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凌志（山东大学）
爆剧《狂飙》于2月1日晚落下帷幕。自开播以来该剧持续发酵，剧中部分情节引得人们争相模仿，热度一路“狂飙”，俨然成为现象级事件。纵观剧中演绎，引起最多声音的莫过于高启强这一人物。
不论视频网站、自媒体，还是社交平台、朋友圈，近期都被高启强这一角色频频刷屏。诸如“卖鱼”“读《孙子兵法》”等热梗被不断言说，人们似乎对其抱有某种艳羡。同时，对高启强的批判与扫黑除恶、维护公义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严格讲，高启强并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坏人。或者说，以好坏作为判断是单薄而刻板的，剧中人物丰满一如现实，也正如现实一样分别只在做了好事与做了坏事。起初的高启强可怜，残酷的现实令观众深切共情，之后他因缘际会一步错步步错，有理由有原因地误入歧途，一路狂飙。
抛开好坏的眼光来看，高启强的故事堪称励志。当被体系般无可抗衡的力量倾轧，他选择打破体系，自己制定规则与价值标准。“狂飙”在这里其实代表一种心理，想要叛逃标准的轨道与平常的速度，无拘束地随意驰骋。这很爽，作为观众的我们将自己投射到剧中的虚拟映像上，那种超越日常经验与束缚之外的爽也就变得真切可感。这种对规则的打破正如古代社会下的《水浒传》《三侠五义》，也像九十年代的“古惑仔”。故事的起因也都很相似，为反抗结构性的压迫与宰制。
对于众生芸芸的观众，我们生活在当下的所谓“效绩社会”中，背负重重的压力与责任，对抗不免艰难的日常。对高启强这种角色的观看是一个缺口，我们得以片刻纾解对现实的不满，发泄疲累困顿的情绪。但诸如高启强等僭越规则的个体，其结局必然是被整体的结构性抹除，可能并不会如结局中那样戏剧性与相对顺利，但结果注定唯有覆灭。 因为结构的第一价值是稳定，结构不允许反叛。
作为一般性的广大个体，对高启强的幻想也只是想象层面。因为冲突必然伴随代价，而付出代价的从来是作为市井百姓的我们。所有的少数个体的煊赫与张狂，必然是其所迫害着的多数者来买单。这才是我们拒绝高启强的理由，社会的首要价值是稳定，我们可以戏说“卖鱼”“买《孙子兵法》”，可以观众的视角去品评剧中，是因为我们身处此间的安稳之中。社会需要惩罚“狂飙”以维护秩序的安定，这出于为更广大个体谋福祉的实用主义，也是真正平凡人的经行与坚守。
“高启强”又不可避免，因为结构总有弊陋，不管是本身还是结构中的主体，都不是全然稳定的，也就不断在结构的断裂之处“狂飙”出一个个“高启强”的身影，我们在思考如何解决他们的同时，更应警醒对结构本身的反思，对价值体系的考量，对社会治理的改进，正如高启强的结局是被法律惩罚，中国扫黑除恶的巨大成果也正源于“法治社会”的推进，它取消人治，也扫除人治。对价值体系的反思也要取消对“卖鱼”的鄙视，荡除腐败异化的权力。社会本身要是健康的，我们生活在此种健康的轨道下，才能拥有安稳的追求与安稳的生活。
《狂飙》是一个契机，我们反思自己与社会，进而行动自己与社会。虚拟“狂飙”已逝，回到并构建现实的安稳，是我们作为此间众生的义务与责任。我们当然仍旧可以戏谈剧中风云，人生需要调味，现实需要纾解与寄托，在不波及安稳现实的限度内，我们有自由尽可以畅声言笑，这也正是安稳现实的美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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