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纵观中国古代王朝，在择都之上往往是十分谨慎的，除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位置已经古人所信仰的风水观念，历史之中的王朝常常会有迁都之举，尽可能的保证其统治稳定性。在明朝时期，永乐皇帝将国都自南京迁到了北京，形成了“天子守国门”的景象，对于明朝稳固北部边防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确实，国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义非凡，它常常会有诸多象征意义，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尤其是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会让人们对它时刻关注着，即使人们不知道除自己生活之外的地区，但一定也会听过首都的名字，毕竟在耳濡目染的影响下，已经对它有所了解。或许很多人一生都没有去过首都，但它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向往，能够去一趟首都也是他们一生的追求。
在中国历史之上，有许多著名的都城，如北平、南京、西安、洛阳、开封、杭州等等，它们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甚至于其中一些还数次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国都，西安曾作为十四个王朝选择的国都，南京也曾是六朝古都，翻开历史的画卷，会看到这些城市有着深厚的历史价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当然也要面临定都的问题，而当时摆在领导人面前的有11个选择，为何最终会选在了北京了呢？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建都之争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学人和政治家们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建都之争。当时的孙中山先生主张建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认为当时的北方局势未定，情势也不明晰，北方并不适合建都。
面对孙中山先生的选择，学人们对此曾做过一些辩论。章太炎在1912年初致信南京参议会，列述金陵建都的五害。他主张建都北京，若迁都金陵，广大的北方失去了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和统治力，政府“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尤其是北京作为旧有王朝的首都，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如果就此迁都，原本的积累也将化为乌有，这是一害。文化的影响力不及，“是将北民化为蒙古”，是二害。若袁氏被迫南迁，日俄会乘机侵及东北，中原失重，国体将土崩瓦解，是三害。政府南来，蒙古诸王相拥戴，使南北分裂，是四害。若政府和使馆南迁，耗资极大，民穷财尽，是五害。
但章太炎所述，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未在意，但最终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章太炎先生的考虑是极为正确的。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建都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重点，各家各持己见，希望能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
1942年钱穆撰写了《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从历史依据、逻辑分析、未来展望等不同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
他提到“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市。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敌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
确实，从整个国家层面上来看，西北地区的政治环境同样重要，尤其是近代以来，国家偏重于东部地区的治理，使得对于西部地区多有疏忽，但西部地区同样也有众多可以关注的地方，尤其是近代列强曾对我国的西部地区已经东北地区多有蚕食，需要受到统治者的考虑。因此当时的钱穆主张建都西安，它不仅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能对西部地区进行一定的管理，同时西安地理位置有着一定的优势性，地处腹地，也能减少战乱的影响。
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未对钱穆的主张有所重视，依然认为南京是最为合适的建都地点，但历史的事实确实也向我们证明了南京这座城市有着无形的诅咒力，历史之中定都南京的王朝好像都十分短命。
在漫长的近代时期，建都之争一直在激烈地讨论着，各家所论也确实能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智慧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定都北京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定都问题上，曾把北平、哈尔滨、延安、西安、洛阳、开封、成都、重庆、南京、广州和上海这几个城市都考虑在内。上述几个城市可能都有其定都的优势，但仔细权衡下来，毛主席还是决定将首都选在了北京。
当时王稼祥认为，西安太过于偏僻，而且当时的西北也是非常地贫穷落后，不太适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代表；洛阳、开封都在河南，尽管在中国历史上都做过首都，但如果选择这两个城市，无疑是头顶上顶了个“水盆子”，历史上黄河的数次决堤都证明这个地方有着一定的缺陷性。而且在近代也是残破不堪，经济也比较落后。河南地区虽然地处中原，但在近代时期的没落，也使得其并不具备建立国都的条件。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河南地区受到战火的影响，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历经数次大的自然灾害，使得河南的政治、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建国初期它并不具备成为新首都的条件。
而关于建都南京的问题，很多人表示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根基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着一些旧有的模式，但是共产党人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在北方地区，而且为了表示与旧政权区分开来，很多人并不乐意去南京。因此南京便很快被排除了出去，虽然南京地区有着十分深厚的经济基础，但是考虑到诸多政治因素，确实没有将南京再考虑在内。
延安虽然是革命老区，但延安和西安都位居陕西，地处内陆地区，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时，延安地处内陆，环境差，水资源匮乏等，再加上延安地区的地理环境已经生存状况，并不适合作为首都，尤其是一个新生的首都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物质基础，这都是延安所不具备的。
重庆是1949年11月31日解放的，当时蒋乘飞机撤走后，我军进入重庆，重庆得到了解放。同年12月，12月30日贺龙元帅通过和平谈判，也顺利解放了成都。但是我们选国家首都城市时，重庆和成都还没有解放，但是当时我国的优势非常明显，解放重庆和成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因此在定都问题时也将它考虑在内。成都、重庆地处盆地地区，易守难攻，虽然说有很好的地理环境保障安全，但同时众多的大山也影响了对外的交通，对于一座辐射全国的首都来说，这是极为不利的。
至于哈尔滨则是当时最有可能成为首都的一座城市，在1948年上半年，我军所掌控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也只有哈尔滨这一座，而且哈尔滨地区在日俄时期曾得到一定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这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哈尔滨距离苏联较近，在中苏关系的影响下，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后来随着全国解放进程的加快，哈尔滨作为首都的优势便不再明显，虽然距离苏联较近，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隐患，同时哈尔滨地区位于东北，通达性较差，并不能满足首都的政治需求，而且哈尔滨常年气温较低，到了冬天时更是零下二十几度，这并不适合作为一座首都城市。
至于当时的上海、广州两城市，虽然有着极为深厚的经济基础，但同时地理位置也是它们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因为地处临海，所以很容易受到威胁，而首都作为全国的象征，安全性也是它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将是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并没有将两个城市定为首都。
最后便只剩下了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三面环山，一面迎海，背山面海的环境在古人的风水观念中有着很好的寓意，而且即使靠海，也并非是直面大海，而是有着一定的缓冲地带。再加上当时的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城内的基础设施以及政治机构并未受到多大的破坏，具有良好的办公条件，这一点是当时全国大多数城市难以比拟的，而且北京距离苏联也较近，能够很好和其交流，具有一定的优势；再加上北京地区本身就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它能够形成很好的舆论效应，得到众多人的认可。同时北京处于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上，北可出山海关，南可达华北平原，有丰富的粮草、水源供应和关键的地理位置，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冲，兵家必争之地。
最终，在诸多考虑之下，新中国的首都选在了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故都又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结语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这座曾经风雨飘摇的城市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如今的成绩也似乎证明了当初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这是值得肯定和后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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