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汪曾祺小说全编》面世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北京阅读季、腾讯文化、西华书房共同举办“走进汪曾祺的小说世界”沙龙。沙龙现场，王干、兴安、杨早三位嘉宾，主办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李春凯，及汪曾祺先生的子女都作了精彩的发言。几位嘉宾对汪曾祺先生在文学上的贡献颇有精到之论。以下文字均据现场速记稿整理，未经发言人审核。
兴安（原《北京文学》副主编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我12岁时就见过汪老，那时我还在呼伦贝尔，大约1974年，汪老还有与他合作京剧《沙家浜》的杨毓民先生，一行大概三四个人，为了把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京剧，到呼伦贝尔草原和林区深入生活。我父亲正好是负责接待他们。当时也没有什么饭店餐厅，晚饭基本就在我们家吃，我妈炒菜。第二天父亲带他们看草原，我跟着去了。当时应该是6月的草原，开遍了黄色的金莲花，几乎把绿色草原覆盖了。汪老非常兴奋，即兴做了首打油诗：“草原的花真好看，好像韭菜炒鸡蛋。”把大家逗笑了。我一开始听觉得这是什么诗啊？后来一琢磨，真是，韭菜炒鸡蛋的色彩跟黄花绿草一样，诙谐当中就把真正的感觉，草原的感觉表达出来了。所以我记到今天。
说来有缘，我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就在《北京文学》杂志，汪老曾在《北京文学》的前身《说说唱唱》任编辑部主任。后来我有很多机会听到汪老的一些讲话，也参加过很多次他的活动。《安乐居》这篇小说，就是当时我到汪老家取的稿子，并参与了编校工作，还请了丁聪先生配了插图。
汪老的画、书法，我觉得是受到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的影响很大，但是不像八大那么苦涩、冷傲，他有自己的变化，有新派文人画的味道，清新、性情、平实，有新时代的风格。可惜我当时没有请他一幅画。我曾带着一个年轻作者——他写的小说也是模仿汪老的笔法，他拿了两瓶二锅头，大概十几块钱，就拿走了汪老一幅画。好在我得到了汪先生《蒲桥集》和《汪曾祺自选集》，汪老还用毛笔给我题写了“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都是美好的回忆。
汪老过世，我去参加葬礼，我印象最深就是当时放的不是哀乐，是圣桑的《天鹅》，深沉而悲怆。后来每次听此曲，我都会想起汪老。
汪曾祺先生其实还有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打通，他的很多小说用散文化的笔法，不注重外在的情节，而是注重语言下面的一些给人空白，给人一些空间。
王干（著名文学评论家）
《汪曾祺小说全编》这套书，我认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继《鲁迅全集》之后的又一套作家文集的经典。我知道这套书的编辑耗时很长，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时候，这本书就开始筹划、编辑、整理，我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快五年了，现在这套书终于出来了。我觉得好饭不怕晚，确实是《鲁迅全集》之后的又一个精品。我对这套书的评价就是精准美。
对汪曾祺先生有很多评价，说实话，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不是最高的，在前十位之后。我在一篇文章（《被遮蔽的大师——论汪曾祺的价值》）专门写到，他是被遮蔽的大师。
汪先生是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第一人。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到了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鲁迅去世了，郭沫若如果他不写还好一点，茅盾、巴金也是大作家，解放后也没有什么大的作品，唯一的一位，老舍留下传世之作，但他写的不是小说是话剧《茶馆》。而汪先生把现代文学的文脉接到我们当代文学，让我们当代文学传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他把现当代文学串起来了。
另外汪曾祺把白话文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学相关连。汪曾祺先生写的是白话，但是他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有唐诗、宋词的韵味，有《古文观止》的韵味，有《清明上河图》的韵味，所以他把当代文学、新文学和我们的传统打通了。
汪曾祺还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打通了，汪先生早期小说是现代派的，写得非常时尚，写得非常酷。但是他后来注重的不是外国小说的形式，而是借助的小说的灵魂对人的关注，对人的悲悯。他把中西方文学打通了。
另外汪曾祺先生还有一个打通，就是把民间文学和我们所谓的文人文学打通了。我们一般来说，比如我们现在文学界领导机构划分，民间文学学会是跟作家协会没有关系的。汪曾祺先生这一点可能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他在赵树理先生主编的《说说唱唱》当编辑，后来又反右，下放到乡下去，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汪先生是把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打通了。汪先生的书画其实也是把文人画跟民间画打通了。很多绘画小品都是有民间的色彩。
作家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张爱玲式的，要出名，出名要趁早。还有一种作家属于大器晚成，汪曾祺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作家。有一种作家是流星一样的，比如萧红，她在文坛出现的时间并不是特别漫长，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但是她光芒四射，流星性的作家，一出来以后，很耀目、很惊艳。还有一种作家就是恒星型的作家，就是你起初看他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明亮，也不是特别吸引眼球，但是过十年、二十年，这个作家还在，过三十年，他还在写，所以我觉得汪曾祺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恒星型的作家。你说刚才说像沈先生、老舍先生，他们的光芒在之前能量已经充分地释放了。
另外一个，作家也不是说活得越长就一定写得越好，比如萧红，我们假设一下萧红的才华，现在是萧红英年早逝，也许她活下来可能变成第二个丁玲，但是我们不可能假设。有一些作家是能够保持一个恒星的状态，有些作家就是一个流星的状态。汪曾祺先生属于大器晚成，他自己有一本小说集叫《晚饭花集》，这个大器晚成被他赶上了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他没像沈从文、钱钟书赶上那么一个时代，他刚出道，赶上反右、解放战争等等，所以他的能量积压下来，通过发酵，所以越写越好。
杨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我们用什么方式重新解读汪老的小说世界？汪老在当代的名气太大了，而且是多重的，比如说书画、美食，种种名气之下，会让你觉得反而有的时候会遮蔽他的文学世界的呈现。作为研究者，我希望把他的文学世界单独地，用不太一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大家一般谈到汪曾祺先生的时候会比较喜欢谈语言、文本，谈这些问题。我一直在好奇汪曾祺先生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乃至20世纪中国精神世界生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思考的出发点。
我刚才看了一下《汪曾祺小说全编》，上册是1949年之前，中、下册是1949年之后，恰恰这个分别构成了汪曾祺的多重角色。我觉得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在第一本的时候是大观园里的一份子，他是京派最后的余韵，他是曾经跟民国文学的文脉当中活跃的一个人。我这里说一个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在194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包括诗歌，已经渐渐地跟世界文学同步了。比如说如果我们时代允许，像萧红、穆旦，像汪曾祺，包括像沈从文，这样的人能够按照他们的路子写下来，1940年代文学最后推出来的璀璨的光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因为你可以看到经过30年积累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对世界的关照的那种连续性，对传统资源技能，对民间资源的挖掘。
我最近正在研究当年西南联大从长沙徒步走到云南的那条路线。这条路线当中，闻一多和穆旦这些人都有参与，整个西南联大的内迁对于当时这些学子与中国内地社会的接触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之前你在北京、上海读书，是在现代化都市里面，怎么能够认识中国的内地？通过这个内迁，他们做了很大的工作，每个学校，浙大也好，南开也好，燕大也好，对当地的历史人文地理做了很多贡献，这个一方面是本土的资源，一方面是传统的资源，还有一个方面是西方的资源，这三个东西在当时已经是慢慢地汇集到了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人才的身上。如果他们能够有一个合适的空间和一个足够的时间的话，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成就不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慢慢就受到了一个阻碍。
到了1980年代，汪老的同龄人，他的前辈，基本上都不写了，写也不可能是第一线写作。这个时候汪曾祺先生异军突起，他大部分的作品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写作，虽然也有当代的，但是大部分是写过去的世界。这个时候他的身份转化了，不再是大观园的一分子，是住在西山黄叶村开始回顾当年繁华梦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我们其实一直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面被滋养了，也是在他笔下民国世界探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自觉的一种（状态），他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看什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汪曾祺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陈忠实在《白鹿原》前面引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话是对的。汪曾祺小说同样可以构成这样一个历史。所以我在近年做一些比较死的工作，大家很熟悉一个小说叫《八千岁》，大家看得很高兴，写的是小人物，写的是市井人物，但是有很多细节。我非常相信汪曾祺先生的记忆力，他不会骗我们。我要从细节当中探寻一些我们其实已经忘记的民国社会，比如八吊钱相当于2.7元的银元，这个是什么地方的价格，什么时候的价格，买多少麦可以让他从这个起家慢慢变成一个大的米商，这需要查大量的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1914年米价多少，1935年的米价多少，在这个中间，这个时间非常固定，就是恰恰发生在1937年扬州沦陷到1938年高邮沦陷之间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这个《八千岁》写到的人物，就是当时整个高邮城人物的形形色色。这篇小说本身就构成了汪曾祺世界的一个入口。
从汪曾祺先生这个小说出发，把它铺开去，我们可以慢慢地从文学、历史、社会还原出民国的世界，然后再反过来看汪曾祺先生对这个里面的人物和社会的描写，这个理解往往会更加深刻，这不是戏说历史，而是你必须要把一个历史的拼图做完全了。
拼图要做完全，就一定要材料够。所以这次人文社出版这个《汪曾祺小说全编》，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我们找的所有拼图都在里面。在此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努力，也特别向大家传达我们共同的感激之情。
“京派”和京味不是一个概念，老舍是京味小说的代表，源流从老舍划起来一直可以说到王朔。“京派”很有意思，京派代表作家像林徽因、徐志摩、梁实秋，后来的沈从文，这都是南方人，除了梁实秋。南方人到了北京，组成一个“京派”，汪老是沈从文的学生，把他称为京派的最后余响。
汪曾祺先生小说和散文做到了南北打通。在其他的作家，很多南方人就写南方，北方人写北方。汪曾祺先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实际上你看后来汪老到老年就是一口北京话了，听不出来他的高邮味了，从高邮出来，到昆明，再北上北京、张家口转了一圈以后，我们可以这么说，他对整个中国的把握是比较深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南北各省之间差异非常大，但是不管是从文明还是从口味上，甚至到方言上，汪老都能够做到拿来主义，你看民间小调，北方、南方的都很多，这个其实是汪曾祺先生的巨大特色。
沈从文教课的时候给过他一个法宝，或者叫写作的指引，叫做贴着人物写，他特别好地符合这一点，甭管是小时候回忆中的人物，还是后来写的这些人物，这个感觉很准确，像明海那样的人物其实是有美化的，因为是写43年前的一个梦，梦里的人物肯定有美化成分的，写张家口的人是现实化的人物，会写得特别准确，这个体现了一个作家想象力和这种现实素描感觉，两方面的才能都出来了。这是他不同方面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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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即将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的“小说卷”，为了满足读者对于汪曾祺小说的阅读需求，先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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