风俗史”
关于《水浒传》，人们过去只注重梁山英雄的形象及其社会意义的研究，或贬或褒，其实这不是这部小说思想艺术价值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从小说艺术境界的角度看，《水浒传》的独特意义在于它全面描写了北宋末年的社会生活情景，堪称一部中国古代帝国没落时的“社会风俗史”。
巴尔扎克在谈到他的《人间喜剧》时曾说：“法国社会将要作为历史，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社会风俗史。”因此，“社会风俗史”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小说艺术境界，而《水浒传》正是如此。
《水浒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中国北宋宣和年间广阔的社会风情画卷。首先是京都宫廷官场的驸马衙内、王卿将相以及禁军教头、官吏捕快、小苏学士，还有浪子僧人、贩夫走卒，包括以大相国寺菜园子为“衣食饭碗”的一伙城市贫民在内的京师各色人等的衣食住行都全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东京的街道集市、车水马龙、酒肆青楼、庙岳庭院、药铺作坊的状貌也历历在目。在这幅广阔的社会风俗画卷中，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百姓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和年从四节，包括灯市戏园、相扑擂台、斗鸡踢球、北宋都市的文化时尚、风俗人情被逼真地描画展开，宛然如在目前。
后来，随着一些人物故事场景的描写，更把郓城、阳谷这样小县城和边远集镇村庄的社会生活、世相民风刻写无遗。这里有县衙官司、牢狱法场、客栈酒店、土围庄园，生活其间的官人小吏、老爷员外、恶霸地主、酒保家丁以及工商百工、渔民农夫、无业游民，连勾栏瓦舍里的阎婆、王婆、唐牛儿、郓哥、何九叔、武大郎等一类社会下层人物的生活场面，也写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
不仅如此，《水浒传》里还花了大量篇幅，描写了江湖草莽，穷乡僻壤、山林荒原地区的社会状况，那里是住在草庐茅棚、与虎狼野兽杂居的山民，在荒郊野岭上卖人肉包子的野店、拦路抢劫的强盗、杀人越货的抢贩，占山为王的草寇，当然也有被逼上水泊梁山英雄好汉的生活和战斗。这些风俗民情的描写，与主流社会骄奢淫逸形成强烈的比照，形如冰火两重天地。
《水浒传》里这写社会风情描写，当然不完全是成书作者基于北宋《宣和遗事》的铺张，也有宋元说唱艺人基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口头创作，还经过后来不止一次的改编、加工，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大量对北宋末期社会生活“原生态”的真实写照。
《水浒传》描写的种种世态人情、矛盾纠葛、生杀情仇，都真切地展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时的社会关系，从而展示了王朝没落时期的深刻社会矛盾和危机：奸臣当道、贪官污吏横行，官僚地主压迫剥削，贫困百姓处于生存的绝境。社会各色人等或因富贵而骄奢，或因贫困而挣挫，或为功名利禄不择手段，或为生存温饱拼命挣扎，或为迫害冤屈铤而走险，以至于朝纲混乱、法制虚设、正义罔存，道德沦丧，人伦兽行。小说的这些描写不仅为水浒英雄人物故事提供了社会背景，成其为人物性格发展和人生命运的“典型环境”，其本身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用艺术的形式，记录了北宋末期的社会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北宋这个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社会里最发达王朝的血色黄昏及其没落的必然性。这样的“社会风俗史”，可以说较之各种“正宗”的历史显得更加生动真实，也更有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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