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上海。
北风打着旋从街上刮过，恒顺昌药店门上挂着的棉制门帘被风打得噼噗直响，抓药的小伙计抄着手在柜台里面走来走去。
突然，棉门帘被掀开，进来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中等身材，微胖，器宇轩昂，引人注目地戴着一副墨镜，显得神秘莫测。
小伙计立刻迎上前去，笑容可掬地说：“先生，您抓什么药？”
墨镜先生递过来一张药方，小伙计一看，药方上写着：“楚虽三户，亡秦必...... ”
小伙计一脸纳罕：“本店...... 没有...... ”
墨镜先生说：“有，去叫你们老板。”
一会儿，小伙计出来了，递给墨镜先生刚才给的那张药方，只见上面多了一行字：“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
这时，药店里面的门打开了，一个瘦高男人走了出来，这男人身高有1.8米多，相貌英俊，目光如炬。他一个箭步跨上去，紧紧地握住墨镜先生的手，压低声音说：“莫大哥！”
是不是很像地下党接头的暗语？实际上，这只是两个熟谙中国文化的老朋友之间即兴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看到了吧，有文化和没有文化是不一样的。就像现代人调侃的那样，没有文化的只能说：这么多沙子；有文化的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没有文化的说：天要下雪，咱俩喝两盅？有文化的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楚虽三户，亡秦必...... ”，差一个“楚”字，那正是我们的主人公项与年的姓“项”在古时候被分封的地方，而“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是陆游《钗头凤》中的一句词，叫作“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来者就是项与年的老相识莫雄。
项与年，原名项廷春，1894年出生于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文地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连城县处于冠豸（zhai,读四声）山区，属于典型的客家族。项与年是第一个从冠豸山区走出来的年轻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转入周恩来在上海创办的中央特科。1929年项与年和中央特科红队的战友们在上海霞飞路昼夜守伏，击毙出卖中共领导人澎湃、杨殷的叛徒白鑫。在击毙白鑫的过程中，项与年沉着泠静，身手敏捷，凭借着他神枪手的好枪法，直接把白鑫的脑袋打爆。1931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后，他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项与年
莫雄，1891年出生于广东英德，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战争、北伐战争等，是辛亥革命时期赫赫有名的粤军将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内只要提到“莫大哥”，那可是如雷贯耳呀！
莫雄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18年粤军援闽战斗中，蒋介石是许崇智手下2支队的中校参谋，莫雄是25营第2连的上尉连长，在闽西大山的战斗中，不是莫雄烧好了水迎候行军晚到的蒋介石，就是担任前锋的蒋介石杀好了猪等着款待率兵后至的莫雄。
由于这种同甘共苦的交情，在1922年春夏之交，孙中山率军经韶关向北进攻吴佩孚时，总统大本营所在地桂林城内只有叶挺的一个营防守。出人意料的是，桂林附近山区的2万多土匪趁机攻打桂林。负责留守总统府的粤军第2军参谋长蒋介石见情势危急，立刻拍电报让距离桂林只有两三日路程的粤军第4独立旅关国雄部火速救援。
关国雄立刻派莫雄带领两个营星夜兼程赶往桂林，解了蒋介石的燃眉之急，蒋介石对莫雄那是百般感激呀！
后来，蒋介石的做法让莫雄越来越疑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先是借粤军之手刺杀了廖仲恺，又嫁祸于人，把粤军将领杀的杀、撤的撤、赶的赶，掌握了粤军的统治权。后来，又缴了莫雄第11师的械，莫雄只好去了香港。到1927年，蒋介石对曾经帮助他北伐的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赶尽杀绝的做法，更是激起了莫雄对蒋介石的绝望而至心灰意冷了。
1933年10月，心情不佳的莫雄来到了南昌，在他的老朋友薛岳那里住了几个月，期间，薛岳带莫雄去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杨永泰。
杨永泰可不简单，他虽是一介书生，但读书没有读傻，很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韬略。他仿照伊藤博文给日本天皇的《削藩论》，写了一篇《削藩论》，被蒋介石赏识。杨永泰在文中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四大纲领，第一次为蒋介石一统天下提出了理论性的策略，蒋介石大为赞赏，立即提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杨永泰不负蒋介石的厚望，在随后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中，杨永泰更是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使得蒋介石把中央红军赶出了中央苏区。杨永泰更厉害的是，在中央红军一出苏区，他便提出了红军有可能从金沙江北渡进入四川的假设，可惜，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采纳杨永泰的建议。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杨永泰知道莫雄，而且对莫雄印象深刻：杨永泰是高州人，原来驻守高州的军队军纪败坏，百姓怨声载道。1923年，莫雄的部队移防高州，莫雄对部队管理严格，禁止部队扰民，颇受百姓欢迎。杨永泰由此对莫雄另眼相看。
这次，薛岳带莫雄来见杨永泰，杨永泰非常高兴。此时的杨永泰是“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他很欣赏莫雄的带兵能力及人品，就在蒋介石面前推荐莫雄去担任江西德安第四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刚开始，莫雄不同意，他不乐于给蒋介石卖命，也不乐于去剿杀共产党。后来，莫雄突然开窍了：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为共产党办些事呢？
蒋介石太信任莫雄这个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了，而且蒋介石断言莫雄绝对可靠。于是，杨永泰给莫雄带来了两张委任状和两张组织表，还有一张3000元大洋的支票，要让莫雄自己去“组阁”。
轻信的教训太多了，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血像河一样地淌着，澎湃对白鑫难道不是轻信吗？周恩来对顾顺章不是轻信吗？反之也一样，徐恩曾对钱壮飞，吃的不也是轻信的亏吗？
蒋介石对莫雄的轻信，又为“轻信”这个词多了一个特殊的案例。有意思的是，蒋介石至死都不知道是他最信任的兄弟莫雄把他的绝密文件送给了共产党。不过，国民党中泄密的人太多了，多一个莫雄又如何？
3天后，莫雄拿着3000大洋的支票，名正言顺地到上海招兵买马来了，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他先到上海的恒顺昌药店来找之前就认识的药店老板项与年了。
第二天晚上，莫雄在自己家里举办了一次家宴，他请来的4个人都是共产党员：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严希纯。
莫雄告诉这4个人，利用蒋介石和杨永泰对自己的信任，为共产党做点贡献。
几个人经过磋商，最后决定：干！
于是，一个由莫雄挂帅，由十几名共产党人组成的江西第四行政保安司令部成立了。除司令由莫雄担任外，其余人从秘书、情报参谋到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几乎都是共产党人担任。
莫雄担任保安司令后，和红军像模像样地打了几仗，都是“击溃”红军，而且还扩大了统治地区，这让上级很高兴。蒋介石也觉得这个老“战友”干得很不错，于是“传令嘉奖”、“考成第一”、“通报表扬”等等。
莫雄
蒋介石生性多疑，他不可能把一个第四区扔给莫雄不管。不久，司令部来了一个叫谢也夫的上校，他自己从南京带来了任命：任命谢也夫为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署及保安司令部上校联络处长。大家都心知肚明，谢也夫是来监督他们的。
就和电视连续剧《潜伏》似的，谢也夫在平时的你来我往中，不时地用看似随意实则有意的闲聊中，来套项与年、刘哑佛和卢志英的话。所以，他们几个就像余则成似的，连睡觉都不能松懈，而且必须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要记住，晚上来一个梳理和过滤。
因为一个谎言要用无数个谎言来掩盖，而且要一环扣一环，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谎言被戳穿往往不在当时而在以后。所以，项与年每天晚上要把自己编过的东西在本子上记下来帮助自己回忆，比如“三0，四、马尾、前二、赣、柴胡”这些除了自己谁也看不明白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谢也夫消失了两个多月，说是去度假。不用猜也知道他去干什么了。无非就是找到有关部门去证实一下项与年、刘哑佛和卢志英们平时聊天时说的话。这些老地下工作者，做什么事情那可都是像阿庆嫂似的滴水不漏呀，所以，谢也夫也是无功而返。
回来后，谢也夫来了个毒的：不知道这个家伙从哪里弄到了一个只有19岁的女学生，说她是共产党，并把她关押在项与年与卢志英住的房间的隔壁。
这天晚上，项与年与卢志英们一直在房间里喝酒玩牌，谈笑风生。而谢也夫和他的打手们就在隔壁房里开始给这个女学生上刑，上刑的目的就是让她惨叫，叫得声音越大越好，越凄惨越好。其险恶用心，项与年们太明白是为什么了。
谢也夫吩咐打手把女学生的衣服扒光，用绳子拴住四肢吊在梁上，他们把燃着的香烟一点一点地炙烤着女学生的皮肤，点着明火去烧她的头发，用铁丝穿过她的两个乳头，再用尖嘴钳把她的十个手指甲脚指甲一一拔下。凄厉的长长的嚎叫时时从屋里传出，就像是快要死的野兽发出的哭号。
这样的折磨持续到下半夜，按照谢也夫对共产党的理解，如果项与年们是共产党的话，应该出手相救了。如果是拍电视剧的话，王翠平（潜伏里姚晨扮演的女主角）也该出场了。遗憾的是，项与年、刘哑佛和卢志英们一直在喝酒打牌，他们会为了输赢互相谩骂调侃，会为了对方出错牌而互相奚落，但对于女学生的叫声，却充耳不闻。
因为，忠诚的最高境界是——无情！
那个女学生在第二天早晨上吊自杀了。因为审讯室的屋子里有一张床，床上有一顶蚊帐，女学生把蚊帐撕成布条勒住了自己的脖子，就在床腿上自尽了。
1934年10月，国民党的“围剿”和共产党的反“围剿”战役已经打了一年多了，蒋介石的“堡垒战术”之所以起作用，是由于李德、博古的愚蠢而造成的。红军打得很苦，根据地在逐渐缩小。蒋介石本来打算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结果打了一年多，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离彻底消灭红军还有很大距离。
再加上来自国民党党内党外的压力，舆论也纷纷指责蒋介石不思抗日专事内战等等，使得蒋介石痛下决心，要对中央红军采用最毒辣最阴险的战术了，为此，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彻底置红军于死地的计策。
10月，初秋的庐山依然绿树浓阴，瀑布飞泻。一辆接一辆的道吉、别克和吉普车在盘山公路上由低及高地爬升着。参加会议的有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山东五省主席、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共计200多人，教科书上把这次会议称作“庐山牯岭军事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采用了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铁桶合围”战术并准备付诸实施。
莫雄是在最后的报到期限的这天晚上7点到的庐山，因为，从德安到庐山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由于大雨把桥冲坏了，花了四个小时才到。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7天。
蒋介石亲自为他的200多位高级部下讲解了“铁桶围剿”计划。他手中拿着一根制作精致的紫檀木棒，在地图、沙盘、图表和数字之间划来划去，边指边讲：
“我们准备用150万军队，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匪区。在同一指定时间突然加以包围，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300华里的严密的包围圈，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先以12个师的兵力牵制红军以迷惑他们，争取包围部署时间，包围圈一旦形成，12个师立即跳出来，同时切断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
蒋介石兴致盎然，好像胜利就在眼前，他继续讲道：“包围圈形成之后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向中心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修筑一座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它们的火力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火力网。”
“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50华里，6个月进逼瑞金，那时候瑞金四周将有300道铁丝网，30重碉堡线，每重碉堡线之间敷设碉堡群及地雷，如遇突然情况，则立即用军用卡车调动部队。顺便告诉大家，美制军用新卡车1000辆，已经于上个月底全部到位。”
蒋介石说到这里，他的下属们已经激动得开始大喊大叫了：“委员长，我们什么时候行动呀？”
更有人说：“这回共产党是彻底完了！”
7天之后，莫雄在掌灯时分回到了德安。他稍作休息，立刻通知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到他的办公室，开始了秘密会谈，他们要干一件大事了。
莫雄从身边取过几个沉重的牛皮纸口袋，足足有三四斤重，里面全部是牯岭军事会议的文件，每个文件的右上方都打了一个蓝色的“绝密”字样，并有编排的序号。
三位共产党员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个小时后，他们看完了所有的文件。下一步就是如何把这些秘密计划告诉德安南边的中央红军。
项与年们是这样做的：他们先把“铁桶围剿”计划的中心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然后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用密语抄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下一步就是派谁把情报送到瑞金去。
这一份情报可以说是十万火急，它关系到10多万人的生死。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8个县市，几乎纵贯大半个江西。一路上高山激流、狼虫虎豹、敌军关卡，任何一项都可以置人于死地。这就需要送情报的人要同时具备勇气、智慧、体力、毅力，甚至是冥冥之中的运气。
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三位共产党员都抢着要去，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而且，这三个人都具备上面所说的条件。
这时，项与年说话了：“你们两个不要争了，这一带地形、风土人情我都熟悉，关键是，我会说客家话，你们两个人一个是安徽的一个是山东的，一说话就会暴露。当然，个人生死是小，党的生死是大呀！”
项与年的理由其他人无可辩驳，只好同意由项与年这个当地人去办这件伟大的事情。
脑补一下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客家话有多难学多难懂。据说在客家语言里，中古汉语几乎得到了完全的保留。客家自从把自己锁进了大山，便于外部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使得中古时期的中原汉语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因为要学会客家语所付出的精力足可以学会3门以上外语。那么客家语有多难懂，有人比喻说：两个操客家语的人站在长安街上，指着身边长相比较猥琐的一个年轻人说他长得有多丑，说话有多不文明，穿着有多不堪，只要你的脸上带着笑，这个年轻人居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而且还会陪着你傻笑，如果他没有玩手机的话。
所以，有人提议说，以前的地下党如果用客家语接头的话，根本不用设置暗号，直接说，什么都结了。
我妹夫是江西宁都人，他和他的家人说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上面所说我是真信。
项与年扮成一个教书先生，背着一个布口袋，里面放了些牙刷、牙粉、牙杯、毛巾和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四本学生字典，还有一个装着水的小瓶子，瓶子很小，一根手指头那版粗。在牯岭会议结束还不到7小时就出发了。
项与年开始了跋山涉水的艰苦征程。不管是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还是在大水咆哮的河边，只要是没有人，他就大步流星急急赶路。如果是到了敌军把守的关卡，他就必须放慢脚步，还要左看看右瞅瞅，一副欣赏两边美景的状态，教书先生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即使心急如焚，也要装作从容淡定。
在宁都关卡，项与年是靠运气闯过去的。
宁都关卡的盘查格外严格，因为这里离瑞金已经很近了。在关卡前，敌人要求行人必须一一打开自己的行李和挑子，遇上柴捆禾捆都要用刺刀捅过才能放行。排队的人很多，且大都是挑担的农民，他这个教书先生的身份就显得有点突出了。在离检查到他还有十几个人的时候，他听到一个白军少尉在和另外一个白军聊天时说的是客家话。
还没有轮到项与年，他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的动作：项与年把随身携带的布口袋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哗啦”一声都倒出来，装作焦急的样子，嘴里呲呲地吸着气，用手在这些物品中划拉着。
白军少尉走了过来，看着项与年在那里忙活。项与年从一堆东西当中找到了那个小瓶子，打开，滴了几滴水放在自己的牙上，然后尴尬地冲少尉笑笑，用地道的连城客家话说：“牙痛不是病，痛死莫人问。”
少尉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立刻温和地说：“你是做么事的，到哪里去？”
项与年故作惊喜状：“哇呀，老总家是汀州？”
少尉说：“你呢？连城？怎么跑到这边来了？”闽西人对自己的客家口音格外敏感，尤其是在家乡之外。闽西客家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具团结精神。
项与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说：“莫讲了号，怎么跑到这边？连城那个地方你是晓得的，除了地瓜什么也莫，待得人住么？识些个字，在新建教书，家里又讲爷（就是父亲，这里读ya,二声）病，赶回连城去看看。做得贼死赚几个钱，全笃笃丢在路上！”
少尉一脸的同情，轻松地让项与年过去了。
过了宁都哨卡，项与年决定，再也不能侥幸了，他必须变换身份了。他在冥思苦想，装作什么人才能顺利到达瑞金呢？一路走一路想，由于自己现有条件的限制，一个一个的身份被否定，在翻越了两座山后， 项与年走入一片密林，他已经把下一步要扮演的角色想好了。
项与年从布袋里摸出那四本学生字典，从其中一本中间抽出一张纸。这是一张专门做密录文件时用的薄纱纸。是临行前和卢志英他们商量计划过的第二方案，如遇紧急情况，不能保证将文件全部内容交中央时，就将文件内容择概要密写在这张纸上，然后将四本字典扔掉。
项与年从贴身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支比芦秆还细的短短的笔，飞快地将文件内容密录到薄纱纸上，接着把薄纱纸叠成一寸大小，埋在自己鞋底。
然后，他闭上眼睛呆了几分钟，从布袋里取出一块砖头，托在手上，手臂前伸，突然猛地收回右臂，大张着嘴，将砖头狠狠地砸向自己的面门。顿时，鲜血迸溅，四颗门牙掉在地下。
两个时辰后，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破碎、面门歪斜青肿、满嘴血流、丑陋不堪的乞丐出现在梅江悬崖边。
凭着这副人见人嫌的丑陋样子，关卡的白军看到他，立刻让他能滚多远就滚多远。项与年顺利地把绝密文件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10月21日，近10万中央红军和民工赶在蒋介石的“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撤离了中央苏区，踏上了万里长征。
红军血战湘江，翻过老山界后，毛主席说：“这三万人能活着出来，我们搞情报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头功的。”
项与年用4颗门牙挽救了一个军队、一个政党、甚至是一个国家，值了！项与年，壮哉，人民永远感谢您！
项与年回到莫雄那里的时候，莫雄已经调任贵州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专员公署设在毕节。
项与年与卢志英在1934年12月跟随莫雄到了毕节。在这里，莫雄又和共产党人成功地合演了一幕双簧：莫雄在台前虚张声势，项与年们在背后暗度陈仓。这一次是和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成功合作。
贺龙和莫雄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他们俩曾经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任过职。
1936年初，贺龙、萧克的部队来到了贵州的大定和毕节，白军紧追不舍。贺龙给莫雄写信，让莫雄想办法让红二、红六军团通过毕节。莫雄不负贺龙的厚望，他先让项与年去娄山关附近给莫雄发一份假电报，佯说“红军决定北上娄山关，现大军云集娄山关边缘”。莫雄收到后，将毕节部队全部调往娄山关，使得贺龙的部队安全通过毕节，渡赤水河入四川。
这次“合作”之后，莫雄、项与年、卢志英三人就此分手。项与年与莫雄再相见是在22年之后了，而和卢志英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卢志英在1947年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在狱中，卢志英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在1948年12月27日，被敌人秘密活埋于雨花台前的山坡上。
卢志英就义前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莫雄终于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就在贺龙的部队通过毕节不久，莫雄在南京被捕。由于敌人并没有掌握莫雄“通共”的直接证据，加上我党的积极营救，以及杨永泰、张发奎、陈诚等人的保释，莫雄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历任广东省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0年2月12日逝世。
项与年离开毕节回到上海，三天后被秘密派往南昌。在去南昌前，和他单线联系的“老刘”让项与年带上两名爆破队员，一个姓李一个姓马。“老刘”对两个爆破队员说项与年是自己的朋友，让他们俩跟着项与年去南昌，并委托项与年帮助买一些东西。
结果，中途被敌人发现，姓马的立刻叛变，供出了自己的身份。项与年凭借自己多年的地下工作，沉着泠静，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越狱成功。
1938年，项与年到达延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从延安到东北，改名梁明德，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等职。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福建龙岩逝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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