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后，王权没落、霸权兴起，周王国处在丛林法则下，弱肉强食。诸侯相伐的大格局下，霸权的兴衰不但是列国制度变革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通常而言，制度变革越彻底，国内人才就更容易出头，国家的发展也就更为迅猛。
然而，也有例外。
春秋时就有这么一个国家，早期对分封制进行了变革，让国家得到了迅猛发展；可春秋中期以后，它虽然依旧强大，国内却出现了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致使其在春秋中晚期步入了中衰。这个国家，就是创造了“楚材晋用”成语的楚国。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称得上是东周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照理更应该是他国人才流入楚国而不是楚国人才流失；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现实在于，虽然存在他囯人才流入楚国，但相比于楚国人才流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二者都不可同日而语。
“楚材晋用”，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很多流失人才还对楚国造成了巨大伤害：析公逃到了晋国，助晋人打赢了绕角（今河南鲁山东南）之役；雍子奔晋，在彭城（今江苏徐州）率晋军战胜了楚军；斗越椒之子苗贲皇逃亡晋国，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之战中替晋人出谋划策，使得楚军大败、霸业顿失；申公巫臣为报灭族之仇，帮晋人扶持吴国与楚国作对，埋下了日后吴王阖闾攻破郢都的祸根；伍子胥逃往吴国，为报父兄大仇助吴人伐楚，差点灭了楚国……。
由此可见，楚国的人才外流，切切实实地对楚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作为东周“超级大国”之一，各方面条件都应该远超一般诸侯国，为什么楚国还留不住人才？为什么“楚材”不能在本国得到重用，到了他囯后却能大放异彩？
楚国虽然强大，可政治、文化却与其他诸侯国存在显著差异。特别在进入春秋中期后，楚国政坛“多淫刑”，内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所谓“淫刑”，就是刑罚没有常法，经常被人滥用。
楚国执政，传统上就偏于严苛。楚武王时期，他的儿子莫敖屈瑕战败，回国后主动以死谢罪；楚文王时，权尹阎敖没能守住那处（今湖北荆门东南），逃回后被处死；楚成王时，令尹子玉因城濮战败而自杀，令尹子上因泜水作战不利而被杀；……。
从楚武王到楚庄王这段时期内，楚国公室还能保持着励精图治的状态，威信较高。因此，这段时期楚国公室对大臣的处置大多还能服众。即便如此，楚文王处死阎敖依然引起了阎敖族人的高度不满，发起了叛乱；而正是这次叛乱，直接导致了楚文王的死亡。楚文王杀阎敖的后果证明，楚国中下层原本就对公室执政严苛抵触情绪极高。
楚共王之后，楚国政坛风气日渐腐化堕落，滥用刑罚的情况与日俱增。申公巫臣携夏姬逃亡晋国后，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因私怨对他进行报复，不但尽灭巫臣之族，还连带杀了连尹襄老（夏姬前夫）之子。随后，子重、子反二人还与沈尹、王子罢等人私分了巫臣族人的家产。子重、子反如此假公济私，让申公巫臣怒不可遏，特意托人送书谴责道：“你二人以馋慝贪婪来侍奉国君，四处滥杀无辜；我必将令你二人疲于奔命而死！”
为报大仇，申公巫臣向晋景公提议扶持吴国，由他本人亲自出使吴国传授中原的先进战车战术，驱使吴人频繁从背后偷袭楚国。这以后，子重与子反二人就常年来往奔波于北上争霸与南下防吴的征途上，吃尽了疲于奔命之苦！
滥用刑罚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楚材”逃离楚国后往往心怀仇恨，经常借敌国之力前来复仇，让楚国损失惨重。
在楚国，有功时难以得到额外奖赏，有过就因“淫刑”而大概率以死抵罪，那谁还敢轻易出仕呢？楚康王之时，一度想提拔司马蒍子冯来做令尹。可蒍子冯竟然装病不肯赴任，迫使楚康王不得不改任子南为令尹。令尹，是除楚王外的第一要职，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要职都会被人拒绝，可见楚国仕途确实吓退了不少人。
除了“多淫刑”之外，楚国机制也难以让人人尽其才。
楚国的析公、雍子、苗贲皇、申公巫臣、伍子胥等人，出逃后都被他囯重用，给楚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与之相反，他囯人才逃入楚国后，却常常无用武之地，很多人都被边缘化了。
公元前576年，晋国大夫伯宗被“三郤”杀害，他的儿子伯州犁被迫逃到了楚国。伯宗是晋国贤人，以忠于公室、直言不讳闻名于世。伯州犁到达楚国后，也颇受楚共王重视，被任命为太宰。公元前575年鄢陵决战之前，根据晋军动态伯州犁精准预见到了晋军行动的目的，充分展现出他的才干。
不过，伯州犁此后的发展，却有些出人意料。
公元前547年，楚、秦二国进攻郑国，俘获了郑军主将皇颉。战争结束后，王子围与穿封戌二人为谁俘获了皇颉而争执不下。此时，伯州犁提出，让皇颉自己出来指认以解决这场纠纷。为讨好王子围，伯州犁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下其手地疯狂暗示，成功让皇颉承认是王子围俘获了他！
以忠正不阿闻名于世的伯宗，儿子竟然成了溜须拍马能手，这算不算是意外？
很多人认为，伯州犁的本性就是如此。但从王子围在篡位后首先就要杀伯州犁来看，伯州犁应该是楚国公室的忠臣。然而他之所以要讨好王子围，恐怕与蒍子冯拒绝当令尹的理由一模一样。楚康王即位后，五位弟弟倍受他宠爱；虽然弟弟们都没担任要职，依然可以严重影响朝政。王子围与穿封戌争功，就是现成的案例。正是见到众王子严重干扰国政、难有作为，蒍子冯才拒绝去当令尹。身为晋人的伯州犁，要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想讨好楚国权贵也就有情可原了。
伯州犁的堕落，就是环境使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众多人才难有用武之地，证实楚国确实难以人尽其才。
公元前552年，楚康王想提拔蒍子冯为令尹，蒍子冯却装病不愿赴任。不得已，楚康王只能改命子南为令尹。
子南即公子追舒，是楚庄王之子，楚康王亲叔。子南身边，有位名叫观起的庶人极为受宠。观起祖上曾是楚国卜尹，因为不是嫡子，到观起这一代就从士人降格成了庶人。在周代，庶人虽有人身自由，却不能从政。如今子南当上了令尹，权势大增；令尹要宠信一个人，还管他是士人还是庶人？
于是，子南就公然赏给观起车马数十乘，每天都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数十乘车马，那可是士大夫的待遇；观起一介庶人，没有任何战功，竟敢如此炫耀？
楚康王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瞅准时机就命人当朝擒杀了子南，还将观起车裂！
通常以为，这是子南培养私人势力招惹来的杀身之祸。可令尹身边有一两位宠臣，就足以构成死罪吗？
观起为人究竟如何，今人无法得知。可他的儿子观从却凭借一己之力，策划、推动了王子弃疾、王子比、王子皙三人推翻楚灵王，最终让王子弃疾篡得了王位。虽然观从不是楚平王亲信，可楚平王却极其欣赏他的才干。观从逃走后，楚平王费尽心思将他找回，并让他随意挑选楚国职位！观从才干，得到了楚平王推崇；那么培养了观从的观起，其才能又会是如何？
因此，子南宠信观起，更可能是因为他有才干，而不是其它。或许正因观起才能出众，子南才遭到了楚康王嫉恨，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楚国，令尹重用一位有才干之人都会被公室视作威胁，那么各阶层官员谁还敢随意提拔、重用人才呢？这正是楚国人才选用的另一重大弊端：除了公室少数掌权者外，任何其他人都不能随意选用人才。可公室对外的接触面毕竟有限，如此狭窄的仕途通道，又怎么能保证大多数楚国士大夫都人尽其才呢？
虽然楚国在用人时存在种种问题，可那么多“楚材”能被他囯重用而且大放异彩，证实楚国确实盛产人才。之所以如此，也许就源于楚武王创立的县制。县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县尹由楚王直接任命、直接管理。一旦县尹出现缺失，楚王随时可以撤换，严重时县尹甚至会被杀。巨大业绩压力下，县尹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以赢得楚王信任。对比东周普遍流行的世袭分封制，县制无疑更能锻炼和培养人才。
自楚武王创立县制后，楚国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就是“灭国为县”。因此，到春秋中晚期后，楚国治下的县越来越多，培养出的人才也就随之增多。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县尹在楚国都遭遇到了仕途“天花板”。
县尹再往上，就是令尹、司马、莫敖等等公室要职。
在春秋早期，令尹要么是由若敖氏家族垄断，要么就是王族中人担任；春秋中期后，若敖氏式微，蒍氏与屈氏才得以偶尔出任令尹。其他弱势公族及外族人士，除了楚文王时的彭仲爽与楚惠王时的沈诸梁外，在春秋期间再也没有谁能当令尹。不光是令尹，司马、莫敖等等要职，外族人士要想染指也是千难万难。
在吴王阖闾攻楚之际提出宏伟歼敌计划的沈尹戌，才能远胜当时令尹囊瓦与司马子期。可沈尹戌不过是左司马，权位在子期之下，完全没有战场决策权。最终，令尹囊瓦临时改变作战计划，造成了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之败，让楚国郢都沦陷！
沈尹戌的悲剧，证实了楚国仕途的“天花板”效应：无论再怎么有才，如果不是公室近亲，都难以获得令尹、司马等等要职。
申公巫臣出身于屈氏，所管理的申县（今河南南阳）也是晋、楚边境上的重要城邑，可他却甘愿放弃楚国的一切、逃往异国他乡——关键就在于巫臣遭遇到了仕途“天花板”，已看不到前途，所以干脆放弃，情愿与美人共度余生去了。
春秋早中期时，楚国能迅速发展壮大，就在于楚武王改革了分封制，创立了县制。县制创立，一方面让楚囯摆脱了分封制弊端、增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让大量楚人登上县尹岗位，得到了充分的培养和锻炼。
可在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公室集权的不断加强，楚国人才选用机制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公室集权程度高，执政严苛而“多淫刑”，让众多“楚材”在仕途上倍受摧残，很多幸存者还因此与楚国反目成仇；政治环境的种种险恶之处，让众多“楚材”都难以人尽其才，仕途举步维艰；狭窄的仕途通道，让楚国人才从政热情大打折扣；仕途的“天花板”效应，更是让众多的“楚材”对楚国彻底失望！
用人存在这么多弊病，楚国又怎么能留住人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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