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2017，给你的人生带来了怎样值得记忆的改变？女同学林琳和她的女工朋友丁当在2017的一场骑行，成就了她一次“生命的注脚”。两位业余女骑手跨越五大工业省份，走进工厂、坐上流水线、结识工人戏剧团、造访革命圣地……这是一场“工学同路”的骑行，这是一场“让对话发声”的骑行。在以下这篇文章中，女同学林琳记录了她的骑行故事。
历史学家贺萧在《记忆的性别》里面写到，记忆可以是生动的，炽热的和短暂的。在那本书里，她采访了73位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的农村女性。比起沉重而漫长的历史，这里的短暂，不是说记忆本身的短暂，而是指记忆的对象可以是脱离上下文情景的某一个瞬间。
关于骑行的记忆，于我，也是如此。骑行就像一次断崖式的生命体验，回来以后，日常生活再次像潮水般轻易把我淹没，整个事情就像做了一场梦，特别不真实。
本文图片均由两位骑行者提供
唯独有某些时刻，着床在了记忆的深处。
例如，丁当在向警予纪念馆外，蹲着捡满地的银杏叶子，夕阳余晖打在她的脸上，她却笑得像一个二百斤的胖子。
例如，在平民女子学校外面的草坪旁，陪骑的小伙伴们一起吸过一只猫。
例如，在富士康认识的一个93年妹纸家里，被自家制造的川辣牛油火锅辣出鼻涕却爽得一个激灵。
例如，纺织厂里的女工阿姨们不约而同的一句“习惯了”，穿越时空，带着不同口音。
……
时光倒流5个月的话，我既想拍拍自己的肩膀，又想抽自己一嘴巴。
2017年春夏交替之时，深圳，十几个女人在开完工作会议后，围坐一台吃饭。席间，有个女人感叹，心中有个骑行走中国的想法，用身体和行动告诉世界——女人也可以，女工也可以。如果女工艺术节可以通过骑行来宣传或者筹款，岂不更佳。只可惜，孩子、家庭和工作，硬是不知道哪样更缠身。要抽出个把月来进行这样的活动，还是有较多顾虑。
我下意识吹嘘，自己常健身常跑步，一年两次马拉松不在话下。而且，还有一堆年假没放。那一刻，大家脸上都浮现出不可描述的笑容，我仿佛听到了“落水”（粤语：愿意掺和的意思）的声音……
就这样，我变成了骑行中的一员，两员中的一员。
2017年11月17日，绿色蔷薇、重D音共同发起的第一届女工艺术节之启动活动“女工骑行五省”，随着丁当出发去上海，拉开序幕。我由于要在别处开会，随后于19日下午到达上海。
上海站：戏剧、艺术和日常抗争
19日晚上的分享中，我们沉痛地纪念了发生在24年前同一天的致丽玩具厂大火——84名女工的生命，促使了《劳动法》的出台。然而，现实永远来得更荒诞——因为就在前一个晚上，发生出租屋火灾事件，19条生命葬身火海。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dd人口的扫荡，在另一个不远的空间中，贯穿了随后整个骑行过程。
在上海外滩
在上海，一群热爱戏剧的朋友一直照顾和陪伴我们。我也第一次参加了他们的戏剧小组活动。讲真，要在众人面前用夸张的肢体和声音表达自己，我闷骚的内心是拒绝的。我所认识的不少服务机构都会选择戏剧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手法。女工戏剧小组，也是绿色蔷薇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直以来，对戏剧的工具性理解，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在分享中，有人问丁当：“到底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遭遇的一些关键事件，例如被拖欠工资或者遭遇工伤，对于工人的意识转变和提升影响更大，还是艺术和戏剧的工作手法对于工人的影响更大？”
丁当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道：“后者”。因为，对于女工姐妹来说，虽然可能是职业病等原因让她们聚到一起，但是让她们留下来的，是挤出工余时间，排除万难共同创作戏剧，是她们每一次的表演和公众互动。
这既是相互陪伴扶持的过程，也是自主发声，社会对话的时刻。
绍兴：一件衣服背后的劳动形态
亏得上海站朋友的介绍，原以为在绍兴将孤立无援的我们，竟然享受到了美丽新农村的建设成果。在袁剑同志的家里，奶奶每天给我们送来新鲜收割的蔬菜，袁爸爸为我们掌勺烹制佳肴。在绍兴的那几天，我们烧菜做饭，有一种自给自足的错觉，还不停感叹，如果我们自己老家也如此，早跟深圳讲拜拜了。
绍兴给我们的惊喜，远不至此。
在村里的家庭小作坊，我们看到了石油衍生品做出来的尼龙丝线。在左大姐的带领下，我们混进了一间纺织厂，负责“络筒捻线”——络筒工序是为了将管纱（线）卷绕成容量大、成型好并具有一定密度的筒子。捻线工序是通过加捻和卷绕，把丝线做成一定大小和形状管线，便于搬运和后工序加工。
绍兴纺织作坊
尽管这纺织术语比较高大上，但是其实我们的动作只是一个类似穿针引线的机械动作。厂里还在使用古老的络筒机，上百台络筒机一起工作的噪音，几乎要把我的脑袋震碎。而左大姐不过云淡风轻地说：“习惯了”。
在柯桥区的中国轻纺城，我们看到琳琅满目的布匹，正被销往世界各地。在这个百度百科中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布匹交易基地里，夫妻档的搬运个体户们打包、运送着比他们自己还高还沉的布料，穿梭于店面和运输公司之间，每一单（可能是一匹，也可能是四五匹布）可以挣5到10块钱。而这些布匹将会在制衣工人的手中，变成衣服以及其他布料产品。
如今南方的外贸制衣业已经“风光不再”，哪怕是后来去到武汉汉口的制衣工业园区，也是一片凋敝之景。回想起以前做社会企业责任审核员时，经常跑制衣厂，我从没想过原来除了打样、裁剪、缝制、整烫、质检、包装入库以外，一件衣服的前世今生里，还包括如此繁多的工序。而每一道工序中，都包含着工人的劳动。
什么叫做“劳动分工精细化”，我终于体会到了。
最后，还是村里，一个废弃的厂房里，我们遇到两位老妇人，正在重新整理打包不知道从哪里收集过来的废旧布料和衣服。
纺织这条产业链和女人们的命运，如此胶着，却又如此"理所当然"。
武汉：我在流水线上贴标签
走在路上，有时候很庆幸自己年纪大。至少2012年以前，校园尤其是大学校园，风气更加开放，和社会的互动更加充满活力，当然这前提可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那时，教“社区工作”的老师说，做一个有机知识分子，教“劳工”的老师说，人人都是农民工。
如今，虽然我很希望再次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可是在有摄像头的教室里，我们的分享还是得小心翼翼。虽然这次骑行丁当和我的人设是“工学同路”的概念，可是，真正的工学同路，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毕竟，一路上我们都听到不少关于阻挠的遗憾和感叹。
在武汉和老一辈红色娘子军的合影留念
我们在武汉待了很长时间，时间主要花在了工厂应聘上。为什么深圳那么多电子厂，我们不去应聘，非得跑到武汉干这事？因为参加工厂应聘的时候，更容易认识工人朋友。同时也因为丁当极强的感染力，我们在短短的两三天里面，就和女工姐姐妹妹们打得火热，才有了后来的自家制造的川辣牛油火锅聚餐。
在武汉，我也第一次进入电子厂打工。应聘过程中，一问旁边的小哥哥小姐姐，几乎全是学生工，而他们显然只是想要把实习对付过去。当天，我被分到包装车间，给印尼的老人机手机说明书贴上正反两面的标签。整条流水线上，这道工序一共三个人，下午的四个小时里，我们仨一共贴了2200台手机，也就是4400张标签。
期间，线长一边骂我们做得慢，是“二货”，一边过来和我们一起做，解决堆积。为了表现，我也想尽办法。要知道，就连怎么把标签从标签贴纸上迅速拿下来，也是有讲究的。我越做越快，几近忘我。
终于，线长对我刮目相看，过来和我这个“新来的”寒暄了两句。才发现，我俩是一个省的，男朋友也是一个省的。拉近距离的苗头刚刚有所显露，流水线就又开始出现堆积，线长又骂骂咧咧地去解决问题了。
每两道工序之间，都需要使用仪器扫码检测，于是，此起彼伏的“嘀嘀嘀”的扫码声，让我有一种身处马里奥游戏世界的感觉，恍惚间还有一丝欢乐。
只有因为久坐而隐隐作痛的左肩，在提醒我，这不过是一场赶工游戏。
怀化：女性的历史
我们也试图在骑行中去了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女性故事——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总是被想当然地忽视。然而我愧疚地意识到，我的脑海里除了大名鼎鼎的秋瑾，竟想不起来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伟大的女性。
就连搜索引擎也无法解决我的难题，当我搜寻“女性革命英雄”或者“女工社会运动”这些关键词时，我并没有获得太多答案。
幸而找到王政老师的一篇文章：《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让我有了一点头绪。
于是我们确定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旧址、绍兴秋瑾故居、溆浦向警予纪念馆，作为我们骑行中去到的三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历史遗址。另外还有没去成的广州第一公园旧址——1924年，广州妇女界在公园举行的“三八”纪念大会，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三八”妇女节。
向警予铜像
如果不是这次骑行，丁当和我或许在很长的未来都不会主动去这些地方，或者专门去回顾学习这些女性历史。走完这一趟，丁当说她要回去给姐妹们多讲讲这些女性运动先锋者的故事。
而我，开始翻起了王政老师的书。改变来得那么猝不及防。
在秋瑾纪念馆做的那次直播，有2000多个观众同时在线，陪我们看秋瑾的故事，一起跳《挣脱枷锁》，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料到的。
秋瑾纪念碑
广东：“小公主回家了”
巅峰盛况总是如此短暂，我们一度沉浸在2000人看了两个不是网红脸女人直播的喜悦中，然后自我满足地坐着绿皮车绕到东莞，却在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之间“被送回”了深圳。
绿色蔷薇
到如今，我还有点创伤后遗症。好吧好吧，我是一个内心不强大的小公主。
我的这篇非常个人化的回顾，显然不及一路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精彩，虽然我总企图把个人的生命体验去拔高。后来想想，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去拔高，因为那些在女工姐妹眼中“不值一提”的日常，却是这个社会衣食住行的基础。包装和修饰也成了多余之举。
一路骑来，我们能“吃百家饭，睡百家床”，是因为大家的善心，也是因为丁当和女工姐妹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人。
这也让我自己看到了女工与社会对话的可能性。
而这次经历，也终将成为我生命的注脚。
作者：酒池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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