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足会，这个词语对于现代人来讲十分陌生，但是倒退一百多年却是中国亿万女性的福音，因为它和缠足陋习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要求妇女缠足之恶习由来已久，传说早在汉成帝时期，就已经有妃嫔缠足，但研究表明,中国缠足的习俗实际上起源于北宋,根据是苏东坡有“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的诗句,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缠足的确切记载。
中国古代汉族妇女缠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没有统一说法。
一是恋足说。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男人有大量恋足癖，在男权社会，为了满足男子的这一特殊需求，逐渐形成欣赏三寸金莲的审美情趣，以致蔚然成风，横行千载，直到民国尚有妇女缠足，可谓根深蒂固。这方面的证据也有不少，比如有记载宋代纨绔子弟用女人金莲鞋喝酒，《金瓶梅》等文学作品里也有把玩、嗅闻女人小脚的描写等作为依据。
二是贞洁说。中国自秦汉以来，儒家思想不但在政治上、文化上牢牢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众多儒家经典里边都会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如《女儿经》上说：“为什事，裹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可见。缠足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女子为夫守贞，限制女子的行动，不让其对外多接触，正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进”。
对比分析，后者更有说服力，前者毕竟是少数人的性取向使然，就算数量巨大，也难以形成习俗化传统，而后者植根于思想深处，将贞洁上升为礼教，代代相传，难以更改。因为缠足符合男性利益，所以在男权社会被执行的非常彻底，甚至到了顽固的地步。
缠足对汉族女子的迫害极深，简直惨不忍睹，但对于少数民族女子来说却不受其束缚，元代蒙古女子不缠足,但不禁止汉族女子缠足,但到了明代汉族掌权缠足风气盛行,清代起初反对汉人缠足,一再下令禁止,但却屡禁不止,后来只好作罢,被人称作“男降女不降”,意思是“剃发令”执行得很好,禁止缠足却未成功。
天足会长期以中国为师的日本，为什么没有出现缠足的陋习呢？表面原因是，日本大量派遣唐使的时代是中国唐朝，当时缠足还不是还普遍现象,而缠足习惯风行于北宋之时,日本人早就中断了遣唐使。中日官方交流停止,偶尔的来往是沿海商人之间的贸易,除了书本知识之外,日本不再模仿中国。宋朝以后,当中国女人热衷于自残式的缠足美时,日本人却开始了独自的文化发展进程,不再与中国交往。深层次原因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是有选择的，其独立性是非常强的，择优而学，像强者学，才是日本的根本出发点。
据说缠足在明治维新以后才被介绍到日本,当时是因为有人想证明中国的落后,所以把中国人的这种习惯介绍到了日本。日本统治台湾之后,首任总督对发辫、鸦片和缠足三大恶习发出了禁止令。但是,缠足是一种上千年来形成的审美习惯和文化,转变这种审美并不容易,日本统治当局意识到改变当地人的观念才是首要的，于是日本当局在台湾发起成立“天足会”，以自然天生的脚为美，鼓励妇女抛弃陋习，取得巨大成效。客观地讲，中国古代很多传统陋习都是在鸦片战争后，被迫改变、被动抛弃的，缠足这种摧残女性的恶劣习俗也是其中之一。
清朝末年，维新派风光一时，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的倡导下，大清国各地陆续出现中国人自己的天足会。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年12月），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天足会——这是一个禁止妇女缠足，提倡妇女放足的民间社团组织，并出版《天足会报》，广为宣传呼吁，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发展迅速，缠足恶习受到巨大冲击，但依然广泛存在。
民国时，天足会为表彰禁止妇女缠足、提倡妇女放足活动中的有功人员，奖励抵制缠足的先锋女性、开明丈夫和模范家族，特制作“天足会奖章”。“天足会奖章”，是反封建运动的历史物证，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一页。
虽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缠足这一摧残中国女性的恶习，直到新中国成立依然存在，相信不少出生在农村地区的60、70、80后，都见过活生生的小脚老太太，她们就是最后一批受毒害的可怜女人。
日本长期以来学习中国文化，但是日本人的学习具有很强选择性，并不像朝鲜和越南学得比较完整。日本效法中国，却并不盲从于中国：刑不用凌迟，宫不使太监，女不取缠足，文不学科举。日本人的这种差别化吸收的精神，批判式学习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曾经我们照搬照抄“老大哥”、刻板套用某某阶级理论，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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