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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也就是2021年7月23日，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
这届奥运会可谓一波三折，虽然不知道最终能办成什么样，但起码是办了。
实际上，在疫情突袭之前，东京奥运会就已经“槽点”不断。准备期间，有筑底鱼市搬迁事件、日本奥委会会长竹田恒和因丑闻辞职、奥运场地水质的大肠杆菌不达标等问题；疫情期间，奥运圣火传递多次中断，日本奥委会又一任会长、前首相森喜郎因不尊重女性的发言而辞职，紧接着日本奥委会会计部长因为人工费用太高被舆论质疑而卧轨自杀。
纵观下来，反对奥运会召开的民众一直包围着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下榻的酒店。即便如此，为什么日本还要硬着头皮办下去呢？或许，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一组数据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1964奥运：从不理解到支持1964年6月，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4个月，日本NHK电视台做了民调，询问大家是否支持东京奥运会。现在我们知道，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日本战后崛起的象征。然而，当时的民调显示，60.6%的人认为“奥运会耗费太多费用，会在很多方面给国民造成负担与牺牲”，49%认为“准备奥运会耽误了一般市民的重要事项”，58.9%认为“有办奥运会的钱，不如去做其他必须要做的事”，47.1%认为“奥运会这件事本身跟我无关”。
本次也差不多。同样是NHK电视台民调，2021年7月，“是否接受东京奥运会开幕意义的说明”民调中，表示“无法接受”或“完全无法接受”受访者总计65%。换言之，无论是1964年还是2021年，日本都没有期盼奥运的舆论气氛。
日本民众之所以反感奥运会，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中止有很大关系。日本虽然在1936年获得“1940奥运”举办权，但由于日本政府随即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4月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要求国家全部战略资源向战争方向聚集，东京没有足够的钢铁修建新的体育场，只得由国家宣布停办奥运会。不少日本人一听到“五輪”（奥运）二字，就会立刻想到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战争。
不过，“1964奥运”的开幕式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日本国民的印象。点燃奥运圣火的是早稻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19岁的坂井义则。坂井义则的生日非常特殊，他是广岛核爆之日（1945年8月6日）在广岛出生的幸存者。当时，坂井义则手持火炬，奔入刚刚竣工的国立竞技场，亲手点燃了象征和平与友谊的奥运圣火。熊熊圣火燃烧在这个曾经满目疮痍的国家，为日本国民注入一剂强心针，战争时期关于“奥运”的苦涩回忆变成了愉快回忆，关于战争的记忆也被战后东京日新月异的发展所代替，成为日本正式走“战后”的象征。
坂井义则点燃奥运圣火。来源/网络
举办过程中，日本电视收视率稳步提升。在日本获得16金、5银、8铜的优异成绩后，NHK电视台又一次发布民调：“奥运会是否为日本加分？”这一次，89.8%的回答是“YES”。换言之，虽然老百姓非常讨厌奥运会准备期间的各种不便，但奥运会真开了起来，体育比赛的魅力与国家荣誉还是让更多人愿意观看奥运会。
日本基础设施的一次大提升1964年，日本人能直观感受奥运会，与电视机的逐渐普及有很大关系；而电视机能够普及，关键要素就是电视信号基础设施的建设。
二战后，电视媒体逐步崛起，各大电视台纷纷建立150米高的小型电视信号发射塔，为了节省东京本就紧张的土地，增强电波发射塔的覆盖面。1958年12月，耗资30亿日元、高达333米的东京塔竣工，将原本分散的电视信号集中发射，覆盖整个关东平原，极大提升电视转播的能力与效率，顺利保障1959年4月皇太子大婚的全程直播。
东京塔。摄影/陈小羊，来源/图虫创意
日本皇太子明仁（现为日本上皇）迎娶平民女性正田美智子（现为日本上皇后）的年份，许多电视厂商都打出广告：“买台电视看皇太子结婚吧！”1959年至1964年短短5年间，日本的黑白电视机普及率从23.6%升至87.8%。
日本皇太子明仁迎娶平民女性正田美智子。来源/网络
瞄准奥运会的契机，日本商家进一步推销当时还是高价货的彩色电视。“买台彩电看奥运会吧！”简单的推销用语极为有力，“奥运景气”让许多日本厂商都吃到一大波红利。
同时，红白相间的东京塔一览众山小，成为东京地标性建筑，两侧观望台更成为东京市民观赏全城景色的重要游览地点。80年代以后，东京塔开始成为青年人恋爱约会的首选地之一，诞生许许多多的浪漫故事。
MV中的东京塔。来源/周杰伦《说好不哭》mv截图
基础设施建设也对东京城市景观产生巨大影响。“1964奥运”主要会场设在“神宫外苑”与“驹泽”奥林匹克公园两个地点，连接两片区域的道路正是如今“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所在地——涩谷。“1964奥运”前，东京的主要繁华地带位于银座、日本桥、上野等东侧地区，虽然这片传统的商业沃土在1945年美军空袭中几乎化为灰烬，但依然是传统意义上东京的发达地区，相比之下，涩谷附近只有寥寥两三家百货店，道路也不甚畅通。
凭借“1964奥运”前后的大开发，原本宽7-10米的小路迅速被30-50米的国道干线所代替，政府以每平方米40万日元的补偿款加速开拓了涩谷地区。靠着“奥运景气”，东急、西武两家私有铁路公司迅速抢占涩谷车站有利位置，开设百货店吸引客流。反复的商业竞争提升了整个涩谷的文化品位，大量年轻人涌入，楼盘拔地而起，这里成为东京的新文化核心地区。如今，东京的生活重心早已不在东侧，而是转移到以涩谷为中心的原宿、青山一带。
东京涩谷的著名路口，人流密集。摄影/陈小羊，来源/图虫创意
更重要的基础设施当然是新干线。1964年10月1日，奥运会开幕前9天，东海道新干线正式开通运营，时速200公里的列车穿梭于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地，将日本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联通起来。这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人第一次有了“领先世界”的感觉。
除了一般的城市建设，1964年的奥运场馆，日本人是下足了功夫。实际上，1940年奥运会之所以取消，最实际的原因是钢铁资源用于军事、导致主体育场——神宫外苑体育场无法重建。二战后，为了表明申奥决心，日本从1957年开始拆除神宫外苑体育场的原有设施，耗资13亿日元在原址重建“国立霞之丘陆上竞技场”，作为崭新的日本国家体育场（国立竞技场）。国立竞技场气势宏大，可以容纳5万多观众。
由于花费巨资，日本政府从1959年起开放国立竞技场，设置高尔夫球台，允许一般市民付费进入场地练习高尔夫，每年为日本增加5000万日元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财政亏空。另外，奥运会举办完毕，国立竞技场成为日本国民非常熟知的体育场，多次举办各类体育比赛、演唱会、大型展会。
再度获得2020年奥运会举办权后，日本从2015年开始又一次将国家体育场原址重修，工程费用超过1500亿日元，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开幕式也将在这个具有历史传承的地点举办。这座名为“新国立竞技场”的第三代国家体育场采用原木、钢筋结合的屋顶象征日本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成为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的“森林体育场”。
天皇与奥运总是“犯冲”1940年奥运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坚持，结果被日本人看作遗憾与失望的象征；1964年奥运会虽然也备受反对，但最终办了下来，还成了日本复兴与崛起的象征。那么2020年奥运会主办方自然觉得：只要硬着头皮开起来、只要熬到闭幕，大家自然还会觉得不错；如果因为舆论不满草草停办，且不论要给赞助商天价赔偿，事后舆论恐怕也不会饶过他们。
奥运五环。来源/纪录片《出征》截图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天皇似乎也有不同的想法。
2021年6月24日，日本宫内厅（主管皇室事务）长官西村泰典，在出席例行记者会时，爆出一则重大消息：“我（拜察）到：（东京奥委会）名誉总裁天皇陛下非常担心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举办造成新冠疫情扩大。”
这则消息瞬间引爆媒体。按照现行日本宪法的规定，天皇不能针对任何政治事务（包括自己是否参加仪式典礼）发表言论，一般来说，天皇发言只能表达心情，说些“今天天气真好”“我很高兴”之类的客套话。所以这次，宫内厅长官说出天皇“担心”奥运会引爆新冠疫情，自然成为街头巷尾的议论重点。
实际上，日本天皇与奥运会之间一直有着剪不断的勾连。早在1936年，当时东京正在与赫尔辛基竞争1940年奥运会举办权，国际奥委会主席拉祖尔到日本实地调查情况，当时在任的裕仁天皇就专门出面接待。东京刚刚经历“二二六事件”，军人政变的恐惧仍历历在目，裕仁天皇明显想借用奥运会冲淡阴霾，提升国民士气。
虽然申奥成功，但裕仁却与奥运会存在一个天然矛盾。按照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历届奥运会必须由举办国的国家元首宣布开幕；但在当时日本人的观念中，日本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人神”，怎能在一般民众面前用麦克风发表演讲？这对矛盾在战时日本无法解决，成为日本放弃举办1940年奥运会的关键原因之一。
二战结束后，这件事当然算不得问题了。毕竟裕仁已经在1945年8月15日通过录音发布战败诏书，全国国民都听到他所谓的“鹤音”，随后1947年宪法，又将天皇从“国家元首”转型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那么宣布奥运开幕自然不是什么难事。1958年，国际奥委会首次在日本东京召开，裕仁出面发表开幕演讲，随后日本奥运会正式向国际奥运会递交1964年奥运会的申请。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当天，裕仁代表日本国宣布奥运会开幕，当时，年仅4岁的皇孙德仁就在台下坐着。
日本裕仁天皇旧照。来源/网络
转眼57年过去，当年幼小的德仁已经继任天皇，日本也又一次迎来奥运会。本以为他能顺利重复爷爷做过的事，再度宣布东京奥运会开幕，但新冠疫情让这件事拖后一年，也让大家对奥运会有着许多担忧。
围绕奥运：天皇和内阁有分歧正在日本国内对奥运会是否能顺利表示担忧时，天皇陛下明确表示了“忧虑”，这件事几乎又成了一桩罗生门。
事情是这样的，2021年6月22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向天皇进行“内奏”，详细汇报近期日本发生的重要事件。按照日本官方要求，“内奏”内容是绝对保密的，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很容易推测“内奏”内容是关于奥运会和新冠疫情的事项。所以两天之后的6月24日，传出“德仁天皇担心奥运会扩大疫情”的消息也就顺理成章。
消息传出后几个小时，日本内阁立即发表官方回应，提到“担心奥运会扩大疫情”并不是天皇本人的言论，而是宫内厅长官与天皇交谈后，自己“拜察”出来的。所谓“拜察”，是日语敬语词汇，表达“听到”“感觉”的意思，日本内阁抓住这个用辞，强调这句话不是天皇所说，而是宫内厅长官的主观臆断。
那到底是不是主观臆断呢？从字面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天皇说过这话。但不要忘了，日本宪法禁止天皇干政，奥运会自然也属于政治事务的一部分，天皇不可能冒着“干政”风险直接说出“担心奥运会扩大疫情”这句话。这个时候，让身边主管皇室事务的最高官员——宫内厅长官“拜察”自己的想法，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这也是自古以来天皇的表态模式。日本中世纪，天皇发号施令的主要方式，是直接发布口头命令，由身边服务人员（藏人）“拜察”下来再去发布，这种命令形式叫“纶旨”。“纶旨”既可以绕开繁琐的命令发布程序，又可以躲开不一定服从自己的官员，直接传达天皇本人的想法。
宫内厅长官“拜察”天皇的想法，本质上与中世纪的“纶旨”如出一辙。既然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不能发表政治见解，那就找一个可以发表的人，通过“拜察”方式把天皇的想法发出去。
日本德仁天皇。来源/网络
天皇的操作让日本内阁最终动了杀招。日本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责。”既然一切行为都由内阁决定，那天皇说没说过这句话，最终决定权自然不在天皇本人手里，而在内阁。宫内厅长官是内阁管辖的官僚，所以内阁如果说这是主观臆断，那无论事实上是不是主观臆断，在法律上内阁都是对的。
很奇怪的是，内阁一般会尊重天皇的意见。比如2016年明仁天皇想退位，虽然多少也有影响政治事务之嫌，但内阁最终还是提出一部退位法案帮助明仁天皇退位。总体来说，内阁与天皇之间保持着较为畅通的沟通渠道，但为什么到了奥运会，内阁不惜动用法定权力，在媒体面前否定天皇意见的存在呢？
因为，日本举行上一次众议院大选是在2017年10月，这就意味着本届众议院的任期极限就是2021年10月。任期一到，众议院必须解散，日本也要进入下一个选举循环之中。
历史上看，绝大多数日本内阁都不会等到众议院任期结束才进行下一次大选，而是在任期结束前选择一个于己有利的时点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最大程度保证选举利益。按照一般理解，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国民经历奥运盛典，社会一般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情绪，这时候解散议会，自然能保证大选取得更多席位。
如今，奥运会未按原计划举办，日本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也反复遭到质疑，日本NHK电视台统计的内阁支持率从2020年9月的62%一路下滑到2021年7月的33%，这一年当中，任何时候解散议会，都不一定能保证自民党在大选获得更多席位。由此看来，更好的方式，或许就是硬着头皮把奥运办完，看看能不能通过奥运庆典安抚国民。
2020东京奥运会动态图标。来源/网络
END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萧西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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