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程之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说起西游记中的金池长老，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手拿着宝贝袈裟的观音院主持！
今天看到1994由年赵忠祥宋世雄和程之先生主持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联欢晚会戏曲中，程之先生操琴，央视名嘴罗京演唱，共同演绎了京剧《淮河营》选段，不由得想了解一下这位老人，才知道程之老师擅长京剧表演，主唱花脸。为外国译制片配音也是他的特长！
故在此同大家分享一篇程之先生的文章《我和京剧》。
我和京剧
程之
一个人小时候的兴趣和爱好，往往和他长大了走什么道路很有关系。
我出生于一个戏剧爱好者的家庭，家里常年累月地处在锣鼓丝弦歌唱的气氛之中，可以说，我在娘胎里就“听戏”了。我父亲程君谋是老一辈京剧内外行所熟知的谭派须生名票，虽未正式下海，却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京剧艺术的研究。他早年拜过名师陈彦衡，青年时代辗转演出于武汉、北京、上海，有“汉口谭鑫培”之称。他还曾与程砚秋、荀慧生合作演出，给著名须生演员孟小冬、陈大濩、梅葆玥、孙岳、徐琴芳(电影前辈女演员，后改行唱京剧)、李永德等说过戏，灌有唱片，整理出版过多出谭派京剧演出本。
我在姐妹兄弟中排行最小，我和哥哥姐姐(包括叔伯、表哥姐)们在父亲的熏陶下都学会了唱、拉(胡琴)、打(锣鼓)。我六岁时自学拉玩具小胡琴，学会的第一支“曲子”是我堂嫂哄孩子睡觉的儿歌(曲调至今记忆犹新)。每天晚上我在隔室为堂嫂“伴奏”，这引起了父亲的兴趣和关注，便教我拉京剧曲调，教我怎样区别“二黄”和“西皮”的指法，教我拉各种“板式”，同时教我唱。我先学须生，后来父亲听我“嗓门儿”挺大，就教我唱花脸。开蒙戏是《二进宫》，陆续又学会了《李陵碑》、《空城计》、《捉放曹》、《御果园》、《锁五龙》、《盗御马》、《草桥关》、《牧虎关》等。我除了跟父亲学，还跟唱片学(金秀山、裘桂仙、金少山等老辈花脸演员唱片)，此后就经常跟父亲出去“玩票”，成了“小票友”了。
“玩票”是业余活动，可那时候我们却经常同专业、名家一道聚唱。丑角老票友孙履安先生的家里，是京剧界名流常去的地方。象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名须生谭富英、杨宝森，名琴师杨宝忠，名鼓师杭子和等前辈名人，经常是孙府的座上客。裘盛戎、艾世菊、张君秋当时还是青年演员，也常在孙家作客。每逢这种聚会，我和父亲都被邀请。记得有一次在孙家花脸轮唱，花脸老演员刘连荣、名丑马富禄(平时最爱唱花脸)，还有裘盛戎，也有我，每人轮流唱一段。孙老听得很高兴，打趣说:“今儿这四个大花脸，有个大小花脸(指马富禄)，还有个小大花脸呢！”(那时我才十来岁)
我第一次上电台播音，是和当时跟我父亲学戏的电影老演员徐琴芳合唱《李陵碑》，她唱杨老令公，我唱杨七郎。因我人小，够不着话筒(那时话筒用绳子四面绷着，不能升降)，只好站在板凳上唱。在候播室休息的票友们到播音间来观看，发现唱大花脸的是个站在板凳上唱的小弟弟，也戏呼我为“小大花脸”。我十一岁时，随父亲在上海一家“中国灌音公司”灌唱片，我和陈大濩也合灌了一张，一面是陈大濩唱的《李陵碑》，一面是我唱的《御果园》，司鼓是我父亲，操琴是我大哥程京荪。在试音时，录音师一再叫我离话筒远些，直到我背靠墙壁了，还嫌我嗓子太响，他只好笑了，说:“年龄不大，嗓子倒不小，真是个小大花脸哪!”后来“小大花脸”就成了我的外号。这张唱片到“文革”时曾作为“四旧”上缴，粉碎“四人帮”后还给了我，所幸未被损毁，保存至今已五十年了，颇有纪念意义。
我小时候有多次进科班学戏的机会，只是受封建礼教的约束，父亲都未能获准“下海”，我也只能望“海”兴叹了，但是向往粉墨生涯，想当演员的心愿并未泯灭。我中学时期便开始参加学生业余话剧演出，到复旦大学念书期间，瞒着家里，考进了职业话剧团体，终于当上了一名话剧演员。抗战胜利后，我转入电影界，成了一名电影演员。但京剧是我演戏的起点，又是我儿时须臾不离的第一爱好，因此几十年来，对京剧艺术的学习钻研及业余演唱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五十年代，父亲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了一些唱段和折子戏，其中有些是我操琴和配唱花脸。六十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父亲整理的《空城计》、《捉放曹》、《李陵碑》、《击鼓骂曹》、《举鼎观画》京剧曲谱演出本，都是由我记录和记谱。直到父亲七十高龄以后，还每晚在家清唱几段，我一边操琴一边为他录音，两年多时间陆续录成了十余出谭派名剧录音带。
上海戏剧 1985-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