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第二任妻子(曹禺先生之女作家万方)(1)

1934年,《雷雨》横空出世,“曹禺”之名如一道明亮的闪电划破中国剧坛的长空;80年后,曹禺先生的女儿、作家万方接力经典,深情写下《雷雨·后》。这是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父女对话,也是两代剧作家在舞台上的“隔空相约”。

“我的创作,是寻找《雷雨》的过程,我找到了,也理解了父亲。”今天,来到上海出席活动的万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2020年是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曹禺的《雷雨》和万方的《雷雨·后》被央华打造成“连台戏”推向舞台,特邀法国名导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何赛飞、佟瑞敏、刘恺威、孔维等联合出演,所到之处无不掀起“雷雨热”。今年10月22至24日,这部“连台戏”佳作将首度登陆申城,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

新作是对命运的一声“叹息”亦是“救赎”

文汇报: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了《雷雨·后》的写作?面对父亲留下的著作,提笔时有压力吗。

万方:我看过太多《雷雨》的改编,戏剧、舞剧等等,有不同的版本,但它们都不是我心里的《雷雨》。我是一个编剧,就会被触动,“什么时候我也能试一试?”心里像有个小虫子在爬。

有一次碰见濮存昕,他说,“万方,我想排《雷雨》,我觉得在这个剧里,周朴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这么一说,忽然之间,我积累了很久的那种写作的冲动就被点燃了。我为什么不能?大家都对《雷雨》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也是个编剧,我为什么不写。

我写过影视剧、小说,最后才敢写话剧,快50岁了我才写了人生第一个戏剧剧本,可能这就是无形中的压力吧。感觉自己没到那个火候,就不敢碰,但当我真正拿起笔的时候,反而没有压力了。

文汇报:《雷雨·后》和《雷雨》之间是什么关系?

万方:我在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它真正演出的那一刻,更不敢想象它会以“连台戏”的形式展现给观众。所以我的创作前提,让那些没有看过《雷雨》的人,也知道舞台上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抽出《雷雨》原作里最重要的三段情节,呈现在《雷雨·后》中。

父亲的《雷雨》剧本原本就有置于首尾、且遥相呼应的“序幕”和“尾声”存在,描述的就是发生故事十几年之后的事。周公馆捐给了教会,尾声里有一对兄妹在议论,说这幢房子里住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个疯子,另一个是很衰老的女人,就是繁漪和侍萍。

曹禺与第二任妻子(曹禺先生之女作家万方)(2)

但自从《雷雨》问世并推向舞台后,几乎所有的呈现都把“序幕”和“尾声”砍掉了。那时候现实主义是绝对的主流,可能当时的创排者觉得,把首尾拿掉的《雷雨》本身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现实主义作品。

所以我创作《雷雨·后》的出发点就是“序幕”和“尾声”,从这个时间点介入。留下了周朴园、繁漪、侍萍三位老人,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去世了。

我非常可怜繁漪,我给她以自由——我让她疯了,没有比疯子自由的了。侍萍就像大地,经历了一切,留下了慈悲。如同《日出》里的“翠喜”,那种境遇下还能同情“小东西”,很了不起。周朴园一度是很相信自己力量和权威的人,但经历了绝望,开始忏悔。

《雷雨》是一个戏剧性多么强烈的作品,那种冲突、那种巧合、一环扣一环的。但《雷雨·后》不一样,更多的是对人生的一生“叹息”,也让我父亲创造的这些灵魂,获得不同方式的救赎和出路。在那一切发生后,经过岁月海浪一层一层的冲刷,《雷雨》显出了那种埋藏在底下的真相。其实我的创作,就是寻找《雷雨》的过程,我找到了,也理解了父亲。

不要把情感“简单化”,周萍不是“渣男”

文汇报:在话剧《雷雨》舞台上曾出现过“笑场”的情况,作品展现的两性纠葛和伦理问题,在很多观众眼中变成了“狗血”、“渣男渣女”,经典的演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理解偏差?

万方:不要轻易用“渣男”来定义一个男人,周萍是一个很可怜的男人。每个人都渴望被爱,他只想好好活一次。每个人都渴望救赎,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有悔恨的事、对不起的人。很多人把《雷雨》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也把人生简单化了,尤其是情感,这样来理解其实是自己的损失。

《雷雨》并不简单,它恰恰能够赋予你更复杂的眼光,来提醒你人生不是那么轻易来界定的。戏剧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认识上的单一性。

文汇报:经典戏剧的传承应该是“守”还是“变”?

万方:有守有变。守,很有价值,真正原汁原味是一种美。变,也很必要,只要是生命,就会长出新的东西,但是根是在那儿生发出来的,这是经典的特质所在。

曹禺与第二任妻子(曹禺先生之女作家万方)(3)

衡量经典就一个标准,时间。作品是否继续活着,活在舞台上,活在观众心里。时代在变,戏剧是自由的,这次呈现给大家的《雷雨》和《雷雨后》是很现代质感的作品,更接近今天年轻观众的,能让他们感到满足。

戏剧,其实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一种再现,也可以说是我们做的梦,这副眼镜是多彩的,它告诉我们,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人生。

照片来源:央华戏剧

作者:童薇菁

编辑: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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