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疫情原因，今年清明三天假期我都是宅在家中度过的。难得有这样的闲暇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喝喝茶，看看书，兴之所致，铺纸研墨，信手涂鸦一番，别有一番情趣。
最早接触笔墨的时候，我还没到入学的年龄。每年除夕前，手捧着红纸，来我家请父亲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父亲往往会将家中吃饭的小方桌搬到院子里，然后不知从哪个墙角旮旯里翻找出一方砚台，上面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父亲先把砚台清洗了，擦净，尔后摆到桌子上晾晒，这才不慌不忙地裁纸。我那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帮着研墨，常把两只手弄得黑如猪蹄。是的，母亲那会儿就是这样形容的。
父亲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虽然与众多老百姓一样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但在村里算得上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晚上收工回来，常就着那盏微弱的煤油灯光看书，那些书都是繁体字，与我在学校里学的字不一样，我看不懂，也不喜欢。
后来学校里要求练过几天毛笔字，那时不叫书法，叫“写大仿”，相当于描红，还谈不上是临帖。毛笔握在手里，感觉千斤重，一点儿也不听使唤，急得我满头大汗。父亲耐心地教我执笔方法，并在白纸上为我示范怎样运笔。就这样，总算把“大仿”课给糊弄过去了。稍大一些，再逢书写春联时，我就帮着父亲牵联了。从中午写到晚上，一家又一家。时间久了，我也跃跃欲试，趁父亲休息的时候，我拾起剪下来的边角料在上面乱写一通。父亲这时抽过了旱烟，一边把烟袋锅在桌腿上敲得“梆梆”响，一边探过头来看我写字。父亲告诉我，字如其人，毛笔字讲究中正，横划要细，竖划要粗些，收笔要注意停顿，这些都是有讲究的。看我一脸的茫然，父亲又笑着说，世上哪有容易的事呢？只有下功夫才行呢！那时整个村庄也没有一本字帖，书店也没有，现在想来，在写毛笔字上，父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而从这些细节推断，父亲当年习练的应该是颜体，也或许是欧体。
因为父亲识书达理，人又和善，宽容大度，很受乡邻们尊敬。一些大事小情都愿意找父亲商量，帮着拿主意。甚至队里搞副业，都把父亲摆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诸如卖豆腐，换粉丝，后来到市里烧石灰窑，父亲负责产品的营销……每次回家来，总会给我带来惊喜，不是送我本小人书，就是送我些纸和笔。那时都是一般的白纸，与现在的四尺宣差不多规格，然后折叠剪裁，用针和线缝制成练习本，任由我在上面涂抹，从不吝啬。后来真把写春联的任务交给我了，每逢春节，我都要忙上一阵子。
入伍后，再也没有碰过毛笔。林散之先生之孙林小同与我不仅同龄，而且入伍也同年，于是两人成了铁哥们。他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爷爷林散之被尊为“一代草圣”，诗书画三绝；父亲林筱之亦是一代大家，被誉为“中国隶书之王”，受有家庭环境熏陶，他常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练书法。本想跟着他后面一起练字的，但那时年轻气躁，静不下心。直到我转业后生活安定下来，才拾起扔掉多年的毛笔。知道我开始练字，小同送给我了几本字帖和毛笔，偶尔也指点一二，让我受益匪浅。
2016年，我随原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下部队体验生活，同行的除了几位军旅作家，还有著名军旅书法家谢少承先生、汤晓燕女士，画家陈友升老师等，与当地的书画家们联合为部队官兵开展了一次送文化下基层活动，见他们挥毫泼墨，妙笔丹青，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跃然纸上，心中好生羡慕。回来后，更坚定了我练习书法的决心。
五年来，我每天坚持临池，从褚遂良楷书入手，到赵孟頫《洛神赋》《赤壁赋》《千字文》，再到王羲之《圣教序》，越练越感觉到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虽然从来没想过在书法上能有什么造诣，但几年来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却让我从中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陶冶了我的情操。
春节前，我从网上购买了红色的宣纸，为需要的同事们书写了很多的春联，还参与了南京市新闻书画摄影家协会举办的送春联下乡活动，当看到居民们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春联，满心欢喜的神情，我内心也感到非常欣喜。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八年了。我毛笔字写的好与差，父亲都看不到了。每每临帖完毕，坐在案前小憩，总会想起当年父亲教我“写大仿”的情景。耳畔仿佛又传来父亲的教诲：“世上哪有容易的事呢？只有下功夫才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