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因病经抢救无效逝世。
一声噩耗惊人寰,神州如雨洒江天。当这一消息随着电波在华夏大地上传开后，多少人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心灵也被深深撼动。
不幸的消息也触动了世界的神经，各国政要和国际友人都纷纷表达缅怀之情，世界与中国同哀。
邓小平的逝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位93岁高龄老人的离世又为何会让国内外都为之悲痛？
邓小平之所以在国内外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与他百年风云人生密不可分。
邓小平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建国后，邓小平的命运伴随着政治斗争而起起伏伏。直到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在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这标志着邓小平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
（一）在经济上，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实践上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亚于、甚至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革命所带来的效果。
他强化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并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国家的工作任务和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扭转了长期的“左”倾风气和状态。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84年10月1日，中断多年的国庆大典再度上演，在学生游行队伍中出现了转瞬即逝但令所有人铭记在心的一幕——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面朝天安门高举起“小平您好”这条朴素而特别的横幅。
这真切表达了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邓小平同志的由衷祝愿和朴素、深厚的爱戴之情。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陷入低谷，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政治风波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经济封锁，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此时的邓小平虽然已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但仍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得以全面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历多次曲折和修正后也逐渐形成清晰的轮廓和方向。
（二）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建立起外交关系，并使我国外交事业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双方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然而，当时国内政治氛围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仍存在较大阻力和疑虑。
并且，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的影响下主动辞职。这些因素使得中美关系在走向正常化的道路后不久便陷入停滞。
在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后，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便被提上日程。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同到访的时任美国国务卿万斯会谈时表示，“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
1978年7月5日，中美建交谈判正式开始。直到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两国共进行了十次相关会谈，建交前的最后4次谈判由邓小平直接参与。
在谈判进行的最后时刻，面对美方仍然坚守对台军售的最后底线，邓小平创造性采取了“搁置争议，先行建交”的处理方式，从而打破僵局，使双方达成了最后协议。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还带动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打开了中国外交新局面，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上，邓小平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并最终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
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确认“一国两制”的构想, 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但率先成功实践的是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
1982-1984年是中英两国针对香港问题的谈判期间，双方先后进行了22轮会谈。在此期间，邓小平充分展示出其外交手段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确保谈判始终在中国的节奏下进行。
1982年9月24日，在与到访北京的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邓小平向她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同时，针对英方的要求灵活变通，最终实现了收回香港的预期目标。
1984年12月19日，中英政府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正是由于邓小平在各个领域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内外各界人士在获知他逝世的消息后无不陷入哀悼之中。
1997年2月20日凌晨，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伴着播音员极其低沉的声调及阵阵哀乐,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城市、农村、牧区、机关、工矿、学校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络绎不绝的人们来到“邓小平在深圳”大型宣传画前，或是捧来一束鲜花，或是献上一个花篮。人们一齐像画像鞠躬，深情地呼唤：“小平同志,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邓小平生前为香港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谋划香港回归时，曾多次表达在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去香港走一走然而时间总是这样的无情，就在距香港回归还有不到6个月时，他还是离开了人世。这也成了一大历史遗憾。
在得知邓小平辞世后，香港各大报纸、电视台、电台大量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专门出版特刊、专辑介绍他的生平事迹，颂扬他的历史功绩，在香港市民中引发强烈反响。
邓小平生前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得知邓小平逝世后，科教文卫界的知名人士也纷纷表达哀悼。费孝通、钱伟长、谈家桢等人表示，“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指示、谈话和音容笑貌一直在我们心中萦回。
他的殷切关怀和教导，不仅是对我们个人，也是对中国民主同盟，对我国教育、科研工作的最大关心和支持”。
哀思没有受到国界的限制，跨越大洋，穿过大陆，传遍世界各地。
在获悉邓小平逝世后，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致哀。2月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前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对邓小平逝世的深切哀悼。
在吊唁册上，安南写道，邓小平逝世“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巨大的损失。人们将永远怀念他。”在 3月12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全体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钟，哀悼中国已故最高领袖邓小平。
联大第51届会议主席伊斯梅尔表示：“人们将记得邓小平先生是一位精明的领导人，以其改革和务实的眼光在全球过渡时期指引中国走向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道路。”
在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中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
他推动实行了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计划，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使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
邓小平促进了中美建交，并于1979年1月29日——2月5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美国刮起一股“邓旋风”。
他不仅获得了美国政界的尊重与敬佩，美国民间也对他称赞有加。邓小平逝世后，1997年3月3日，他的照片第八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在缅怀这位巨人的同时，也对未来的中国投下一份期盼。
在欧洲，从南部港口马赛到北部小城巴约，从中部城市蒙塔日到首都巴黎，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与法国有着不解之缘。
1920年8月27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踏上了前往法兰西的旅程。正是在旅欧的日子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与周恩来相遇相识，开始了共同的革命活动生涯。
1975年5月12日-17日，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对法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邓小平重游故地，并在里昂市政厅的留言簿上留言：“向里昂人民致敬！”
邓小平逝世后，不少留法华人华侨和学生前往他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悼念。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为“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除此之外，众多国家都以各种形式对邓小平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高度评价他的伟大功绩。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表示：“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
英国首相梅杰发表讲话，强调“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认为邓小平“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
尽管邓小平已离去20余年，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宝贵财富，他崇高鲜明又独具魅力的革命风范和灵活又不失原则的处事风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邓小平不仅在物质层面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坚持和发扬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
他在继承并延续了毛泽东留下的成就的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一份深厚扎实的政治遗产。
他带领中国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危机时稳住阵脚，重塑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力，为日后实现“富起来”到“强起来”奠定了基础。
现如今，我们身处在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不同的局面中，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面对复杂且深刻的社会变迁，有一部分别有用心之人试图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对立起来。
对此，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无论未来的路会走向何方，邓小平已然完成了他的使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这位老人在最后时刻留下了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1997年3月2日上午，邓小平的骨灰被缓缓撒进大海，在浪花的翻滚中、在不息的涛声中，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那个声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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