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疫情大流行和国际时局大调整同步交织的时代，全球化节奏调适面临强大阻力，为逆全球化思潮的“合法化”、国家化、极端化提供可乘之机，其内生性、可塑性、调适性不断增强。欲动态透析当前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新动向，重点是撕开伪装面具、揭破谎言骗局、解密真实面目，对其“遮蔽”进行“解蔽”。
一、以“国家安全”名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危机下经济相互依赖的脆弱性，进一步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动用国家权力收缩关键产业，以“国家安全”为幌子为贸易霸凌主义辩护，以“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主要表现为：第一，强化供应链弹性。在零和博弈思维主导下，部分西方国家误判全球供应链依存关系，将其归因于追求效率优先的经济安全风险，通过采取加征关税、断供制裁、引导回迁等措施使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安全”“更弹性”“更持续”，肆意渲染竞争对手的威胁性和本国关键产业供应链的脆弱性来彰显“绝对安全观”。
第二，构筑新兴技术围墙。以人工智能、5G、生物科技和网络空间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域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竞争主导权的主战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民族主义下设置技术壁垒、实施技术封锁、组建技术联盟，筑起前沿核心技术的“小院”，划定投资贸易战略的“高墙”，通过精准打压和组团围堵的科技霸权行径为本国竞争搭建“保护伞”。
第三，延伸监管审查触角。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纷纷效仿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来保卫本国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并借此无端干涉外商投资监管政策，赋予监管机构召见海外投资方的审查权，通过降低审查门槛、扩大审查范围、严格审查程序先发制人打造防御性的监管遏制战略，以更加潜隐、多样和极端的方式主导全球贸易投资竞争格局。
二、以身份认同标签建构民族民粹主义。新冠肺炎疫情意外激活了潜伏在西方国家的“精英—大众”“本族—外族”对立极化基因，身份认同焦虑加持下的危机前景性恐慌加速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交织合流。“自我”认同归属与“他者”敌视对抗的互构衍生出民族民粹主义，不仅迎合了全球化失意者的保守立场，而且为种族压迫和仇外情绪提供了宣泄场域。西方政客对内扮演“受害者”渲染排外情绪，对外炮制“加害者”激发情感共鸣，以重塑身份认同之名，行民族民粹主义之实。
从内部看，疫情升级叠加选情升温，白人至上主义回潮、强人政治回归和民族主义复兴加速了民族民粹主义的内置化、尖锐化、极端化转向。民粹主义政党推崇去意识形态化，扮演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正义化身”，以期实现建构集体身份认同和反叛精英政治的“自我期许”。诸如反全球化运动、反移民浪潮等甚嚣尘上，将极端暴力的种族矛盾置于舆论焦点，身份政治滑向极化政治撕裂社会。
从外部看，网络空间的隐匿性、草根性和交互性放大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话语冲突。民族民粹主义者通过贴标签、扣帽子的惯用伎俩操纵舆论甩锅卸责，媒体推波助澜炮制荒谬论调制造恐慌、传播阴谋、煽动排外，话语内容情绪化、戏剧化、非理性化，掀起了一波道德批判和舆论攻击的污名化浪潮，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动荡。
三、以民主人权旗号兜售伪多边主义。基于大国局势演变和集群竞合博弈加强，西方霸权任性主导的“退群—入群—扩群”计谋昭然若揭，表演了一幕幕重返多边主义、重建价值权威、重拾盟友体系的闹剧。美西方不遗余力地营销粉饰其民主人权价值理念，披上西式价值观外衣，站在重构国际秩序规则和重塑民主自由形象的制高点上，组建俱乐部式、小圈子式、菜单式的民主国家联盟，恣意裁定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重振排他性、歧视性、等级性的议题联盟体系，围绕经贸、基建、科技、卫生、网络等领域打造遏华统一战线，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霸权之实。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不断调整价值观外交的侧重点和着力点，以跨大西洋联盟和印太四国联盟为战略支点，加大了四方对话、五眼联盟、七国集团等“包围圈”的合作力度和协作水平。在公共卫生领域，以囤积疫苗为筹码构筑抗疫同盟，画疫苗大饼对冲抗衡中国疫苗，折射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整体协调缺位的赤字困境。在基础设施领域，以“B3W”基建计划为抓手另辟蹊径遏制“一带一路”倡议，呼应国内产业复兴，借机插入民主、环保、人权的双标价值观，凸显基建战略竞争的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从而达成护持西方霸权的战略意图，重振资本逻辑主导的“中心—边缘”全球空间格局，为稳固全球化领导权争取缓冲空间。
世界各国应在理念、立场和格局三个层面凝聚多边主义合力，正本清源纠治逆全球化思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引领下积极构建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包容互鉴的新型全球化。
一、秉承“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维护全球空间正义。“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中心—边缘”全球空间格局，摒弃赢家通吃、你输我赢、排他结盟的空间剥削，从根本上回应了世界人民变革全球化的价值诉求和利益取向，诠释了增进人民福祉和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情怀，引领了新型全球化的空间正义路向。
通过培育全球空间“义利合一”的价值共识，厚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和感召力，统一于新型全球化的实践。此外，世界各国应致力于寻求空间利益共同体的交汇点、契合点和增长点，摆脱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实现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共生、共享和共赢。
二、恪守“共商共建”的多边立场，凝聚多元主体合力。多边主义是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相互依存条件下多元主体协商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应有之义。
“共商”强调西方与东方治理主体协调分歧争端，在交流互鉴中积累多元主体同向治理经验，坚持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共建”补齐西方全球治理的主体缺位和动力短板，充分整合对接双边多边合作机制，重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代表权和规制权，实现西方中心治理向东西方协同治理的转变。
全球疫情危机的扩散显露出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缺陷以及领导力责任的缺失，国际社会须践行大国动态协调 区域多边机制襄助 政府间国际组织引领的全球治理新范式，实现共同刚性的“责任”与自主决定的“贡献”原则的有机统一。
三、构建“双向互动”的开放格局，提升全球治理效能。当前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愈发呈现出深度互动、高度依存和相互渗透的特性，且日益形成一种整体性治理的新局面。因此，再定位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互动关系，有助于提升全球治理效能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再造。各国应辩证把握、统筹推进、综合施策，积极打造全球善治和国家善治双向互动的新模式。
第一，夯实国家治理能力根基。世界各国要从预防、管控、应对外部风险入手，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提高公共危机应急能力。此外，及时总结提炼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示范和引领。
第二，探索互学互鉴的治理模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共生系统中可以发挥出1 1﹥2的全球治理协同效应，为引领新型全球化厚植文明交流、互鉴、包容的共同基因，在团结合作、信息共享、政策沟通的全球治理共同行动中推动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统筹良性互动的整体治理。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是超越“中心—边缘”全球空间格局的必然之举。这一世界性工程亟须国际社会立足新型全球化的历史方位，变革价值理念、凝聚多边主义合力和创新全球协同治理，冲破大变局和新冠肺炎大流行叠加的逆全球化迷雾，携手擘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图景。
（作者：张龙林 刘美佳，分别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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