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法度与个性（论隶意对书法的影响与启示）

董力维/文

【摘要】隶书作为汉代通行的字体，在文字、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隶书中隶意的内涵，说明隶意在各体书法中的表现与作用，以及隶意对书法创作的积极影响，从而得出作书必遵隶古意的结论，并由此展开对当下书法学习的启示。

【关键词】隶书；隶意；影响；启示

“隶意”是隶书中独特的用笔意韵，在书法的创作与品评中具有重要作用，历代书家对此追求不辍。欲充分运用“隶意”来扩充书法的审美内涵，则需了解隶书与“隶意”的含义与表达方式，和它对各体书法的影响所在。只有明晰此理，才能高效汲取古法中的养分并应用到当下书法实践，为书学发展带来裨益和启迪。

书法的法度与个性（论隶意对书法的影响与启示）(1)

一、隶书与“隶意”阐释（一）隶书释名

秦始皇兼并天下并任命李斯为相，统一文字，罢与秦文不合者。小篆便成了官方定义的正体文字。但民间则有一种更为简易且流行的字体，即隶书。古人对隶书之名的定义大致有两种说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隶，给劳辱之役者。汉始置司隶，亦使将徒治道沟渠之役。按隶与仆义同。皆训附”。[1]隶字即解释为“附庸”，顾名思义隶书则为篆书之附庸，其作用是分承篆书日常书写任务；或者把它称作“役者”“役徒”之书。《汉书·艺文志》载：“是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放之于徒隶也”。[2]由此可知隶书是由“徒隶之人”创造的，是中下层民众使用的通俗字体。这种字体渐渐得到重视，流传甚广，并形成了浓郁且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波挑、蚕头雁尾等特征。后人把这种成熟的隶书又称为“八分、分书”。张怀瓘曰：“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就是说这种字体左右开张，字形宽阔且舒展，如“八”字两笔画的分散之形。唐人把这种风格纯熟的隶书称作八分，把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楷书称为隶书，不作赘言。

（二）“隶意”的内涵

秦衰汉兴，隶书这一简洁易写，风格秀美的字体逐渐适行，兴盛于简牍、碑刻的书写中，形成独特的字体特色：波挑分明，方圆并用，字势宽博。成公绥《隶书体》中言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或轻拂徐振，欢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3]简明扼要地提出隶书规矩而简易的特点，并生动描写出隶书书写过程中活泼的笔势，也指出这一书体的审美价值。而“隶意”就是从隶书的书写习惯与结体、用笔特征生发出的特殊意象，即隶书笔意。主要表现为起笔方圆兼备，行笔有提按变化，收笔则出波挑，形成“蚕头雁尾”之态。字形较宽阔、方扁，字距大于行距，行间温润，颇有庙堂之气。郭沫若言：“隶书的笔意具体地说来，是在使用方笔，逆入平出，下笔藏锋而落笔不收锋，形成所谓 ‘蚕头’和‘雁尾’。这样的用笔法，就是所谓隶书笔意”。

[4]故在书法中，“隶意”还表达为“分势、隶笔、横势”等，具体则表现为用笔、结构能得隶书的特点和优长。书写不同字体时加入隶书笔意，能使书作更为高古，审美元素更为丰富。

书法的法度与个性（论隶意对书法的影响与启示）(2)

二、“隶意”对各体书法的影响（一）篆书中的“隶意”

前文已言，篆书先于隶书出现，且隶书是作为代替篆书日常书写任务出现的民间字体，它简省篆书繁复的结构，化圆为方，化曲为直。后来隶书用笔的习惯与特点反而影响篆书的写法。三国时东吴碑刻《天发神谶碑》即是颇有隶意的篆书碑刻。此碑传为皇象所书，碑中文字虽是篆体，但用笔方圆斩截，横画多有棱角，方起方收，锋芒毕露，竖画钉头尖尾，中锋收笔，似悬针状，显示出厚重雄强之气。在隶书出现之前，篆书体势多以纵势为主，用笔圆融婉畅，首尾回护，而此碑书于隶书大兴的时代，故篆法多参隶体，体势宽方，用笔有如大刀阔斧，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从而表现出独具一格的审美价值，堪称书法史中的奇葩。

清代书家赵之谦五体兼通，尤以篆隶为绝妙，他继承邓石如的传统，以隶写篆，以篆参隶，取法广博。他的篆书不单以秦篆为本，亦以汉代碑刻隶书，汉镜铭、砖铭为取法对象，形成了既圆融多姿，又笔致雄强的独特风格，宽博自然，奇正相生，是博取“隶意”创立篆书风格的经典写照。刘熙载《书概》即言：“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5]更是直接提出“隶意”与篆书密切的关系，即用隶写篆，可使两种体风格互补，相得益彰，更能激发书者强大的创造力。

（二）楷书、行书中“隶意”

汉魏以来，篆隶古法逐渐被楷、行书进一步冲击和拆解，在隶变的过程中，古体书融入民间俗书的写法，并在钟繇、王羲之等天才书家的创造下艺术化、法度化，楷书和行书由此创立。钟繇被尊为“楷书之祖”，自古颇受赞誉，他的传世书作《荐季直表》《贺捷表》堪为神品，其楷书隶意未脱，宽博浑厚，古朴典雅，布局紧密，所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钟繇推动了隶书向楷书的演变，而他的书作亦因深受隶书影响才高迈绝世，不同常俗，钟书中的“隶意”正是连接古今笔法的桥梁，盖以此而传书脉一道，意义颇深。

王羲之的楷书、行书在师法汉魏名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变古形，楷书之今体。其楷书、行书中俱存隶书古法，他的《青李来禽帖》结体落落，潇洒纵横，不拘平正，与后世端楷不同，正因其所处时代去古未远，故深得汉隶飘扬奔放之意。王羲之行书《姨母帖》更是全以隶笔出之，用汉简法，笔致凝重，转折处生拗峭拔，结体横势宽阔，古意盎然，具有无与伦比的高华气质。何绍基言：“右军行书，全是章草笔意，尤当深备八分气度”。[6]充分显示出“隶意”对右军书法的深刻影响。杨慎在其《墨池琐录》中说：“刘静能曰：钟、王不能变乎蔡邕，蔡邕不能变乎籀古，今古虽殊，其理则一。钟、王虽变新奇，而不失隶古意”。[7]直言虽古今不同，时代交替，但书法的精义是存续的，是一脉相承的。钟繇、王羲之不能尽变蔡邕隶古，就像蔡邕不能尽变籀古一样，虽各有新奇，但隶意相同，这便是隐形的“书脉”。

唐代书家褚遂良被尊为有唐一代“广大教化主”，其楷书全从北方隶法中来，如《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等正楷碑刻，皆用八分遗意，以波代撇，兜裹含蕴，出挑磔笔，雁尾分明，偶见其细削笔画，亦飞动灵俏。因褚遂良所处初唐，天下一统，南北通会，而褚书多从齐、隋间来，北碑楷书多传隶法，这便赋予了褚遂良早期书法浓厚的历史凝重感，其书垂必缩、往必收，一转一折皆顿挫有气，因“隶古意”的加持，使褚书与后世媚俗书风不可同日而语。褚遂良书法得“隶意”三昧，不仅表现为远致、宽博的古意，还表现在唐太宗崇王倡导下习得王羲之真妙，实是一箭双雕。褚遂良故能尽脱初唐时盛行南朝糜媚风气之窠臼，南北合汇，中庸调和，博大而流美，开有唐一代书法风气。“可以说，褚遂良为新朝建立了一套新的法度，也为唐‘法’增添了新的内容”。[8]

（三）草书中的“隶意”

草书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追溯到汉隶兴盛的时代，早期草书由隶书变化而得，名为章草。由于汉时基层官吏、书佐公务繁重，公文书写量巨大，隶书已不能满足日常书写的需要，聪慧的劳动人民又对正体隶书进一步改造、简省，创造出了章草。章草书古朴典雅，又灵动俊俏，其中许多笔画更是直接参用隶书波、磔笔法，轻重缓急，一一分明。篇章上字字独立，不相连属却又举重若飞。可以说，章草是“隶古意”最为浓厚的书体。崔瑗、张芝等书家正是用章草确立了书法史上最早的草书秩序，正因他们融通古法，又精熟过人，把草书艺术从一经初始就推向了最巅峰。

到了魏晋之时，章草书逐渐演化为今草，今草褪去了厚重的波尾，体势也由横变纵，书写速度加快，字与字之间出现了连带，字形变化也更丰富、恣肆。王羲之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发书之精神，破瓢琢雕洗，推动草书尽脱古形，确立新的审美格局，唐人谓之为“草圣”。右军虽独创今体，但他极善隶书、章草，庾翼亦善章草旧体，颇不服羲之书名，及羲之用章草书写信予其兄庾亮，庾翼才叹服，称其：“焕若神明，顿还旧观”。[9]可见羲之草书有深厚的古隶之法，虽以今草显世，而实未尽舍去“隶意”。其草书《远宦帖》多参用章草字形，且用笔频用隶笔，厚重古雅，既有相比章草更快捷的速度，又有精心营造的宏阔空间，兼具时、空二维度，是寓古法于今体的典范。传王羲之自论草书言：“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10]即言作草书须用篆、隶之法，尽心精作，方能得其妙。“隶意”对草书的影响，不言而喻。

书法的法度与个性（论隶意对书法的影响与启示）(3)

三、由“隶意”带来的的启发

朱长文《续书断》云：“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11]从行文用字来讲，自秦汉以来，篆隶书作为古体书法更接近字义本源，更能直接表达“六书”义理，而后世楷、行、草书盛行，减损笔画，多失去古代用字精义，导致讹误频生，错字、造字源源不绝。张绅《法书通释》言：“善书者笔迹皆有本原，偏旁俱从篆隶。智者洞察，昧者莫闻。是以法篆则藏锋，折搭则从隶。用笔之向背，结体之方圆，隐显之中皆存是道。人徒见其规模乎八法，而不知其从容乎六书”。[12]更是直接指出书法中的“八法”当合乎六书之旨，善书之人不单形式技巧有过人之处，而其字外功夫更显于纸墨之间，一字一画之来由皆从古法；故善于观书者一眼便望知其意。何谓书法？基本要义则为“法”，法度不单要求字写得好、用笔合乎书写习惯，更要求字须写对，且明晓字的由来与意义。后人作字，繁简混用，正俗不分，皆因不通古法。我们学习书法要学古人字字考究，融通隶古的精神，具有维护书脉一道的自觉，不能“志在趋时，心存干禄，或则刻意师古，有意好奇，未探索于源流，徒寻求于碑版，竟数典而忘祖”，[13]应探寻字体的由来与本原，从古篆、隶师法，得“隶意”陶染，才能使自己的学书路途更为平坦。

从艺术形式的学习来说，习篆书加入隶书笔意，则在篆势“婉而通”的基调上增添“精而密”的内涵，为篆书书作注入端方、庄正的气度，从而使书作方圆结合，各持其度。习楷、行书时用笔多参隶笔，能得高古之意，气质自然与妍媚书风不同，借鉴隶书笔画“一波三折”，则气韵浓厚，更具意味；结体以横取势，左右开张，以宽博取胜，有“八分”气度，则更具庙堂气，能得沉雄端稳之感。苏东坡言：“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14]是言写楷书得端庄容易，而活泼洒脱之意难；写草书得飘扬之势容易，而静穆端稳之意难。在草书创作中，用章草、隶书古法，自然能严整、庄重。故书写时应多参“隶意”，能使楷书活泼率意，使草书端严朴厚，如此而来，静的书体有动感，动的书体得静气，让作品中具有矛盾的对立统一，便达到书法美的最高要求。

黄伯思言：“魏钟元常及士季，晋王世将、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于迁就隶书，运笔结体既圆劲淡雅，字率扁而弗椭。今传世者……虽经摹拓，而古隶典刑具在”。[15]古时诸名家皆从隶书汲取养分，又自作创立而得一世书名，尤其是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此四贤历来被赞誉为书法史上超凡绝伦之人，钟、张、二王之书迹虽距今千年，经后人反复摹拓、翻刻，仍全是“古隶典刑”，正是古贤依托隶古之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会有后世难以企及的成就。我们更无理由不去充分学习隶书，应接受“隶意”对书法的熏陶。更不能对此古法熟视无睹，以“新”创新，欲以新巧取胜，则全然如无本之木，风过而尽折，不得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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