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所指的“践履”、“力行”是以“经济事业”和个人生活作事等为主要内容，他不可能达到对实践的科学的理解。这是旧唯物论者共同的缺点，他们都不可能认识到实践是社会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实践。
颜元还指出了，宋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方法论，不仅不能认识事物的客观真理，而且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他认为宋儒尽管读书许多，而其结果不惟“讲话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更少”（《存学篇·理性评》），而且必将“变天下之人”为“弱人、病人、无用之人”。
▲读书
他还从政治上揭露宋明理学是祸国的根源，斥责封建统治者把宋明理学家吹捧为“今之尧、舜、周、孔”的“圣贤”的谬论。他指出宋王朝向契丹称弟，向金元称臣，可谓奇耻大辱，而那些讲究理学的“圣贤”却毫无办法，结果只得“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存学篇》），宋朝的徽宗、钦宗两个皇帝也当了金人的俘虏，汴京也沦陷给刘豫的伪政权。
颜元从宋王朝灭亡的事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多圣多贤之世，而得如是乎？”答复只能是那批理学家，不仅不是什么救世的圣贤，相反地恰恰是祸国殃民的坏蛋。他指出，理学家“讲读训解”，只有耗尽时光，“静坐主敬”，流于空谈无用。（《年谱》）其结果使人们“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这样“率天下入故纸堆中”，“不啻砒霜鸩羽”。这都是“晦庵为之”（《朱子语类评》），给朱熹以应得的谴责。
▲宋朝灭亡
颜元这种从政治效果来批判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唯心主义理学是有其鲜明的阶级基础的。理学家从主观愿望上力图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但他们的唯心主义理论和主静主敬的治学方法，并不能挽救宋王朝的灭亡，终于走向与其主观愿望相反的历史道路。颜元当然是不可能理解这一点的，所以他错误地认为，似乎只要有真正的“圣人”出现，就可以挽救任何社会危机。
然而，处于封建专制主义者统治之下，特别是统治者大力表彰程、朱理学的条件下，与颜元同时代中的知识分子，有的人由于“惧一身之祸”而不敢议论和抨击时政，有的人甚至把国家命运说成是“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变成为“忍心害理”的卫道者。（《存学篇·上陆桴亭书》）颜元同这些人比较起来，他敢于非议和攻击理学，说明了他的思想进步的一面。当时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对统治思想的攻击，很可能招惹“一身之祸”，但他没有畏惧而随流合污；他也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斗争的孤立，是“不度势，不量力，驾一叶之舟而欲挽其流”。
▲古代文人雕塑
他看不到抗清的有利形势，看不到斗争的前途，更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力量，自然感到自己孤立而“不量力”。他甚至害怕农民革命战争。他为了“绝张角之乱苗”－防止出现类似张角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把希望寄托在以“王道治天下”，要求以“王道顺人情”。即是说，统治者不要对人民压榨得太厉害了，给人民有生存的余地，这样才能“绝张角之乱苗”。由此，他提出了一项恢复古代“井田制”的理想来解决这个矛盾。
所谓“井田制”，颜元根据孟子的说法，是指一平方里的土地（也叫做一井，每井九百亩）分配给八家，每家一百亩，剩下的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农民都要耕种完公田之后才搞自己的私田。公田收获归统治者，私田收获归农民。这是颜元借恢复井田制的形式而寻找解决土地过于集中的社会理想。颜元恢复井田制的主张，说明他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现象不满。他看到社会矛盾的所在。他说：“国朝之圈占，几半京辅。”（《存治篇·井田》）又指出当时土地占有的情况是；“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而统治者的贪心是没有止境的，即使“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这个统治者也不会感到满足的。所以，他认为不能“顺彼富民之心”，应该比较合理地解决土地问题，因而提出了“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这才不违背“王道之顺人情”之治。
▲土地
颜元据“井田制”的原则，设计出如下一个所谓“平均”土地的方案：赵甲有田十顷，分给二十家，甲只得五亩，为了使赵甲没有意见，“使十九家仍为甲佃，给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终甲身”。（《年谱》）从这一方案可以看出，颜元并没有否定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他依然把农民作为“佃户”，只不过是攻击清统治者霸占太多土地，实在是违背“王道治天下”的原则罢了。
他心目中的“王道”是使农民“沐封建之泽”，“使耕者不变而市者不止”。就是说，适当给一些土地与流民，那就不会引起农民暴动，不会弄到“行人断绝，而百里无烟火”（《存治篇·封建》），甚至还可能“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颜元要求封建统治者减轻剥削，要求富、强、安天下，自是一种与虎谋皮的幻想。这与当日农民阶级以自身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土地问题，形成根本相反的两条路线。颜元“均田”的思想，反映了当日社会上土地问题的矛盾，其基本立场是为了挽救封建制度日益严重的危机。他由于强调“践履”，注意“经济事业”问题，加之他本人长期过着农村生活，使他看到了社会的矛盾，也正视这一矛盾。
▲百姓生活
但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到农民阶级立场上，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实行“均田”。然而，在封建社会末期，主张“均田”，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总的来说，颜元对唯心主义两个派别的批判，特别是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是具有战斗精神的，必然引起了程、朱理学的卫道者们群起攻击，其中张伯行就是一个代表。张伯行是清初理学的卫道者，作过礼部尚书（掌握文化教育大权），他从以纲常伦理作为客观主宰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污蔑攻击颜元的唯物主义是“霸学”，他说，“今天下学术裂矣！李中孚以禅学起于西，颜习斋以霸学起于北。”（《正谊堂集·论学》）
他所以指责为“霸学”，是惊叹程、朱的“正学”受到批判，他说：“自程、朱后，正学大明，中经二百年无异说。”（同上）其实，所谓“无异说”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张伯行毕生五十余年，亲自撰集和注解程、朱理学。他为了“维持道脉，光辅圣朝（清王朝）”的统治而反对唯物主义。（《近思录·原序》）他是由于程、朱理学受到批判而攻击颜元，大骂“习斋之说，亦可以杀人也”。
▲清代皇帝
可见他对颜元深恶痛绝的态度。不过张伯行尽管攻击，但对颜元学说却“四方响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得到社会上很多人的响应和拥护。使张伯行发出“可慨也乎”的悲叹（《论学》），这才是他真正的心声。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作为理学的卫道者曾国藩也极力攻击颜元“习行”学说是社会上的“一蔽”。他说：“颜习斋、李恕谷（即颜元的学生李塨）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用，又一蔽也。”（《书学案小识后》）这里曾国藩骂颜元是许行。
结语,我们知道，许行是主张人人都要参加体力劳动的，他曾和孟子辩论过，孟子则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可见曾国藩是以孟子自居，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来攻击颜元的“习行”学说。由此可见，颜元遭到唯心主义理学卫道者的咒骂和攻击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他打中唯心主义理学的要害，他的学说在当时发生了相当广泛的积极影响，而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