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2002年以来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的变化，至今经历5个完整猪周期，新一轮猪周期于2022年4月份开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周期平均时间为4年，但也有3年和5年的周期。按照农业农村监测集贸市场猪肉价格测算，5个周期分别是2002年6月-2006年5月、2006年6月-2009年6月、2009年6月-2014年4月、2014年5月-2018年5月和2018年6月份至2022年3月，2022年4月至今，完整的5个周期分别为48个月、37个月、58个月、49个月和46个月。猪周期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美国生猪产业高度规模化、产业化和组织化，猪价波动依然频繁，尤其是由于仔猪流行性腹泻和新冠肺炎疫情，2014年和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均出现猪肉价格暴涨，生猪和猪肉市场价格与生产均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可见，规模化水平提升有助于生猪生产稳定，但并不能意味猪价波动幅度必然下降，但会明显拉长猪周期。
二是猪价振幅加大尤其是受重大动物疫病影响的猪周期。5个完整周期生猪价格振幅依次分别为50%、90.7%、71.5%、63.4%和114%，猪肉价格振幅分别为42%、81.4%、62.7%和46.1%、108%，仔猪价格振幅分别为78%、154%、92%和101%、153%。第5轮周期，即大家广泛讨论的“超级猪周期”，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振幅均高于前4轮周期，仔猪价格振幅以2008年和2018年以来的猪周期波动最大。2007年和2018年重大动物疫病严重冲击基础母猪存栏，母猪产能大幅下降导致仔猪价格波动尤其剧烈，可见无论是在猪价处于低迷期尤其是受重大疫病冲击时，基础母猪产能的保障是产能恢复和生产稳定的关键。
三是成本上涨带动猪价波谷低点不断上涨。从生猪价格来看，1994年以来周期波谷生猪价格分别为4.72元/千克、5.54元/千克、5.96元/千克、9.24元/千克、11.12元/千克、10.57元/千克和11.32元/千克，其中2008年和2018年的周期涨幅最高，养殖成本提升是主因之一。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不同学者判断为2005年或者2008年前后）,劳动力供给状态由无限转变为有限阶段，劳动力成本持续提升。2007年启动的临时收储政策初衷是鼓励主产区玉米种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同时也带动了玉米价格上涨。此外，受环保规制、动物疫病等因素影响，管理成本、防疫成本、环保成本等因素持续攀升，相比较而言，尽管PSY（每头母猪提供的有效断奶仔猪数）、饲料转化率等生产效率指标不断提高，但速度有待提升。
四是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猪价高位时间。2002年以来的5个猪周期猪肉平均价格分别较上轮猪周期高点上涨40%、49%、20%、12%和42%。涨幅较大的最直接因素是重大动物疫病对基础产能冲击巨大，产能恢复速度较慢导致猪肉价格处于高点时间较长。无论是与本周期价格均值还是与上轮周期价格高点相比，2004年、2007年和2019-2020年猪肉价格处于高位的时间均较长，2004年、2008年的周期和2018年周期猪肉价格高于上轮周期高点的时间分别为32个月、26个月和22个月，生猪价格分别为31个月、24个月和21个月。货币流动性对猪肉价格具有时滞性影响,对猪肉价格波动的贡献程度为45%,此阶段CPI和PPI处于较高水平，2003-2008年CPI呈现逐年增加趋势，2010-2013年CPI均高于2.6%， 2004年、2011年和2017年PPI均明显上涨。
2002年5轮猪周期生猪、仔猪和猪肉价格波动的特点
一是重大动物疫病等不确定性因素。2008年、2011年和2019-20年的猪价波动，主要原因就是猪周期和重大动物疫病因素叠加影响所导致的，2016年则是猪周期叠加环保拆迁因素。同时，重大动物疫病往往发生在猪价下行周期，特别是猪价低迷时，养殖亏损导致养殖户疏于管理，缺乏资金来提升生物安全水平或者补栏复产。
二是养殖主体的非理性决策。生猪生产周期性较长，从后备母猪到商品代育肥猪出栏需要大约12-14个月，一旦投入生产难以中途退出，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养殖主体。养殖户、尤其是散养户以当年市场价格为标准预期未来收益，并以此制定生产计划，导致“生产计划赶不上市场变化，产量赶不上市场变动”。同时，猪价上涨或者下跌幅度较大、处于高位或者低位时间较长、重大动物疫病冲击，都会导致养殖主体非理性的补栏、投机性育肥或者减产甚至清栏。
三是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我国生猪生产规模化程度不断提升，但水平依然不高，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户出栏比重2021年为62%，但数量仅不到18万户，不足养殖户总量的1%。散养户和中小户获取准确市场信息的渠道有限、对市场的预判能力较弱，存在盲目扩张生产和恐慌性退出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或者加剧了猪价波动；组织化水平低，会影响重大动物疫病联防联控、养殖和管理技术提升和产销衔接，不利于解决中小规模户和散养户生产的无序性。
四是生猪市场化程度高但产业化程度低。饲料、兽药、养殖、加工、运销等相互脱节，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比重较低，形成了“全国产、全国销”的流通格局，行业从业主体众多，容易放大波动影响，尤其是非洲猪瘟发生初期，受生猪产品调运政策影响，产区猪价快速下跌，而销区猪价持续上涨，屠宰加工融合度低导致主产区市场低迷时市场缓冲能力弱。
五是猪肉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尽管猪价较高时，进口猪肉投放市场有助于缓解供给偏紧、猪肉价格过快上涨局面。当猪价处于下跌通道时，过量进口猪肉会加重猪肉供给过剩局面，进而影响生猪价格，延长下跌时间、加剧养殖户亏损，导致生猪产能下降幅度过大，加大下一轮周期猪价波动幅度，例如2013年和2014年猪肉进口保持高位，延长了猪价保持低位时间，叠加环保规制因素，导致2016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猪肉进口再次突破前期高位。
六是产业调控政策滞后性。干预政策滞后性不仅不会稳定生猪市场，而且会导致生猪价格的短期波动替代为更加剧烈的长期波动。例如2006 年在生猪价格下跌到低谷之前，未出台冻猪肉收储等短期市场调控政策，2018年非洲猪瘟后冻猪肉收储启动滞后，2019年二轮收储时猪价已经回升导致收储失败；猪价过高时的顺周期的生产补贴加剧了产能增速导致新一轮暴跌。除了政策启动机制外，完全、及时地生产和市场预警是提升政府出台和实施科学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
2009年以来各轮猪周期生猪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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