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旧文，文字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为“熊出没”于2014年8月11日播发的文章，并重新添加了一些与作者相关的影像资料。音乐可以改变命运。一个毫无社会地位和尊严可言的美国＂屌丝＂提伯，因为热爱摇滚乐及操办音乐节而成为主流社会的名人。打动我们的不是人生际遇而是梦想之光：谁都可以做一个闪闪发光的音乐梦。不论年华老大或风华正茂，不论寂寂无名或功成名就。＂音乐公社＂与＂再出发＂音乐会，就是一种这样的闪光。）
＂伍德斯托克＂精神的传播者熊晓杰，2016年1月，在天窗再出发新年音乐会上演唱《夏夜如是说》。
“伍德斯托克”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音乐活动和文化革命。鲜有活动和事件可以与它媲美。但是，“伍德斯托克”精神不分国界、年代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心中。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此类活动，都是对“伍德斯托克”的致意，它们对于参与者的雕塑和激励，在正能量上是同等的。
1990年代，广州的音乐屌丝，左一为田敏，音乐公社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也是音乐公社Logo的设计者。
他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些人。这些人，尚未或刚刚走出象牙塔，完全没有社会经验和地位，他们惟一拥有的是对音乐和生活的热爱。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然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我知道，改变他们命运轨迹的肯定是一连串的事件，但我坚信，他们中的一些人真的是在那些被称为“伍德斯托克”的音乐活动中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获取能量的。
1993年，方辉、熊晓杰、黄利国在音乐公社《追忆似水流年》音乐会现场台侧。熊晓杰是这场演出的幕后操盘
而当年，我是这些广州类“伍德斯托克”活动的主要掺乎者。
刚刚参加工作那阵，我们有的是年轻的精力和矫情，大概有一两年的“六一”，我们一帮朋友—黄利国（江南黎果，广州曾经最有名的流浪记者，现在是行为艺术家兼水边吧吧主）、乐瑛（现东莞时报高管）、方辉（因毕业于当时的北广电视工程系，自称广州最懂音乐的“电工”）、林红等人在一起过的，美其名曰“缅怀童贞”。内容无非是喝酒、聊天、听歌和唱歌。由于方辉的原因，唱歌变得不同寻常，因为不是唱别人的口水歌，而是听方辉或和着他唱他自已创作的歌。那时候，我们都感到自已特像文化人。
有一天，方辉找到我，说他们一伙音乐爱好者纠集了一个组织，叫“音乐公社”，准备搞一个公开活动，嘱我找一帮记者朋友去鼓吹鼓吹。我找了一些跑文化口以及热衷文化的记者朋友—其中包括当时南方周末的著名误记，现在东莞时报的社长谭军波、广州日报的时尚青年、现在在广东新闻出版集团做《葡萄酒》杂志做总编辑的林放、文化兼摄影发烧友、现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陈锐军等人，曾经在体育和音乐上双栖著名而现在不知所终的孙朝阳以及以小李飞刀（当年名闻江湖的乐评人，现在在《21世纪经济报道》做副总编的李戎）等也不知从那冒了出来。当时的活动是在一个什么中专的破旧教室进行的，一伙人依次唱了自已的作品，良莠不齐，现场效果乏善可陈。见惯大场面的众记者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几天，方辉追问，为什么记者们一篇稿都没发。我说，就这活动，怎么发稿啊？方辉当时急了，说，那你说这种活动应该怎么搞？
这句话把我逼上了梁山。冲着这句话，我没法不练两手。我跟方辉说，我们要搞一个轰动全广州的活动，让“音乐公社”的哥们一炮而红。
1990年代初，广州东山宾馆的海霸皇大酒楼，属于广州的高档酒楼，晚上有音乐茶市。
要搞活动，必须有一个像样而且免费的场地，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骑着单位刚给我配的摩托车，带着方辉去找当时在广州饮食界非常有名的“海霸皇酒楼”。海霸皇的公关部长杨美英小姐是我的好朋友，但对我们的设想不太认同，我诲人不倦地跟她讲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如何凭借与摇滚乐的勾兑而一举成名的故事，但始终不能说服她及她的香港老板。最后，我只好使出杀手锏，说，如果你不做这个活动，你会后悔一辈子。杨小姐被我这句话震住了，说，你等等，我再去跟老板商量。几分钟过后，这事成了。
晚会被命名为“追忆逝水年华”，到底没脱落出“六一”情结。
1993年，音乐公社《追忆似水流年》音乐会，300多平方的海霸皇挤进了四百多人。陈锐军摄
晚会由黄利国和当时在广东新闻台做主持的全国“金话筒”陈晓琳客串主持，300多平方的海霸皇挤进了四百多人，不夸张地说，当时广州地头上留长发的男士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女士几乎全来了。当时有几个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为秦朔（原《南风窗》总编辑，现《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当时戴着顶旅游帽，一副纯朴少年形象；二是张晓舟（著名乐评及体育评论者），由广东话剧院的编剧吴楠给我们作介绍，说这是李戎的同学——当时李成名较张晓舟早，故有此说；三是王磊（南方非主流音乐扛旗者，出版过多张专辑），当时演出的安排中没有他，节目演完后，他自已冲上台，要求唱一首；这些人现在都各有所成，此是后话。
2016年的最后一天，张晓舟、方辉和李戎相聚在长隆草莓音乐节
这次活动，由于策划得当，新闻界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各报均有报道，称这次活动为广州地下音乐第一次浮出水面。
当年的十月，我们如法炮制了另一次演出，叫“分享生活”。有一些新乐队和个人加入了进来，如“焦距”、田敏、朱昕荣等，除了上一次参加过的方辉、林雨等人的“艳阳天”和曾向华外，“焦距”和田敏成为“音乐公社”的新动力。
1993年，黄利国和曾向华在音乐公社《追忆似水流年》音乐会现场。
说实话，参乎这些活动，除了帮朋友忙外——除方辉外，“音乐公社”当时的另外一位大将曾向华是我暨大时的“战友”，我们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还有一个想法是以此表示对主流文化圈的对抗对抗。当时的广州是全国流行音乐的中心，音乐人忙着在流水线上挣钱，生产出来的产品难免工业化（后来我认识了陈小奇、陈洁明、解承强等人并成为朋友后，觉得他们也挺有理想和抱负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批评者，保持适度的距离是多么的重要，呵呵），而“音乐公社”这些年轻人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个性和朴素得多。通过这种活动，我们也算是表达了一下自已对于庸常社会的抗议吧。
2016年11月，已移居澳洲的曾向华回广州，与昔日朋友欢聚，依旧痴心不改。
“音乐公社”凭着这两次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媒体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那一段时间的新闻人物。这些活动直接导致了《南方大摇滚》专辑的诞生。这些年轻人终于获得了他们应有的认同和荣誉。
2001年，六年后，“音乐公社”三度出击。
这次活动的起因源于头一年的罗大佑上海演唱会，由于在广州见不到罗大佑（当时上海站是罗大佑的第一场大陆演出，广州还没排上号），于是大家就有了在广州搞一场“向罗大佑致敬”演唱会的想法，但想法归想法，这年头，大家都为党国忙得昏天黑地。此事一拖就是数月。
正好我当时任职的《赢周刊》新张及迁址。借着这个由头，以及新理想华庭的场地，演唱会的念头再次发酵。想想罗大佑也太遥远了，干脆另想一由头，就叫“为了理想”吧。别以为是因为在新理想华庭才叫这个名，其实这个名是受少先队队歌的启发。搬到新理想华庭前，《赢周刊》在五羊新城办公，报社的旁边是一所小学，小学生们经常鼓乐齐鸣，高唱“为了理想，勇敢前进，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我们常常感动于此，于是“为着理想”就脱颖而出。我想这个名字也会受到朋友们的认同的。我们大多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身上残留着理想主义和英难主义的气质，“为着理想”与我们的气质正好吻合。
2001年，林雨在“为着理想”音乐会上演出
那一次，不仅广州的一些老人们悉数出席，还专门从深圳、珠海和香港等地邀请了一些非主流乐队。在珠江边、大草坪上，牛鬼蛇神，一锅乱炖。
那一次音乐会的副产品是《赢周刊》印制的T恤，上面印着“为着理想”等文字，是比较早期和另类的文化衫。除了文字外，还有几款印有格瓦拉、雷锋等图像的。那次活动过后的好长时间后，在广州街头仍然可以看到有人穿着这些文化T晃悠。
2001年，熊晓杰、方辉和陈锐军在为着理想音乐会现场
这些活动，都是典型的地下活动。没有报批、没有主办单位、没有费用支出（第三次新理想华庭的老板李洁裕赞助了T恤费用）、没有正式的事前宣传推广。信息都在一个亚文化的圈子里流动。不鸣则已，一呼百应。
这样一些活动，对于我们操办者而言，是一次次愉悦的历程。而对于曾经邂逅它的人而言，有可能是一次思想的冲击和观念的完全改变。这些年来，经常有人跟我说起“音乐公社”的事，以及参加那些活动所带给他们的影响。有一位男孩，当时是广东民族学院（现在叫广东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非常内向，不善言谈，客观地来讲，形象也一般。但你能在他的木讷、紧张中，看到他内心的激情和渴望。他当时充当的是类似义工这样的角色吧，鞍前马后地瞎忙。几年后，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干上了与文化相关的工作，谈吐自如、装扮得体，气质与过去迥异，文艺范十足。N年后，当我读到《制造伍德斯托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就是广州的提伯。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已的迷惘和青涩。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年轻人选择了音乐的旗帜，对抗现实的无趣和泥沼，100多万人所创造的史无前例的文化事件持久地影响着美国仍至全球的青年亚文化。“伍德斯托克”一代盖棺论定，浩气长存，留下关于和平、爱、理想、自由的大音。
广州的地下音乐活动，自然与“伍德斯托克”在规模上没有可比性，但是，它同样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以理想主义的勇气，自我唤醒、自我激励的一个尝试。在那样一个相对保守、庸常的环境下，在一个缺乏认同感和存在感的年纪，有音乐和朋友分享，曾经是一个多么令人愉悦和兴奋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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