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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鲁迅熬成大龄剩女(为鲁迅熬成大龄剩女)

为鲁迅熬成大龄剩女

她一生无情无爱,无儿无女,从大婚那日起守了一辈子的活寡,一直渴望得到丈夫的心。

她被封建思想束缚了一辈子,被旧传统禁锢了一辈子,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无法在精神上靠近丈夫。

她能跟丈夫的爱人做姐妹,把他们的孩子视如己出,但是却无法得到对方的承认,连她死后要葬在丈夫身边的乞求都未被应允。

她就是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新文化与旧思想发生强烈冲击的代表之一。

朱安1878年生于浙江绍兴,祖上曾做过官但后期家道中落成了普通百姓,随着时代的发展,朱家祖上的那些凤毛菱角的功绩也逐渐被遗忘,只有家里的老人才会记得。于是等朱安出生的时候,朱家已经没落。

但是受到浓厚的家族传统影响,朱安从小就按照大家闺秀的标准来教养,刚会说话背的就是“三从四德”一类的论述,识字不多但性情一定要温和谦顺,谦卑有理,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后能找个好婆家。

后来,西方开放、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国内快速传播,更是掀起了一阵思潮,这其中就包括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兴办女学,戒除缠足等新的女性思想。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朱家依旧恪守着老祖宗的规矩,特别是女性缠足的礼制。

于是在朱安四岁那年,还天真不问世事的年纪,便被母亲亲手按着,被一个老妇人用力捏碎了脚趾骨,将那双柔弱纤细的小脚扭曲成丑陋不堪的样子,之后用长长的白布裹起来,母亲说祖祖辈辈的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找个好婆家。

那时候的朱安便懵懵懂懂地明白了,女人的一生只有一件事要做那便是嫁人。又厚又长的裹脚布不仅缠住了朱安还未开始长大的小脚,也缠住了她走向新时代的脚步,更是注定了她凄凉孤苦的一生。

也是这一年同乡周家的大儿子刚满一岁,名叫周樟寿,祖父在朝廷为官,周家对这个长子非常看中,从小就送他到私塾读书,而这个孩子又聪明好学,还曾在课桌上刻过一个“早”字。

朱安和周树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她从小学的就是女红和烹饪,依旧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长大的唯一目的便是嫁人。

周樟寿祖父后来在科举考试中受贿被贬,那时候他还在读书,父亲为了打点关系救人几乎掏空了家底,自己也身患重病,最后还是在朱家的帮助下才渡过难关,俩家的关系自此便深厚起来。周家和朱家的命运很是相似,两家长辈都有意要促成一门亲事。

1898年4月,17岁的周樟寿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也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鲁迅先生。他拒绝参加科举,远赴江宁学习新文化。

而同一时期的朱家已经开始筹划着朱安的亲事,1899年已经是“老姑娘”的朱安在家人和媒人的安排下,与素未谋面小自己三岁的鲁迅定了亲,而她没有任何质疑或是反对的权利。

定亲之前鲁迅并不支持,但无奈母亲坚持便也只能作罢,当时他便想着以学业为由先拖着,慢慢长办法,或者待对方等不及了主动退婚。

但是此时的朱家和周家已经在商讨婚礼的细节,还请算命先生批了俩人的生辰八字,最后商定鲁迅毕业就完婚,因绍兴当地习俗是在冬季完婚,于是便将婚礼定在了年底。

结果鲁迅拿到了日本留学的奖学金,这下有了充分的理由拖延婚礼。因为大局已定,朱家无奈只能答应婚礼延后,同时也觉得鲁迅留洋回来之后身份前程肯定大不一样了,以后对朱安也有好处,于是朱安便踏踏实实地在家等着那个素未谋面的男人来迎娶她,听说这个男人读的是洋学校,还偷偷请家里的叔叔教她识字。

去日本的第二年鲁迅剪了辫子,假期回家的时候让族人和邻居都惊掉了下巴,当时的绍兴还没有开放到那种地步,鲁迅剪辫子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

如此新潮的做派让朱家非常不安,唯恐鲁迅提出退婚,在封建礼制之内女子被退婚是非常丢人的事情,有的再难嫁出去,有的甚至为此想不开自尽。

但是鲁迅孝顺,知道母亲不会同意他退婚,于是并未提及此事,只是在后来的书信中提出,要想让他回家完婚有两个条件,一是让朱安放脚,二是让她上学堂。

其实这已经是鲁迅做出的最大让步,但是在朱家看来却是万万不可,这样有悖常伦的行为是坚决不可以的,如果朱安放了脚却嫁不出去可怎么办,女子进学堂以后还怎么服侍丈夫。

其实无论朱安是否照做,鲁迅都没有要完婚的意思,而且在他剪了辫子之后便很少再回家,直到1906年,家里三番五次地给他写信,说他母亲病重让他无论如何尽快回国。

而这年6月鲁迅刚刚决定弃医从文,他匆匆办妥学籍便赶回国探望母亲,没想到这却是母亲骗他回来结婚的谎言。

至此,鲁迅便明白这桩婚事是万万躲不过的,于是他表现得异常顺从,接了假辫子,按照旧礼制,走完了所有婚礼的流程,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

这场婚礼朱安等了五年,因为鲁迅曾写信让她放脚,朱安怕新郎不喜欢小脚出嫁那天特意穿了一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絮,下轿的时候还险些摔倒。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这让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拜完堂之后朱安被送进洞房,她盖着盖头等到夜深才等来丈夫,但鲁迅仅仅是掀了她的盖头,却并未与她洞房。

第二天也没有按照规矩带着媳妇去给祖宗敬茶,那天晚上甚至宿在了母亲的房中,留着朱安在新房里独自落泪,第三天鲁迅再次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渡,而朱安则从此便成了周家人。

鲁迅回到日本后便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很少跟人讲起自己的婚姻,唯独对好友许寿裳这样说道“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而这场迟到了五年的婚礼,也注定了一段扭曲的婚姻关系,他们的关系只停留在封建思想之下形式上的夫妻关系。

1909年鲁迅回国,朱安暗自窃喜心想朝夕相对总能获得丈夫的青睐,无奈鲁迅回家之后一直宿在书房,从不与朱安多说一句话,而朱安也只能继续围着周老太太转,伺候好婆婆,指望着婆婆能替自己说几句好话。

1919年,朱安随着周家一起迁往北京,她原本想着这样先生就能经常回家了,但鲁迅对她的态度与以往并无不同。

其实鲁迅想过要离婚,但他深知无论母亲还是朱安都无法从封建思想中挣脱出来,离婚对朱安来说其实跟索命并无差别,他也知道如果自己休妻将朱安赶回老家,她将面什么样的困境。

可即便这样,鲁迅对朱安无法产生任何情愫,他读的是世家大道,而朱安唯一熟知的是《女儿经》,精神上这条巨大的鸿沟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过。

三进三出的院子里,鲁迅让朱安负责打理全家上下,每月按时给她生活费,只有这个时候俩人才能说上几句话,而这寥寥数句却足以让朱安欢喜好久。

1923年,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分家,借着这个机会他问朱安是继续跟着他还是自己回娘家去,朱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随后跟着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

那时候朱安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每天脚不沾地地为他们母子俩洗衣做饭、打理着家里上上下下的各种琐事,心想就这样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也好。

只是她没有料到,后来会有许广平的出现。许广平和鲁迅是从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相互认可,相互欣赏开始的,她是新时代女性,跟鲁迅有共同的理想信仰,而这些都是朱安所不能理解的。

认识许广平之后鲁迅更是很少回家,1927年俩人在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留下朱安在北京继续独守空房。

但她不敢也不会对鲁迅有任何怨言,在仍旧恪守着旧思想的朱安看来,男人三妻四妾本就正常,更何况自己跟鲁迅从未有过夫妻之实,自己无法给周家生个一儿半女,但绝不能断了周家的香火。

周老太太对许广平的出现倒是颇为欣喜,特别是在她怀孕之后,而朱安也彻底放弃了所有希望,因为鲁迅的身边再也没有了其他女人的位置。

但是从小熟读“三从四德”的朱安,被教导不能怨妒,于是她只能逼着自己慢慢去接受许广平和她的孩子周海婴,甚至开始与许广平姐妹相称,视周海英为己出。

1936年鲁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靠周作人和许广平的接济,朱安依旧经常往上海写信,信中都称周海婴为儿子,说一些生活琐事,然而收到的回信却是寥寥无几。

从小受新思想教育的周海婴从未把朱安当成自己的母亲,而对于朱安心心念念的那些自己死后有人送终,有人“送斋水”的习俗也是丝毫不能理解。

周老太太死后,朱安便不再接受周作人的钱,可是她自己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也不能外出工作,后来就只靠着许广平的接济生活。

然而在1941年许广平突然停止汇款,远在北京的朱安不知她已经被捕入狱,只能苦苦守着周家的宅院,靠稀粥酱菜勉强维持温饱,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便想起了鲁迅留在家里的那些书卷。

朱安不懂先生写的东西有多大价值,但是她打算出售鲁迅先生遗作的事情却很快登上了新闻头条,许广平得知此事后专门托学生去北京劝说,并给朱安汇过去一大笔钱。

与此同时,各路媒体出版社相继找到朱安,有的开出非常诱人的条件要购买鲁迅先生的遗作,但朱安明白有些钱是不能收的。

直到1947年朱安去世之前,她依旧仔细保管着鲁迅的书作,细心打理着空荡荡的宅院,临终时还曾给许广平写信,把周家老宅和鲁迅的所有遗作都留给周海婴,而她唯一的希望是能跟鲁迅葬在一起。

但是这个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要把她的遗体从北京运到上海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孤零零地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连一块墓碑都没有,而她一直视如己出的儿子周海婴,也从未认过她这个母亲,更不可能为她完成那些繁杂的俗礼。

朱安41年无性无爱的悲惨婚姻正是旧社会封建思想笼罩下女性悲惨命运的缩影,她把自己的一生定在一个以丈夫为圆心的圈中,不敢也不能走出去,一生都是一个多余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