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时代的
崖州
作者|多港峒客编辑|小琴台
【题图：崖州民间的纺织机——白沙河谷文化园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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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记载的一个异数
我国古代记载，多半重人事，轻物事。帝皇将相、权力斗争、诗书礼乐、才子佳人，几乎尽占篇幅，受到历代重视而不断翻刻流传；而凡人百姓衣食住行，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等等记述，则少之又少。有些即使成了书，也难以进入庙堂主流，更难一再翻刻，而往往自生自灭，多半还是在史海中半途夭折。
黄道婆的记载，是古代“蚁民”非主流史料能流传至今的一个例子。
一个民间老妪，由于特定际遇流落天涯，又携带领先棉纺技术落叶归根。这项技术明显改善了故地的民生质量，乃至提升了华夏广阔地域的产业结构，最终成就“衣被天下”的大功德；当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实地称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然而，关于黄道婆事迹的原始记载，只有元代陶宗仪和王逢的寥寥两段，总共不足三百字。其中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是撰者远离科举仕宦“主旋律”，切近民生，“课余垦田躬耕……与弟子谈今论古，随有所得，即录树叶，贮于瓮，埋树下，十年积数十瓮”所得。
这位先生真不简单，就是不随大流，有创见有定见，写人所不屑写，言人所不乐言。只要自己看准价值，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完它。这比迂儒孜孜讫讫，写无量数的“主旋律”经疏注，有价值得多。
自古民间，多少能人，消失在历史长河无声无息，罕有陶宗仪式真知灼见的异人将其记载，更罕能得以留存。类似黄道婆这类珍稀记录，今天看来堪称金声玉振，不能不说是华夏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
【著名画家林永康受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委托创作的油画《黄道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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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逢其盛 有所奉献
黄道婆既长住崖州，那么古崖州即今三亚市重视黄道婆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职责所在的事。
今年5月初，三亚崖州区召开黄道婆文化研讨会，笔者幸蒙错爱，亦获邀请。不过对这样诸家热议、众说纷纭而又史料太少的话题，自己既然并无新贡献，又岂敢鱼目混珠？所以开始时倾向于谢绝。熟思之下，有了新认识：黄道婆题材不但有分量，而且有研究空间，本人部分研究所得，正与之有密切关联，是可以奉献的。于是潜心制作论文，躬逢其盛，忝叨末席。
除了身世，黄道婆遥遥领先的棉纺工艺技术，其源头何在，向来是研讨焦点，也是不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
黄道婆于13世纪下半期居住崖城，时称吉阳军。那么，当时吉阳军的环境如何，对其棉纺技术来源的探讨就具备重要意义。
然而，学界对古崖州的了解，至今仍很薄弱。
在《古崖城》书稿中，笔者考据史料首次提出：13世纪的吉阳军城，有一波空前而又未被正面记载的发展，可能存在特殊隐蔽的规模性对外贸易，并有不少番人定居。当时的崖城平原，社会存在特殊力量平衡下的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汉黎番疍各族杂处，军土客迈诸语共鸣，多元文化共存活跃。
【笔者在卫星地图上追溯复原的南宋吉阳军城，红字为南宋，黑字为当代】
因此，本文的主题是：王道婆居崖所得技术，除了本土营养及个人刻苦钻研提高之外，不排除含有番人元素，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一个产品。
这个研究会，学术级别甚高，本人有幸聆听多位名家大师的发言，获益良多。
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厦门大学郑学檬教授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侧击”，教授称他提供“所有这些侧击主题的论述，意在为黄道婆这个历史人提供一份背景资料”。另一个是“棉路”，教授指出棉花原产印度，而佛教忌杀生，所以不用丝绸（缫丝必先烫死蚕蛹）而重棉花，南传“棉路”，是他近年悉心研究的方向之一。
笔者由此深受启发和鼓舞，相信拙文对黄道婆研究，亦不无裨益。直击主题的相关记载既然可遇而不可求，那么从不同角度与距离“侧击主题”，也一定会丰富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的认识，从而最大限度地在信史意义上接近主题。
黄道婆所居住的崖州，情况如何，是近距离的“侧击主题”。
现将拙文略加引申，以相对宽松的篇幅和文体，加以若干图片构成本帖，公诸同好，希望网友指教。由于有了制式严谨的论文，本帖不再注释史料出处。至于图片中的实物，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就与黄道婆有直接关连，只不过也是对相关背景的遥遥“侧击”，仅供参考而已。网友其幸识之。
【崖州民间的纺车——白沙河谷文化园藏品】
陶宗仪记黄道婆“自崖州来”。按琼南自宋政和七年（1117年）起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止，两百多年间都叫吉阳军，包括黄道婆居留期间和陶氏《辍耕录》脱稿的元末。洪武初即陶氏晚年，琼南才恢复崖州之称。
对宋代吉阳军状况的认识，过去主要是下面史料。
南宋《方舆胜览》：“吉阳地狭民稀。气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可与北宋贬官丁谓、南宋州官周其乂记述相印证。“民稀”意思明确，“地狭”则为民人活动地域狭小，军城小平原以外的广阔山野，均属“黎獠”。南宋《诸蕃志》载吉阳军民人“耕种不耘不粪，樵牧渔猎，与黎獠错杂”，“男子不喜营运，家无宿储”，“熟黎峒落稀少，距城五七里许，外即生黎所居，不啻数百峒，时有侵扰之害”。
城边不远如水南村等处，宋初就发展得不错，有卢多逊诗为证，但琼南其余地方离经典牛耕农业尚远。“家无宿储”通常指极端贫困，这里却指族群的常态而能存续，说明谷物（“宿储”主体）未必是主粮。由于地广人稀，薯蓣类种植粗放，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使“樵牧渔猎”亦不难维生。可见唐宋琼南社会一直发展缓慢。
【传统崖州布——琼南收藏家周长征先生藏品】
但是，从12世纪末即黄道婆赴崖前的50余年开始，吉阳军城却接连出现规模空前的三宗大建设——
第一，首筑土城：“庆元戊午（1198年），始筑土城”，是“板筑”，即用木板为模，将粘土分层夯实。明人裴崇礼据古碑记述，垛口部分用砖砌：“但以板筑土城，而女墙独用砖耳”。在此之前，军城“仅以木栅备寇”，且已“颓圮经年”。
第二，加砌砖城：“绍定癸巳（1233年），乃用砖瓦包砌，周围一里余，计二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六尺……开东、西、南门”。算下来军城占地50来亩，城垣走向可考，三座城门都没有城楼。
第三，开人工河。淳佑五年（1245年）前后，知军毛奎开凿宁远“后河”绕流城北。新河道长约八里，开凿部分主要是东部三里余的引水段，其余多是天然洼地。元人王仕熙有景物详述。明代扩城，后河成为护城河的重要部分，记载位置逐渐迷失。后河是海南唯一尚存遗迹的宋代人工河，很了不起。这么大的工程当时是为灌溉、防护，还是兼而有之？现在还不清楚。
2010年崖城发掘出宋代城墙，位置、材质与史载相符；后河遗址虽无人知晓，2013年我考据时，仍清晰可辨，可惜后来眼看着它在建房风中迅速消失。
三大工程是确凿的。
【笔者在卫星地图上追溯复原宋元的崖城平原。黑体字为宋元，仿宋字为当代，淡黄虚线是古岸线】
从大环境看，13世纪前半期南宋财力相对充足。砌砖城的绍定六年，正是南宋联蒙古抗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翌年正月击亡了金。即使到晚宋咸淳间，临安人口也还增长到接近140万，繁盛举世无双。
传世有影响的南宋三部地理志，成书年份都在二三十年之内。《舆地纪胜》主要编撰于嘉定（1208—1224年），定稿于绍定（1228—1233年）；《方舆胜览》大概成书于嘉熙三年（1239年），有咸淳二年（1269年）刻本；《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三志均成于吉阳军三大建设时间窗内，间接反映了当时海内外贸易的繁荣。
【展开的崖州布。2015年底，三亚文博会上的琼南收藏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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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间 三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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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邑如何能修大城？
三大工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据筑城前不久的州官周其乂家书，吉阳军“境内止三百八户”，军城仅“散处数十家”茅草房，靠本土资源远远不能负担。
有统计，宋之前华夏砖石砌城仅31座，占所知城池4%左右。到宋，有据可查的城池为383座，其中砖石城为84座，占18%。两宋地方州军财力艰窘，许多官员反对筑城，何况吉阳这样的最弱下等州军。有人指出南宋长期面临金和蒙古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沿淮前线城市修城墙，内地很多城市依然没有。城墙包砖，更只能在一些重要的城，或城墙上某些防御的重点地段才用，因为太费钱了。
明初之前，海南即使州县官署也常限于茅草房，筑城所费民力之巨，自然异常突出。琼管即后来的府城，宋初有城：“开宝五年（972年）始徙今治，筑城凡三里，即汉玳瑁地。宋绍兴间（1131—1162年），管帅李谔复筑外罗城。”
古儋州即宋昌化军，汉代曾筑城，但“仅二百六十步，高一丈四尺”，按一步二尺折算，这个城池每边仅长十三四丈，只是个略大的军堡，工程量可以不论。自从隋唐间州治搬到今中和镇以后，人多了，却只有“周匝皆植刺竹……以此御侮”，显然是负担不起费用。直到近代，海南不少村寨都是如此防护。儋州城明初才开筑。
万安军筑城于绍定间（1228—1233年），比吉阳军土城晚了35年。“广袤不及一百丈，南开一门，中容公廨。土军民庐数十家。历久倾圮。元时，有令禁修。”
宋代海南四州军，筑城最早是琼管，其次吉阳军，第三万安军，昌化军没有。
万安军城“广袤不及一百丈”即每边最多只有25丈，折算城内面积仅10亩略多，相当一个标准足球场。而吉阳军砖城，以周长算其占地约有50来亩，是万城的五倍；城内光是官署区就接近十亩，等于整个万城。
吉阳军城的质量也比万安军好。后者不过数十年就“历久倾圮”了，所以提到元时禁修。但崖城元代并未倾圮，百年后的元统元年（1333年）尚建谯楼于其上。到洪武九年（1376年）重修时，距绍定包砖已是140多年了。
虽然万州年降水量倍于崖城，但城墙是单面还是双面包砖，差别巨大，宋代很多砖城也只是向外迎敌一面的城墙包砖，内面依然是板筑，这样自然不耐豪雨。万城或许就是，而崖城却是顶级配置，双面包砖。
四州军中，吉阳军最远僻，户数最少、最贫穷，而且与抗金、抗蒙元毫无关系。但是吉阳军城无论筑城时间、体量、质量，都明显排在全岛第二，出现远超万安军的大城、好城，这种反差，背景耐人寻味。
原因何在？
南宋海运大盛，吉阳军是中土最前沿港，在其中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
【澳洲博物馆收藏的东南亚传统手工棉织品，翻拍自国外专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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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海运走私
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天涯一隅的崖城小平原，恐怕都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取得大的突破。虽然史料对海南非丝织物（妇女“不事蚕桑”）的记载，南宋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出现吉贝、花被、幔布、黎锦、黎单、鞍搭等诸多名色，但并无材料证明吉阳军在这方面特别发达，以致超越其他州军。
发展不平衡，应该主要是海运贸易。儋州虽是老资格，民数多，但不在海路主线。南宋“一片万钱”的极品沉香，最佳产地是万安军，万城却远逊吉阳，必有缘故。那么，吉阳军海运如何？
《诸蕃志》描述万安军“居多茅竹，瓦屋绝少”，“城东有舶主都纲庙，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吉阳军“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商贸气息相对浓厚。
海运大盛，或许是朝廷肯花大钱，在吉阳军这种与抗金毫无关系之处建好城的唯一理由。但是，史料又未见这种大盛的记载。
吉阳军城之修建，前后经历数十年，其与海运之兴很可能互为表里。此时吉阳军东部临川镇（今三亚市区）已不太平，因此推测：可能由商家捐输经费，官府出面建造砖城。
宋代琼州，虽然并非对外通商口岸，但也不禁止向未带“禁榷物”及声称因风信不便而来的船舶征税；另外，按规定交趾等国贡船也可以在广南西路沿海登岸贸易。“元丰三年，（海南）分属广南西路”，正处在交趾贡船可贸易的地位。
南宋外贸远超北宋，几乎通达整个文明世界，利润丰厚。但是朝廷高度垄断，权贵把持，民间资本没有合法渠道进入，除非走私。吉阳军有一定的外贸活动空间，如能疏通官府，更大的走私贸易是可行的。而最有实力的走私团体，无疑是海盗。
海盗，是吉阳军城无法完全排除的、可能在暗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军城的未记载繁荣，可能包含某种“诡异”。
历史上的“海盗”“走私”，是重要客观存在，分析宜理性，不带褒贬色彩。
南宋海盗，或受海上贸易激增的刺激而空前旺盛，开启了直至清康熙中期延绵数百年的活跃期。海盗活动方式复杂，掠人越货不过是谋财的一种方式，商匪一家或充当航运保护伞，是另一种方式，或许更为高效。明末郑芝龙集团就深谙此道，由此而富可敌国，敢与清廷讨价还价。后来其子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
宋末著名的海盗集团，“临川巨盗”陈明甫兄弟，正产生于吉阳军东部，老巢就在今三亚鹿回头山脚。
【三亚鹿回头山脚一角，南宋陈明甫老巢】
海盗走私，占南宋外贸相当份额，其中不少，在形式上是半合法的，与地方官府存在某种默契。海南珍物丰饶，吉阳军地僻民少，且为中土最远一港，这种地位或许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军城居然受海盗暗中保护？这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分析陈明甫史料，可以找到不少线索。
“咸淳间权吉阳军判”邢梦璜的《摩崖碑记》，是对陈明甫近乎唯一的权威史料。文中称陈氏乘双龙头大船，在琼南公开称王前后达八年，拥有强悍武装，“出没海岸，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使“诸司舶务，殆为虚器”，横行闽粤桂三省及印支半岛沿海，每年绑数百人卖于外番，往来南海如无人，官军无敢领命征讨者。
此前很久，临川就长期失序，“五六十年奸孽为妖，互相攘寇，自相易置”，官府无法管制。直至咸淳十年（1274年）陈氏才被官军马抚机、云从龙擒杀覆灭，五年之后，宋朝也灭亡了。
官军出动有多大规模？没有具体数字，只有“计画凡三载，出师凡七旬，而勋业之盛，自有崖以来，千百年未之有也”，是琼南军事史上空前的一场大仗恶仗，由此可见陈明甫的实力。
而吉阳军城，仅有区区“百余户窘弱之民，五六十疲散之卒”。实力如此悬殊，却始终没有陷落——需要说明的是：《光绪崖州志》（海南2006年版545页）的《节录摩崖碑记》，其实不知何人改写，该处作“崖以百余户孱民，五六千疲卒，植军其间”，“千”字大错。必须以《正德琼台志》原文为准。
【《正德琼台志》书页（作了反相美化处理），关于陈明甫的史实】
无所顾忌的陈明甫，虽然“睥睨军印”即根本不把军守看在眼里，却一直不吃嘴边军城这块肥肉，什么原因？
《碑记》载陈明甫得势后，在今称天涯海角处开辟养殖场，专门养殖玳瑁。玳瑁珍贵，售于远方市场，而且短期不能见效。这说明他不是简单的亡命之徒，具备足够自信心和商业头脑。既然如此，不杀鸡取卵，控制军城以走私或坐收保护费，才是最佳选项。走私量哪怕只有广州贸易的百分之一，获利就很可观，比他“包占本军五十余村税户”丰厚得多。养着军城下金蛋，符合他的最大利益。
《碑记》又载，陈明甫大败后远匿占城和交趾，被官军两次派人追蹑驱逐。试想若他一味行凶，必犯众怒，势穷怎敢过去？但如果是长期的“贸易伙伴”，去避难就很正常。《碑记》说他密切结交占城、安南等番国以为外援，可见并无仇恨。后来官军虽追至番国，那边也无人协助捉拿。
所以，陈明甫不破军城，是吉阳军“地下”航贸兴旺的有力主证；筑了大城却没有经济发达的记载，是吉阳军“地下”航贸兴旺的无字旁证——海盗走私基地一旦进入选项，史料中这两个巨大矛盾，都得到合理解释了。
虽是“巨盗”，其中的记述密码却依然宝贵。要知道，这是宋代琼南唯一详尽事件的史料！
唐宋海南，官弱兵少，对地方豪强总是尽量羁縻，不轻易动武，因为大兵登岛征讨，要渡海及经受“瘴疠”，代价太沉重。让豪强直接当官，也不罕见。像唐代鉴真在海南遇到的二冯，都是豪强，冯崇債挂着官位，冯若芳则只差没有称王；南宋范成大笔下的黎酋王二娘，是与朝廷合作的典范，“琼管有号令，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允其世袭。黎酋一旦不高兴，轻则霸占州县官厅，“前后边吏，惴不敢言”，重则如胡铨在吉阳军所见，将“军守荷枷绑西庑下”，扬言要一刀杀掉。
陈明甫公开称王之后，可能迫于蒙元的巨大军事压力，朝廷对他依然容忍。真正的导火索是咸淳“六年春，会琼黎犯边，逼近（琼管）城堞，居民惶惶”，全岛管治面临崩盘，这才不得不派大兵镇压。数十余战都是“平黎”，后来移师剿灭陈氏，只是副产品。
《碑记》是官方喉舌，必然妖魔化陈氏而不涉及隐蔽复杂的关系。不久改朝换代重新洗牌，旧链条碎断，秘密就永远埋藏。
所以我们解读不能浮面，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层分析推知：南宋最后几十年，尽管巨寇在侧，吉阳军城周边包括诸港依然是特殊平衡下的安宁，内外商贸活跃。
黄道婆的居崖年代，完全囊括了陈明甫的活跃年代。在史料上，陈显黄隐，研究陈明甫，就是间接研究黄道婆。
【从最新的崖城大桥上拍摄水南中坊村方向，图中树丛一线以远，大致就是南宋番坊港和大疍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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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盗记载 深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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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余户 竟有三港
吉阳军贸易，无论是否走私都少不了番商。宋元番坊港与番人，在史料中有诸多直接、间接记载。
南宋时，吉阳军城附近有三个海港，即宁远河北岸的新地港，位于现在迎旺塔西南不远，南岸的大疍港、番坊港，位于现在水南村中坊村一带，并非今人所知之处。《正德琼台志》相关记载，其中一部分是旧志记录：
“新地港：在州西三里。潮水与水南大河相接，通船，分入大疍港。
“大疍港：在州西南三里。入抵大疍利用坊，客商泊船于此。
“番坊港：在州南十里。源发五指，流经州南北二河，至此成港入海。
“保平港：在州西五里。水自五指，流经后河，至此会潮入海。”
唐宋时，州治主港在今崖城中学盲河道附近。最迟在州官毛奎开后河后，主河道水少了，海舶须改泊稍下游的新地港。“新地”的字面含义，就是取代旧地。
至于保平港，“州西五里”还不是现在的保平村，是新村仔附近。“州西南三里”的大疍港，正德时尚未南迁，“客商泊船于此”，商贸繁盛。
相关考据链太长不赘，此处只谈番坊港。
番坊港的“州南十里”，是南迁后的位置。此句后半部“南北二河”汇流“成港入海”的方位，绝不是州南十里，而接近“州治西南三四里”。正德志把两代番坊港撮抄拼凑在一起了。
该志载客语（即后来的海南话）人群“客居番坊、新地、保平三村，俱在州治西南三四里”，必抄自旧志，反映了宋元三港方位。
这应该是海南话人群在琼南的最早群落，与港口关系密切。“客居”二字，定义了这批人的身份，即并无本土户籍，不在380主户的统计数中。
宋代贸易繁盛的城市，客户数往往多于主户数，如元大德《南海志》载，宋时广州主户六万四千余，客户七万八千余；淳熙间再查，主户八万二千余，客户十万零五千余。又有史载，宋代广州光是长期定居的“汉番”，就有“万家”之多。
这为我们考察吉阳军经济活动及人文状况，打开一个不小的空间，也就明白：吉阳军区区三百余户齐民，因何拥有三个港口。
【三亚市域最西缘，海边不远的市级文保单位“八人轿坡伊斯兰教徒古墓场遗址”，认定年代为“唐宋”，是“番人”在琼南千年活动的地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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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城平原 番人活跃
至于崖州番人，相关记载有“佛堂寺，在州南三里番村。堂制、礼念与礼拜寺同”。“州南三里”应是“西南三里”，古志方位常省略一字。这正是第一代番坊港位置，可知源自宋代旧志。又载“礼拜寺”是“州东一百里番人村”（今三亚羊栏地区）的伊斯兰教寺庙，定义了番村佛堂寺的宗教性质。
番坊、大疍两港，宋元间联袂出现于“州西南三里”即今日中坊村一带，事迹不少。《正德琼台志》没有正面记载这个番坊，只是将辗转留存的旧志信息归类撮抄，于是露出条条尾巴。
吉阳军又有“海口庙，去郡城五里港口南岸……屡有灵迹。庙颇雄敞，商人绘像事之甚谨。”城南五里并无水道，应是城西南五里。明确提到“港口南岸”“商人”，这是宋代番坊、大疍商港活跃的直接证据。
再有“石三娘庙，在州南大疍村。海边疍番每年于夏间致祭……以上系土人私祀”。“石三娘”不知何方神圣，仅此一现；不提里数通常是由于距离近，因为当时河口宽阔，今中坊一带沿岸都叫海边。
海南方志载番人入琼于“宋元间”，与州西三里大疍港之存在大略同时，由于番人具备稳定的伊斯兰文化特征，与本土人群不易融合，所以，其聚泊处无论规模大小，多被称为番坊港。
【东南亚不同国别的传统棉纺机，翻拍自国外专著】
第一代番坊之南迁，比大疍南迁至少早半个世纪以上；而第二代番坊之迁离约在清中期，更比大疍早。这或许反映出番坊的船较大，吃水深，所以对河道淤塞最敏感，其航海性质凸显；疍船则无所谓，说明其船较小，浅海内河打鱼居多。
第一代大疍、番坊港是从十一、十二世纪的南宋，一直运作到十六世纪中期，前后五百年。明清宁远河口不断淤浅，港口一再外迁，直至清末内河完全不通航，这是后话。
唐宋番坊最早见于广州，是阿拉伯、波斯等地穆斯林侨民聚居区，又作“蕃坊”“蕃巷”。宋代光塔路一带就有“汉番万家”。朝廷允许他们自行设官治理，称为“蕃长”。既有定式，琼崖各地“番人”聚居区亦以番坊、番村为名。
史料载海南“番人”主要来自占城，即今越南南部，这可以商榷。
由于信仰及语言殊异，在中土眼光看来“番人”都是一路，其实是有区别的。如正德志载“番俗”中，“用大青盘贮饭，以手捻食”之俗，就与南亚风俗甚接近；而番妇“随贫富，用金银铜锡为环，穿其耳孔，下垂至肩”的描述，亦与北宋末庄绰《鸡肋篇》所载“广州（蕃商）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接近。
宋元海南番人中占城人或是主体，也有东南亚别国甚至南亚、西亚的商贾侨民。而番妇风俗之载，显示番人已批量定居。这为更远缘的文化交流推测，打开了空间。
从明末开始，海南各地“番人”便陆续聚集到羊栏至三亚河口之间定居，不再散处，产业也逐步改变，最终成为现代的回族同胞。这是海南移民迁徙的一个特例。
【上海闵行马桥镇明墓出土的文物：蓝印花布被面——转引自上海市博物馆何继英研究员的参会论文照片】
综上所述，可以描画出宋元吉阳军城一幅比较接近信史的图景：
除了城厢，赋役单元城东有新兴坊，城西有保平坊，城南有利用坊，符合大致四百民户之载。番、客户另计。州西三里的宁远河喇叭状河口，北岸是新地港，南岸是如同双子星座般并列的番坊港与大疍港。三港上游数十里亦通小舟，可以深入黎峒，有些地方“其深莫测，传有龙潜”……
崖城周边黎汉区界，大致千年不变，谁也没有吃掉谁。汉人农耕区一直在三山一海之间，地域狭窄，正如宋代地理志所述：地狭民稀，“距城五七里许”就是黎峒。今天这个距离的马丹、郎吉、沙埋、白河等村落，依然是黎村，再远的黎村就更多了。至于军话、客话、迈话乃至后来儋州、临高等方言区的变化，只是汉民系的内部变化而已。
宋元崖城一带，区区数平方公里的小平原，汉黎番疍各族杂处，军土客迈诸语共鸣，而“番”字包含地域文化之广，诚出意外。社会相对稳定、对外交流活跃、多源文化共存的一个人类学典型样板，就是黄道婆居崖的史地背景。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土最前沿，番舶入华的第一个避风港和补给站，发生远缘文化的交流传递是很自然的。
棉织品的优越性能受到传入地民众喜爱，但是捻线困难，于是引发创新工具技术的努力。女织是人类自然分工，从黎至番，都不例外，如织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的细节描写，就与黎锦相类。同时，乔居的番妇也有可能将她们自家的技术带过来。在这片多元文化土壤中，青年黄道婆饱吸营养。
尽管汉唐间海南“广幅布”“吉贝布”就很有名，但技艺未必海南独有，效率也不高。黄道婆带回江南的，必是较唐汉乃至北宋时效率更高的棉纺工具、技术。她最终成就“衣被天下”的大功德，固然有融合诸家又刻苦钻研提高的因素，但其源泉或部分源泉，不排除海上丝绸之路的“番人”传递。
海南当代有文字称，黄道婆是有嫁人的。这没有根据，有家室她晚年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从黄道婆之名推测，她是出家之人。“道婆”或是道教徒，五代时海南就有敕封峻灵王，是道教圣地，宋代道教亦大行。
但也可能是佛教徒，例如成化《广州志》载，广州宋代有位父母富裕无子的“黄道姑”，年少出家住光孝寺，终身舍财行善，死后光孝寺为之立坟立祠拜祭。黄道姑自然是尼姑，那么，黄道婆也可能是尼姑。
吉阳军城，佛教有宋开元寺，元天宁寺，道教有宋真武堂，元玄妙观等，都是有记载的，一些寺庙的位置还相对明确。
黄道婆乘海舶归故乡，折射出元代吉阳军与长江口一带的商路，是畅通的。细分析，恐怕还不止此。
黄道婆生前只是民间一老妪，无人仰视。故家本就草根，数十年流落后更无可凭借。落叶归根虽是人之常情，但是，孑然孤老回那个其实陌生的无助之地，如何为生？黄道婆自是明白人，不至贸然犯险，有否抱负不说，自保是底线。她敢于不远万里回归，又顺利成功，这个因果逻辑链只缺一个推测，就完整了——
吉阳军口岸，陆续有新法制作的棉织品向包括长江口一带的北方输送，获利理想。黄道婆从客商获悉北方棉业幼稚，需求甚殷，知道回乡凭技艺必无愁衣食，才会不惧远迁。
【马桥镇明墓蓝印花布被面的若干局部——转引自何继英论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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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阳军城 文化多元
【附】黄道婆离开吉阳军前100年的相关大事记
庆元戊午（1198年） 吉阳军始筑土城。
宝庆元年（1225年） 赵汝适《诸蕃志》修成，记载琼南驿站、港口。临川海盗势力开始膨胀。
绍定癸巳（1233年） 以砖包砌吉阳军城墙，开东、西、南门。
淳佑五年（1245年） 州官毛奎移建州学；此前后，开凿后河。
宝祐三年（1255年）前后 少年黄道婆流落吉阳军。
咸淳三年（1267年） 陈明甫称王。
咸淳六年（1270年）春 黎众围攻琼管，朝廷派钦州守将马成旺南下镇压。
咸淳十年（1274年） 陈明甫被擒杀。
至元十四年（1277年） 元政府在上海镇设市舶司，商港开放。
至元十六年（1279年）春 元兵平定海南。
元贞年间（1295—1297年） 黄道婆离开吉阳军返回松江。
本期作者：多港峒客,1951年生于广州，布衣。十年海南知青，返城十年国企，再下海经商。年过半百后渐悟历史文化之可贵，遂投身学习与挖掘。在海南与部族两翼，读书行路，乐此不疲。唯望能为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略尽绵薄，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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