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乾嘉时期，官方史学势微，私家史学发展迅速。地方官员通过朝廷资助，建立幕府，延请饱学之士，从事修史活动。幕府作为由官员组织的私家学术团体，借助官方力量整理、编纂书籍，带有经世致用的特征，推动了晚清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因其以维护官方政治统治为要旨，其治学理念始终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影响了对新知识和新文化的汲取与学习，阻碍了新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摘要：乾嘉时期，受崇尚学术的社会风气影响，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封疆大吏，招揽士人开设幕府从事编书、著书等学术活动的现象极为普遍。其幕府中许多学术活动成就斐然，对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乾嘉幕府以不触动官方的政治立场为原则的学术态度，使其学术活动缺少思想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也极大地限制甚至阻碍了新文化的产生与传入。
幕府在古代中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皆有官员开辟幕府处理日常事务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幕府的功能由古代将领的军帐、官员处理公务的衙署发展成为官员为处理公私事务所开辟的私人场所。及至清代，开设幕府在整个官僚阶层尤其盛行，“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学术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受到幕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清代乾嘉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官方对学术文化大力倡导，作为幕主的官员组织幕宾编校著述，无论是活动规模，还是取得的学术成就，在历史上皆达到空前。对于乾嘉幕府的学术活动，目前学界多为个案研究，缺少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整体观照。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对乾嘉幕府学术活动发达之原因及其学术成就与局限性作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乾嘉幕府行政职能向文化职能的延伸
清初，朝廷对于官员聘用幕宾处理政事采取支持的态度，“今之幕宾，古之参谋、记室”，尤其是“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雍正帝一登基就曾谕吏部：“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由于朝廷的大力倡导，至乾隆年间，上至督抚下至州县官员聘请士人开设幕府的现象成为常态，“盖外官自督、抚而下以至州、县，钱谷、刑名庶政实繁，不得不延请幕宾，一切文移、卷册藉其助理。除督、抚幕宾而外，各省司、道、府、州、县幕宾，诚如部文所云，不下数千人……”。但是，幕吏在帮助处理州县殷繁事务的过程中，“借端营私者，亦复不少”，全国各地经常发生幕宾借助官员的权力作奸犯科、串通关节、挟持短长、欺上瞒下、招摇诓诈的事件，“甚至苞苴关税，狼狈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为此，朝廷曾下令清查官员延幕情况。乾隆三十八年（1773），时任陕西巡抚的毕沅曾向乾隆皇帝奏报：“凡奏章题疏并一切紧要事件，俱系臣自行办理，只延二人分掌刑钱、稿案以资稽核。”此表明朝廷对于幕府的行政职责及规模已开始限制。
朝廷一方面限制幕宾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则鼓励官员招募贤士助推文化事业。首先，乾嘉时期，随着官方修书活动日益发达，修书规模不断扩大，朝廷对于史馆官员延聘士人助纂现象持默许态度，“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官方修书活动成为京师幕府发展壮大的重要土壤。其次，朝廷对于地方学政延揽幕宾给予大力支持。清高宗就曾针对当时“学臣不能早为阅卷发案者皆见小惜费，不肯多延幕友所致”的现象大加斥责。他明确指出，学政的养廉银即是聘请名幕助其阅文的费用，“国家所给学政养廉本属丰厚。原以资其办公所用，若于延致幕友尚思靳惜廉金，不肯多延名幕，致以人少误公，已昧人臣敬事之义，且任学政者不思校士育才，而斤斤惟养廉是惜，其鄙陋尚可问乎？”他甚至对学政幕府规模做出具体规定：“嗣后各省学政务虚通晓大体，多择工于阅文之幕友，即极小省份亦不得不及五六人。”而嘉庆五年（1800），上谕内阁“上年因贵州学政养廉本少，该省距京较远，学政延请幕友，需费稍多。……该省学政养廉，本系三千二百两，著该抚于贵州省藩库闲款内，加恩酌增五百两”，通过增加边远地区学政养廉银鼓励学政聘幕，以保证地方文教发展。此外，自康熙初年始，为了编修《大清一统志》，朝廷大力提倡地方官员“聘集宿儒名贤”编纂方志。及至乾嘉时期，随着《大清一统志》续修工作的开展，朝廷不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与《大清一统志》修纂相关的资料，上自督府下至州县定期聘请夙儒纂修方志的工作成为常态。总之，官方对文教事业的重视，无不刺激幕府的职能由刑名钱谷、案牍章奏向教读课业、著述校订的转化。在开展文化事业的过程中，许多王公大臣、督抚大僚仰承圣意，“承风宏奖，积极养士”，“将自己的兴趣和时代思潮、朝廷倾向结合起来，以幕府为基地形成一个个自然的文士群落”，宾主之间共同努力，开展诸多编书、著书、研经修史的学术活动。
二、乾嘉幕府学术活动的成就及意义
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退期四个阶段，乾嘉时期属于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这个时期官方稽古右文的政策及“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的旨令引领着乾嘉学术发展，私家出现了如惠栋、钱大昕、王鸣盛、戴震、章学诚、段玉裁、王念孙等众多优秀的经史大家。而此时期的官员如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护法神”本为佛教用语，梁启超此语表明，乾嘉官员对于当时的学术动向，不仅拥护与支持，而且起到发扬与推动的作用。随着四库馆开，大量图书资料显现于世，许多王公大臣、督抚大员公事之余，延揽饱学之士，以个人名义编刻著述，幕中学术活动空前活跃，成就斐然，对乾嘉乃至后世学术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乾嘉幕府学术活动的成就
乾嘉时期，幕主官员多有参与官方修书项目的经历，锻炼了开展大型学术活动的组织能力，促使幕府学术活动取得了诸多优秀学术成果。
首先，此时期幕主将众多经史功底深厚的幕宾招至幕府，著成了许多精品之作。乾嘉时期，朝廷重视经史之学的提倡，通过以经史之学取士，刺激全民向学，出现如毕沅、阮元、谢启昆、孙星衍等学者型官员。这些有着“生前树勋业，身后留文章”的立功兼及立言传统思想的官员怜才爱士，将民间诸多学有根柢的大家聘入府中，宾主共同研讨学问，学术成果高于以往。以乾嘉两朝方志纂修为例，乾嘉时期方志纂修数量虽然比不上清初，但由于官员重视，聘请名幕执笔，上至省志下至府州县志，皆出现许多上乘之作。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官员毕沅作为一省巡抚，亲自倡修《西安府志》，委托府中幕宾严长明主笔，庄炘辅助，搜荟群籍，详加决录，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成书 80 卷。该志将周、秦、汉、唐各朝在京文臣武将、儒林文苑及方技释道悉数收录人物志中，全志引用资料近千种并缜密辨析，历来受到历史、方志学界推崇。嘉庆五年（1800），广西巡抚谢启昆延请幕宾胡虔纂成《广西通志》，该志对康熙以来贾汉复所创通志体例进行改革，“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清诸旧志门类体例，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自其问世以来，因其“载录详明，体例雅饬”，“为各省志书之冠”。嘉庆二十五年（1820），伊犁将军松筠先后聘请祁韵士、徐松等士人，纂成一部关于新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典籍《新疆识略》，涉及新疆的疆域、山川、城郭、治兵、边防、屯田、水利、矿产及军政设置，实际蕴含地方政府纂修新疆通志的意图。该书史料丰富，内容详赡，成为后人开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其次，幕主凭借物力和人力优势，在学术活动中有序组织，明确分工，从而高质量完成了诸多大型学术项目。与官方相比，私家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完成一部书籍的编纂往往需要花费多年功夫，单独承担大部头的编纂工作甚至需要耗费一生的精力。因此，很多私家即便有编纂著述的想法，终因人单力薄未能实现。如清初史家谈迁，一生编纂《国榷》，直至其殁亦未刊刻成书。而幕府中，由于云集众多士人，从搜集剪裁资料到执笔书写再到刊刻校对，幕主统筹，分工合作，往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大型学术工程。如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的地方大僚阮元，一生著述不断，其《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皇清经解》等著述虽卷帙浩繁，但皆质量上乘，这得益于阮幕云集一大批饱学之士以及阮元对大型学术工程的组织能力。嘉庆十一年（1806）成书的大型经学著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聚汉、唐、宋石刻及各宋、元板本”，由于每部经典所据版本及注疏本众多，阮元组织幕宾分工校对：《周易》《春秋榖梁传》《孟子》由李锐校，《尚书》《仪礼》由徐养原校，《毛诗》由顾广圻校，《周礼》《春秋公羊传》《尔雅》由臧庸校，《礼记》由洪震煊校，《春秋左氏传》《孝经》由严杰校，《论语》由孙同元校。阮元则总领其政，亲自复勘，定其是非。历时六年，终成243卷。该书集目录、版本、校勘诸学之大成，“自唐以后单疏分合之不同，明闽附音之有别，皆使异同毕录，得失兼明”，被后人称道“为经学之渊海”。
（二）乾嘉幕府学术活动的意义
首先，此时期幕府的学术活动以填补空白为特色，编纂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著述，对后世学术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开创性贡献。乾嘉时期，官方修书活动频繁，官员在进士及第至外放做官之前，多有做翰林院编修的经历，从而能整体把握学术动态。在编书的过程中，无论选题、内容亦或体例多有对以往的突破。如谢启昆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及第，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和国史馆纂修。外放做官后，其于广西巡抚任上所修《广西通志》开创的方志纲目体“将我国古代方志编纂体例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阙后志家多所模效。乾隆五十六年（1791），谢启昆有感于魏收所撰《魏书》只载北魏与东魏历史而无西魏历史，聘胡虔等士人历时 16 年修成《西魏书》，使西魏二十余年的史事有了正式的记载，“传诸异日，视萧常、郝经之续《后汉书》，殆有过之无不及也”。嘉庆三年（1798），谢启昆任浙江布政使，由幕宾陈鳝、胡虔协助，收录自秦以来所有关于汉语音韵、文字、训诂学著述的书目，补清初朱彝尊《经义考》中形声训诂书之阙略，成《小学考》五十卷，“自来言小学者之钤键，欲治小学者不可不读此书”。
其次，幕府以弘扬学术、奖掖学人为治学旨趣，刊刻了大量古书与时人著述，推动了整个社会崇尚经史的学术风气。乾嘉时期，由于政治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官方与私家互动，使整个社会形成“近古以通经”的求实考证之风，而“乾嘉经学之盛，达官耆宿提倡之力为多”。乾隆十九年（1754）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卢见曾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其聘惠栋、沈大成、戴震、卢文弨等经学大家，“以汉、唐诸儒说经之书”为目标，先后选取解注经史之作十三种，校注考订、纂辑刊刻，成《雅雨堂藏书》。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陕西巡抚毕沅召集孙星衍、洪亮吉、汪中、吴泰来、钱坫等协助编校经学、小学、诸子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十几种，成《经训堂丛书》。而卢见曾幕府“偕钱塘陈君授衣、仪征江君宾谷、元和惠君定宇、华亭沈君学子，相为参校”补刻朱彝尊《经义考》，资助刊刻万斯大《经学五书》、惠栋《易周述》、黄宗羲《金石要略》，毕沅幕府校刻惠栋《明堂大道录》《禘说》《易汉学》，阮元资助刊刻汪中《述学》、钱塘《溉亭述古录》、凌廷堪《礼经释例》、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等，则是对当朝学术的推扬与扶持，“从而于一时为学风气、学术转型、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乾嘉幕府的学术凝聚力及局限性
清代，朝廷为实现对民众思想的牢固统治，从清初即采取各种文化政策笼络士人， “清兴，首开鸿博，以网罗知名士；不足则更隐征山林隐逸，以礼相招；不足则复大开明史馆，使夫怀故国之思者或将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网矣”。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至乾嘉时期，上自朝廷下至官员乃至黎民百姓，对于读书为学的重视达到空前。而官员或因承担官方修书任务，或为地方治理所需，或源于个人学术追求，设幕招揽士人开展编书著书学术活动，成为官方认可的笼络士人的主要方式。因此，幕府不再是单纯为幕主军事或行政上的需要所设，而是成为士人交流、互 动、探讨学问的平台。
在乾嘉幕府中，官员爱好编书，研究古学，对于志同道合的士人，拿出真情对待，创造了无数个幕主怜才爱士、幕宾辛勤著述的佳话。在幕府具体的学术活动中，不论幕主还是幕宾，不论在幕内还是幕外，都是全力以赴，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该书是在毕沅主持下，主人、众幕宾及友人集体创作的结晶：幕府内章学诚、邵晋涵、王昶等参与商订义例，讨论著书宗旨，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襄助其事，为之校订；幕府外钱大昕、费士玑、瞿中溶、李锐等覆勘全书，增以考异；毕沅则统领全书，在车尘马卒之间删削考订、整体把握。嘉庆二年（1797），时任浙江学政的阮元，选两浙长于经诂之士三十余人，集于崇文书院编纂《经籍纂诂》，先命诸人“分籍纂训，依韵归字”，继又选诸人中“尤者十人，每二人汇编一声”，后属幕宾丁杰、臧庸为总管负责定稿。臧庸在序言中述及编书过程中众人齐心合力努力工作的情景：“键户谢人事，暑夜汗流蚊积，犹校阅不置。书吏十数倍，执笔候写。虽极繁剧匆猝，不敢以草率了事，与同诸君往复辨难。国子监生严杰、仁和附生赵坦，颇不以镛堂为悠谬，其所编书亦精审不苟，皆学行交笃士也。”总之，乾嘉幕府借助具体史学活动，幕府内外紧密交流与合作，打造了广泛的学术共同体。宾主在共同的学术追求中，形成共同的学术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幕府成员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学术凝聚力。
有清一朝，以文化上的凝聚达到思想上的控制是官方倡导文化繁荣的根本目标。因此，朝廷对于史书的意识形态甚为关注，尤其是对官方与私家所著明史的内容格外敏感。官方《明史》的编纂从顺治时期即开始，中间几经周折，直至乾隆时期才最终成书，该书在古代官修正史中以精审著称，“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荒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有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在编修过程中，虽然馆臣处处谨慎，小心着笔，但在《明史》成书若干年后，乾隆帝仍时时责令，对其查改。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高宗对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李自成攻陷京城、吴三桂顿兵山海关的书写不以为然，“谷应泰系汉人，犹及明末，未免意存回护，故为左袒，而非当日实在情事，不足传信”，于是下令“著军机大臣详查《开国方略》所载入关杀贼实事，将书中此一节重行改正，以昭正论信史”。有鉴于此，恪守官方政治立场的朝中官员，在开展史学活动中，为力求与官方政治立场保持一致，避免节外生枝，往往在史学上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毕沅幕府所撰《续资治通鉴》，记述年限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仅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不过是在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的基础上调整义例、增减史事、补充校订而已。毕沅之所以如此处理，当是出于清廷对明史书写敏感的考量。因此，《续资治通鉴》虽被称为诸家续鉴中最好的一本，但其已失去了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以记述前代史“有资于治道”的经世功能。阮元任广东巡抚时所修《广东通志》，亦存在上述的“失声”现象。为免生事端，该志对因所著《皇明四朝成仁录》被举报有反清情绪的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只字不提，对其著作及本人传记皆不收入。志书对清初耿精忠、尚可喜两藩入粤被朝廷平削之事也小心地省去。因此，乾嘉幕府以不触动官方的政治立场为原则的治史态度，使其史学活动缺少了思想的开放性与独立性，甚至为了迎合官方立场而丢弃了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
乾嘉时期，随着朝廷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受崇尚学术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封疆大吏招揽士人开设幕府著书、校书的现象非常普遍。其幕府中许多学术活动成就斐然，对乾嘉时期的文化总结与史学发展具有极大推动作用。但是，乾嘉幕府的学术活动以维护官方政治统治为旨意，其治学宗旨始终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幕府作为极具凝聚力的广泛的学术共同体，其编书校书活动，虽然气势宏大，但其功用与官方学术活动一样，“只是修补强化原有的思想体系”，这就极大地限制甚至阻碍了新文化的产生和对外来新文化的汲取，延缓了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转型的步伐。
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共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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