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力维/文

【摘要】隶书作为汉代通行的字体,在文字、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隶书中隶意的内涵,说明隶意在各体书法中的表现与作用,以及隶意对书法创作的积极影响,从而得出作书必遵隶古意的结论,并由此展开对当下书法学习的启示。

【关键词】隶书;隶意;影响;启示

“隶意”是隶书中独特的用笔意韵,在书法的创作与品评中具有重要作用,历代书家对此追求不辍。欲充分运用“隶意”来扩充书法的审美内涵,则需了解隶书与“隶意”的含义与表达方式,和它对各体书法的影响所在。只有明晰此理,才能高效汲取古法中的养分并应用到当下书法实践,为书学发展带来裨益和启迪。

书法的法度与个性(论隶意对书法的影响与启示)(1)

一、隶书与“隶意”阐释(一)隶书释名

秦始皇兼并天下并任命李斯为相,统一文字,罢与秦文不合者。小篆便成了官方定义的正体文字。但民间则有一种更为简易且流行的字体,即隶书。古人对隶书之名的定义大致有两种说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隶,给劳辱之役者。汉始置司隶,亦使将徒治道沟渠之役。按隶与仆义同。皆训附”。[1]隶字即解释为“附庸”,顾名思义隶书则为篆书之附庸,其作用是分承篆书日常书写任务;或者把它称作“役者”“役徒”之书。《汉书·艺文志》载:“是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放之于徒隶也”。[2]由此可知隶书是由“徒隶之人”创造的,是中下层民众使用的通俗字体。这种字体渐渐得到重视,流传甚广,并形成了浓郁且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波挑、蚕头雁尾等特征。后人把这种成熟的隶书又称为“八分、分书”。张怀瓘曰:“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就是说这种字体左右开张,字形宽阔且舒展,如“八”字两笔画的分散之形。唐人把这种风格纯熟的隶书称作八分,把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楷书称为隶书,不作赘言。

(二)“隶意”的内涵

秦衰汉兴,隶书这一简洁易写,风格秀美的字体逐渐适行,兴盛于简牍、碑刻的书写中,形成独特的字体特色:波挑分明,方圆并用,字势宽博。成公绥《隶书体》中言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或轻拂徐振,欢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3]简明扼要地提出隶书规矩而简易的特点,并生动描写出隶书书写过程中活泼的笔势,也指出这一书体的审美价值。而“隶意”就是从隶书的书写习惯与结体、用笔特征生发出的特殊意象,即隶书笔意。主要表现为起笔方圆兼备,行笔有提按变化,收笔则出波挑,形成“蚕头雁尾”之态。字形较宽阔、方扁,字距大于行距,行间温润,颇有庙堂之气。郭沫若言:“隶书的笔意具体地说来,是在使用方笔,逆入平出,下笔藏锋而落笔不收锋, 形成所谓 ‘蚕头’和‘雁尾’。这样的用笔法, 就是所谓隶书笔意”。

[4]故在书法中,“隶意”还表达为“分势、隶笔、横势”等,具体则表现为用笔、结构能得隶书的特点和优长。书写不同字体时加入隶书笔意,能使书作更为高古,审美元素更为丰富。

书法的法度与个性(论隶意对书法的影响与启示)(2)

二、“隶意”对各体书法的影响(一)篆书中的“隶意”

前文已言,篆书先于隶书出现,且隶书是作为代替篆书日常书写任务出现的民间字体,它简省篆书繁复的结构,化圆为方,化曲为直。后来隶书用笔的习惯与特点反而影响篆书的写法。三国时东吴碑刻《天发神谶碑》即是颇有隶意的篆书碑刻。此碑传为皇象所书,碑中文字虽是篆体,但用笔方圆斩截,横画多有棱角,方起方收,锋芒毕露,竖画钉头尖尾,中锋收笔,似悬针状,显示出厚重雄强之气。在隶书出现之前,篆书体势多以纵势为主,用笔圆融婉畅,首尾回护,而此碑书于隶书大兴的时代,故篆法多参隶体,体势宽方,用笔有如大刀阔斧,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从而表现出独具一格的审美价值,堪称书法史中的奇葩。

清代书家赵之谦五体兼通,尤以篆隶为绝妙,他继承邓石如的传统,以隶写篆,以篆参隶,取法广博。他的篆书不单以秦篆为本,亦以汉代碑刻隶书,汉镜铭、砖铭为取法对象,形成了既圆融多姿,又笔致雄强的独特风格,宽博自然,奇正相生,是博取“隶意”创立篆书风格的经典写照。刘熙载《书概》即言:“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5]更是直接提出“隶意”与篆书密切的关系,即用隶写篆,可使两种体风格互补,相得益彰,更能激发书者强大的创造力。

(二)楷书、行书中“隶意”

汉魏以来,篆隶古法逐渐被楷、行书进一步冲击和拆解,在隶变的过程中,古体书融入民间俗书的写法,并在钟繇、王羲之等天才书家的创造下艺术化、法度化,楷书和行书由此创立。钟繇被尊为“楷书之祖”,自古颇受赞誉,他的传世书作《荐季直表》《贺捷表》堪为神品,其楷书隶意未脱,宽博浑厚,古朴典雅,布局紧密,所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钟繇推动了隶书向楷书的演变,而他的书作亦因深受隶书影响才高迈绝世,不同常俗,钟书中的“隶意”正是连接古今笔法的桥梁,盖以此而传书脉一道,意义颇深。

王羲之的楷书、行书在师法汉魏名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变古形,楷书之今体。其楷书、行书中俱存隶书古法,他的《青李来禽帖》结体落落,潇洒纵横,不拘平正,与后世端楷不同,正因其所处时代去古未远,故深得汉隶飘扬奔放之意。王羲之行书《姨母帖》更是全以隶笔出之,用汉简法,笔致凝重,转折处生拗峭拔,结体横势宽阔,古意盎然,具有无与伦比的高华气质。何绍基言:“右军行书,全是章草笔意,尤当深备八分气度”。[6]充分显示出“隶意”对右军书法的深刻影响。杨慎在其《墨池琐录》中说:“刘静能曰:钟、王不能变乎蔡邕,蔡邕不能变乎籀古,今古虽殊,其理则一。钟、王虽变新奇,而不失隶古意”。[7]直言虽古今不同,时代交替,但书法的精义是存续的,是一脉相承的。钟繇、王羲之不能尽变蔡邕隶古,就像蔡邕不能尽变籀古一样,虽各有新奇,但隶意相同,这便是隐形的“书脉”。

唐代书家褚遂良被尊为有唐一代“广大教化主”,其楷书全从北方隶法中来,如《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等正楷碑刻,皆用八分遗意,以波代撇,兜裹含蕴,出挑磔笔,雁尾分明,偶见其细削笔画,亦飞动灵俏。因褚遂良所处初唐,天下一统,南北通会,而褚书多从齐、隋间来,北碑楷书多传隶法,这便赋予了褚遂良早期书法浓厚的历史凝重感,其书垂必缩、往必收,一转一折皆顿挫有气,因“隶古意”的加持,使褚书与后世媚俗书风不可同日而语。褚遂良书法得“隶意”三昧,不仅表现为远致、宽博的古意,还表现在唐太宗崇王倡导下习得王羲之真妙,实是一箭双雕。褚遂良故能尽脱初唐时盛行南朝糜媚风气之窠臼,南北合汇,中庸调和,博大而流美,开有唐一代书法风气。“可以说,褚遂良为新朝建立了一套新的法度,也为唐‘法’增添了新的内容”。[8]

(三)草书中的“隶意”

草书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追溯到汉隶兴盛的时代,早期草书由隶书变化而得,名为章草。由于汉时基层官吏、书佐公务繁重,公文书写量巨大,隶书已不能满足日常书写的需要,聪慧的劳动人民又对正体隶书进一步改造、简省,创造出了章草。章草书古朴典雅,又灵动俊俏,其中许多笔画更是直接参用隶书波、磔笔法,轻重缓急,一一分明。篇章上字字独立,不相连属却又举重若飞。可以说,章草是“隶古意”最为浓厚的书体。崔瑗、张芝等书家正是用章草确立了书法史上最早的草书秩序,正因他们融通古法,又精熟过人,把草书艺术从一经初始就推向了最巅峰。

到了魏晋之时,章草书逐渐演化为今草,今草褪去了厚重的波尾,体势也由横变纵,书写速度加快,字与字之间出现了连带,字形变化也更丰富、恣肆。王羲之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发书之精神,破瓢琢雕洗,推动草书尽脱古形,确立新的审美格局,唐人谓之为“草圣”。右军虽独创今体,但他极善隶书、章草,庾翼亦善章草旧体,颇不服羲之书名,及羲之用章草书写信予其兄庾亮,庾翼才叹服,称其:“焕若神明,顿还旧观”。[9]可见羲之草书有深厚的古隶之法,虽以今草显世,而实未尽舍去“隶意”。其草书《远宦帖》多参用章草字形,且用笔频用隶笔,厚重古雅,既有相比章草更快捷的速度,又有精心营造的宏阔空间,兼具时、空二维度,是寓古法于今体的典范。传王羲之自论草书言:“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10]即言作草书须用篆、隶之法,尽心精作,方能得其妙。“隶意”对草书的影响,不言而喻。

书法的法度与个性(论隶意对书法的影响与启示)(3)

三、由“隶意”带来的的启发

朱长文《续书断》云:“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11]从行文用字来讲,自秦汉以来,篆隶书作为古体书法更接近字义本源,更能直接表达“六书”义理,而后世楷、行、草书盛行,减损笔画,多失去古代用字精义,导致讹误频生,错字、造字源源不绝。张绅《法书通释》言:“善书者笔迹皆有本原,偏旁俱从篆隶。智者洞察,昧者莫闻。是以法篆则藏锋,折搭则从隶。用笔之向背,结体之方圆,隐显之中皆存是道。人徒见其规模乎八法,而不知其从容乎六书”。[12]更是直接指出书法中的“八法”当合乎六书之旨,善书之人不单形式技巧有过人之处,而其字外功夫更显于纸墨之间,一字一画之来由皆从古法;故善于观书者一眼便望知其意。何谓书法?基本要义则为“法”,法度不单要求字写得好、用笔合乎书写习惯,更要求字须写对,且明晓字的由来与意义。后人作字,繁简混用,正俗不分,皆因不通古法。我们学习书法要学古人字字考究,融通隶古的精神,具有维护书脉一道的自觉,不能“志在趋时,心存干禄,或则刻意师古,有意好奇,未探索于源流,徒寻求于碑版,竟数典而忘祖”,[13]应探寻字体的由来与本原,从古篆、隶师法,得“隶意”陶染,才能使自己的学书路途更为平坦。

从艺术形式的学习来说,习篆书加入隶书笔意,则在篆势“婉而通”的基调上增添“精而密”的内涵,为篆书书作注入端方、庄正的气度,从而使书作方圆结合,各持其度。习楷、行书时用笔多参隶笔,能得高古之意,气质自然与妍媚书风不同,借鉴隶书笔画“一波三折”,则气韵浓厚,更具意味;结体以横取势,左右开张,以宽博取胜,有“八分”气度,则更具庙堂气,能得沉雄端稳之感。苏东坡言:“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14]是言写楷书得端庄容易,而活泼洒脱之意难;写草书得飘扬之势容易,而静穆端稳之意难。在草书创作中,用章草、隶书古法,自然能严整、庄重。故书写时应多参“隶意”,能使楷书活泼率意,使草书端严朴厚,如此而来,静的书体有动感,动的书体得静气,让作品中具有矛盾的对立统一,便达到书法美的最高要求。

黄伯思言:“魏钟元常及士季,晋王世将、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于迁就隶书,运笔结体既圆劲淡雅,字率扁而弗椭。今传世者……虽经摹拓,而古隶典刑具在”。[15]古时诸名家皆从隶书汲取养分,又自作创立而得一世书名,尤其是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此四贤历来被赞誉为书法史上超凡绝伦之人,钟、张、二王之书迹虽距今千年,经后人反复摹拓、翻刻,仍全是“古隶典刑”,正是古贤依托隶古之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会有后世难以企及的成就。我们更无理由不去充分学习隶书,应接受“隶意”对书法的熏陶。更不能对此古法熟视无睹,以“新”创新,欲以新巧取胜,则全然如无本之木,风过而尽折,不得不令人深思。

书法的法度与个性(论隶意对书法的影响与启示)(4)

四、结语

回顾中国书法史,史中最重要,最有经典意义的书家无不精习隶书,深得隶书笔意,我们应对此现象多予以关注和思考,找到其中的现实意义。以上即隶书、“隶意”之释名与阐述,以及隶书笔意对各体书法创作学习的影响与启示说明。旨在尽心发掘“隶意”的价值和作用,从而对当下书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带来经验和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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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黄伯思.东观余论[A].崔尔平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9.

(原载于《中国民族博览》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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