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一个响亮的名字，其文学成就影响了千年，被后世多少人钦羡和赞叹，而他们怪异的言行举止，也被称为魏晋风流，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一道略显怪异的风景。
最能代表其特质的非阮籍和嵇康莫属，当然，还有那中国第一酒鬼的刘伶，不过，在文学成就上，刘大酒鬼是无法同这二人相比的，只是于好饮者及酒家的招贴中占有宗师级之地位，至于其他，似乎并没有多少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效仿之处。
早年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时，便知道阮籍大名，“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读来是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可以说，我对竹林七贤的认知，就是从阮籍而始，顺带着知道了建安风骨以及正始名士。
但真正比较全方位的认识阮籍，还是多年以后，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遥远的绝响》一文，余先生虽然现在的声名不能同当年相比，但我却一直是很喜欢他的文章，他几乎是收罗了有关阮籍的所有资料，旁征博引，加上他特有的华美笔触，让一个竹林下孤寂的灵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阮籍，字嗣宗，出生于陈留尉氏，即今开封人，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一，早年以门荫入仕，累迁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他崇奉老庄之学，54岁去世。
大家知道，古人字与名多为近义或反义，阮籍的也是如此，但我们从他的名和字中，似乎能解读出另一层意思来，在“籍”的多项寓义中，最重要的是籍贯，户籍这类同家族延续相关的意思，而“嗣宗”之意便非常明了，就是“延续血脉”之意。
他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但在他三岁时便逝世了，他还有一兄长，但也早逝，阮氏这一支人丁稀薄，所以，在他身上不仅担负着家庭延嗣的重任，亦是整个家族绵延的希望，是否能说阮籍在后来远离政治旋涡，避祸以自保，这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也未可知。
阮籍的家境是比较贫困的，但他聪颖好学，天赋秉异，身处乱世，却也有着济世之志，自诩“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想来武功还不算差，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刘邦项羽皆为“竖子”，只是当时没有英雄，才使得如他们这样的鼠辈们成名，他们所成就的“宏图霸业”在阮籍看来，都是不值一提，只是我不是太明白，他的追求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
我只是觉得，他这口气可是狂得没边了，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眼中，力能扛鼎之西楚霸王项羽和大汉开国的高祖皇帝，在阮籍的眼中都是“竖子”，这就是阮籍的底色，一个大写的狂字！
三国之时是中国历史最为混乱的朝代之一，虽然现在人们现在都认为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也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之际，不说平民百姓惨遭生灵涂炭之乱，即使是名人大族亦是随时要面临祸从天降之虞，人命如草芥，朝不保夕乃是常态。
《晋书》载，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这个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既然“任性不羁”，那便应该如那《击鼓骂曹》的祢衡般地想说便说，想骂就骂；但却又“喜怒不形于色”，这个就有些不解了。
其实，这说的是阮籍处世的两个方面，他的内心是“任性不羁”，此性情也许只能在同好朋友一起时方能展现；而在平常，或是在不感冒的人面前，他便作出这“喜怒不形于色”之状。
苏东坡有诗云，“阮生古逛达，遁世默无言。”他是故作深沉还是不齿于同这些人交流，我想，大概是兼而有之吧。
不过，尽管他平常是个不动声色之人，但却是个不错的行为艺术表演家，在他身上还出现个成语叫“青眼有加”，说的是他常用眼睛当道具，对他喜欢和欣赏之人，青眼以对；反之则以白眼相加，后世明代大思想家李贽也因习之，即所谓“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阮籍所处年代为曹魏后期，此时司马家族势力渐盛，一如当年曹操掌控朝廷的时日，而辅佐魏国皇帝的大将军曹爽昏庸无能，一个高平陵之变，将整个曹魏权柄拱手于人，在后来的朝堂之上，遂形成司马一家独大之势。
在这一段时间中，整个曹魏政权中明争暗斗、云诡波谲，尽管阮籍的心中还是心向着曹魏，但他也看出将来司马家必成气候，他也不愿去趟这浑水，所以，为避祸计，他是一直拒绝出来当官，以期在山林中过自己的优哉生活。
他时常驾着马车随意游走，直到无路可走之时，便对着天地旷野放声大哭，直哭得是酣畅淋漓，地动山摇，史书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穷途之哭”之典故的出处。
阮籍的哭，是世无知音，遗世独立之哭；阮籍的哭，是空有壮志，报国无望之哭；阮籍的哭，是处世艰难，辛酸无奈之哭；阮籍的哭，是叹古伤今，穷途末路之哭。
不过，他的哭也并非全部是为自己而哭，邻家有个他并不认识的小姐姐，听说才华横溢却早殇，按说这与他是没一毛钱的关系，他却也叹惜红颜薄命，去人家坟上恸哭一番，他这是为消逝的美丽青春而哭，为苍天的不公而哭，亦是他真性情在普通生活中的宣泄。
如闻长啸春风里，荆棘丛边访旧踪；
地接苏门山近远，荒台突兀抵高峰。
这是唐人贾岛写的《阮籍啸台》诗，如果说阮籍的哭是长歌当哭，他还经常对天长啸，当年他曾去苏门山中拜访一位叫孙登的隐士，想交流些心得，但孙登“皆不应”，于是阮籍只好“长啸”而退。
河南尉氏阮籍啸台
但在回程中的山道上，他却“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他却从孙登的啸声中受到了感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人先生传》，横空出世。
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闲。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
……
这篇文章是阮籍文赋的名作，应该算是西汉以降的一篇大赋了，在将近五千字的文章中，借“大人先生”之口，对虚伪的礼法制度，作了辛辣的讽刺，这其实也是阮籍自己对老庄哲学的宣扬之文。
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说道，“阮嗣宗《大人先生论》，欲兼屈之《远游》与庄之《逍遥》，曼衍而苦冗沓。阮、嵇齐名，论文阮似忝窃，当以诗挈长补短也。”
很多评论是将此文赞誉为对司马氏统治的不满，其“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说的不与之合作之意，这当是不错的。
但是我认为，与其说是对当政者的不满，还不如说是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因为不可能是司马家当政才有此一论，即使是曹魏当权，未见得阮籍就不发此议论，因为，他所针对的绝不限于谁当政，而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社会风尚。
全文诙谐幽默，犀利辛辣，音节整齐，基本用韵，时见对偶文句，铺排较多，具有典型的赋体风格，而文章虽说是将当朝的那些所谓君子，形容为“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的虱子，然而，最终体现的是阮籍不与其为伍的追求，也是他在那个黑暗时代中的生存观，即“从此去，天下奠知所终极。”
在阮籍的一生中，对礼教的漠视是其一大特征，离经叛道，红颜当哭已是奇葩了，非但如此，他还经常醉卧丰韵诱人，当垆卖酒的老板娘身旁，常言道，“男女不杂坐”，这冒犯礼俗，令世人所不容之举动，于他来说是完全没有束缚力的。
他就仿佛生活在尘嚣之外，而不在世俗之中，常以放浪形骸之状，引得人们侧目，人言“时人都谓之痴。”
尽管阮籍是不耻于服务当朝，但因他名声在外，不可能让他一直作为局外人而逍遥，特别是当时的权臣司马昭对他很是看重，不仅想同他结儿女亲家，还让阮籍留下了“醉酒避亲”的典故，并且还特别授意让他写《劝进表》，这就如同后来明代造反的朱棣逼着方孝孺一样。
与哪怕被诛十族也不写的方孝孺不同，阮籍最后还是写了《劝进表》，而且也数次入朝为官，说他怕死也好，无奈也罢，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保命是第一要务，后人也不必对阮籍太苛求阮籍，毕竟，换位思考的话，他的作为还是能赢得理解的。
不得不说，司马昭对阮籍是相当宽容的，虽然后世对司马昭的印象很是不好，但不得不说，他还算不得是个暴君，比起那杀李煜，鸠孟昶的赵家兄弟，司马昭至少还不杀阿斗。
司马昭要杀的，只是对他政权的稳固有威胁之人，而不像那标榜以“仁”治天下的宋初皇帝，奸淫周后、射杀花蕊，两相比较，这司马昭要好不知多少去了。
但“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却是死在司马昭手上的，其中的原因自是复杂，他本是曹操的孙女婿，自然在感情上也是心向曹魏的，当然也有钟会陷害的原因，还有他也太“作”了，是当时太学生的领袖，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巨大号召力之人，司马昭对他下狠手，也是可以理解的。
阮籍同曹魏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他的妻子本就是曹魏公主，但他却是个对司马昭全无威胁之人，他一生在言行上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朝堂上的谨慎，至少是在表面上，是将那平素的率性和狂傲收敛起来，如同一个略带傻气的乖乖女一般，混吃混喝地不干事，而且，从不议论他人是非，书载其为“口不臧否人物。”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在朝为官肯定不是阮籍的追求，是有违他本心的，所以，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却又无法独善其身，于是他选择隐忍，这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
阮籍作为“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写的《咏怀八十二首》，他是自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写五言诗之人，不仅为五言诗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意境上有着极大地拓展，可以说是开创了诗歌的新境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的五言诗影响之巨大是超乎想象的，后世无论左思还是陶渊明，抑或是陈子昂还是李白，都受其影响，他在诗中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内心感受，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可以说，后世诗人所写的古风，无一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步游三衢旁。惆怅念所思；
岂为今朝见。恍惚诚有之；
泽中生乔松。万世未可期；
高鸟摩天飞。凌云共游嬉；
岂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时。
就历史的发展来看，包括阮籍在内的“竹林七贤”所标榜的轻狂和崇尚玄学，是十足的“非主流”，但在后世却赢得一片地高赞，这对中国历史上占主流意识的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来说，倒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究其根源，我想大概是如孔子所言，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滥觞，处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于是只能醉酒佯狂以作避世状。
但是，这几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人，最后的结局是大不同的，除嵇康被杀外，阮籍、刘伶和阮咸都出仕当过官，只是他们以老庄为指导思想的作派，在官场是不为所容的。
因此，不管是本心也好，能力也罢，反正都没当多久，或被罢，或归隐，他们都被冠为“不与统治者合作”的美名；而山涛和王戎后来则是铁心从政，俱为高官，尤其是王戎，在那个著名“丑女皇后”贾南风当政时，还是中枢级的关键人物。
尽管后世对“竹林七贤”所代表的画风是一片地赞颂之声，但我却是不太以为然的，也并不欣赏，想那天下滔滔之际，作为一介文士，既然不能扭乾坤便隐山林，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晋时陶渊明，何人能说个一二来。
但这帮林下之人却是以放荡之言行，怪诞乖张，标新立异以吸人眼球，遂赢得朝廷瞩目，世人赞叹，一堆的好词可劲儿地往他们身上贴，请问，无论他们入世或者出世，于世何补，于民何益！
就我看来，他们就如同现今台上那令人厌恶的小鲜肉，是主旋律下的一轨异音，后世尽管是当作标杆，冠以“魏晋风流”，却是无人能学这伪娘的，反倒成为绝响，反正我一直是视其为特殊年代的一个怪胎，建安风骨陵夷如此，唯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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