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八大山人创作的艺术形象，山呀，水呀，特别是花呀，鸟呀，鱼呀，猫呀，异常鲜活，视觉冲击力、艺术感染力和思想震撼力都很强，但总感觉里面有一种情绪，瞪着一双眼，板着一个脸，耸着一个背，窝着一肚火，憋着一股气。
这不是八大山人个人的情绪牢骚，也不是八大山人的性格怪癖，八大山人的这种价值取向、思想表现与情绪发泄，和当时的清代遗民知识分子的情绪是相互契合、同频共振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的艺术表达。
因此，要了解八大山人，要读懂八大山人的画与诗，不但要了解当时的政治格局，军事形势，还要了解当时的思想领域和文坛艺苑，要了解当时清朝廷的知识分子政策，要了解明末遗民知识分子的不合作态度，这是一个对八大山人思想和书画创作产生了深刻和深远影响的一个因素。
清廷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就实施“留头不留发”的屠杀政策，后来又大肆制造文字狱，用高压的文化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加强专制统治。试举流传较广的几个例子。
礼部侍郎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是“雍正”二字削掉上半部分，影射雍正“砍头”。雍正皇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本来之已经够惨够冤了，可还不够，其尸被戮，其亲属或处斩、或凌迟、或流放。
1730年(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皇帝马上把徐骏革职，接着又查抄徐家，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雍正认为其存心诽谤，依大不敬律斩立决。
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皇帝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因此被杀，并罪及师友。
徐述夔，原名赓雅，江苏扬州府东台县拼茶镇(今属如东县)人，先世世代居官。乾隆三年( 1738年)，徐述變与江南长洲沈德潜等共乡试，皆中举人，交往过密，友谊甚为深厚。这一年乡试的科制艺题是《行之以忠》，他文中有：“礼者，君所自尽者也”。礼部磨勘，文有违碍，认为“君所自尽”为大不敬，处以罚停会试。满怀希望科举以进身的徐述夔遭此厄运，回到故里以诗酒遣愁，其郁愤之情露于笔端。晚年取得一个拣选知县的身份，乾隆二十八年病故。其子怀祖系监生，为追念先人业迹，刊刻其《一柱楼诗集》等著作。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徐怀祖病故。
他生前盖了一幢房屋，命名为“一柱楼”，还挂了一幅《紫牡丹图》，并在画上题诗曰：“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后来，徐家和蔡家发生纠纠纷，这部《一柱楼诗集》被查抄出来，一查，里面还写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皇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剖棺戮尸，其孙子和为诗集校对的人全被处死，江苏藩司等一批官员被革职。又查出沈德潜曾经替徐述夔作传，称赞其品行文章，并且“夺朱非正色”两句正是沈诗《咏黑牡丹》中的句子，于是，已经死掉的沈德潜也跟着倒了大霉。
这，引起了士人知识分子的极大反抗。
先看看明末清初的三位大思想家吧。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清代学者刘献廷评价：“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王夫之(1619-1692)
但就是这样一个顶级文人，王夫之的政治立场和行为操守却异常鲜明和刚绝。明朝灭亡后，在家乡衡山起兵抗清，失败。投奔南明永历政权，继续抗清，又败。于是隐居石船山。他誓不剃发，还在隐居室内挂一幅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既表现了学问上开拓创新的旨趣，更表现了政治上决不仕清的气节。他出门时，无论天晴下雨，都穿着一双木拖鞋，打着一把油纸伞，他把这叫做“不踩清朝地，不顶清朝天”。晚年，王夫之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清廷官员携带礼品登门拜访，他拒不接见，并写一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顾炎武(1616-1682)，江苏昆山人。著名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大学问家。
顾炎武(1616-1682)纪念馆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他注重广求证据、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虽然他不以政治才干而闻名于世，可他有政治抱负，更有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他的器识远不是一般文人秀才可以比拟的。他讲求经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他遍游各地，结交豪杰义士，实地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他的《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绝不是书生们的空泛之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对顾炎武十分推崇。1913年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就把顾炎武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言行抄录下来，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到晚年，毛泽东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的人。
就是这个顾炎武，明亡之后，积极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潜心学术，累拒仕清。他本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了，进入清朝了，他怎么能又是降(与“绛”同音)呀，又是忠清的，得改名。改什么呢？文天祥有个学生叫王炎午，于是他就改名“炎武”。明亡后，顾炎武每年端午节都要在门前高高悬挂一棵大头菜，包上蒜青，还用白布写上“避青”二字。1680年，他夫人逝世，他赋诗祭拜，说“地下相逢告父老，遗民犹有一人存”。这一年他68岁，两年后，去世。
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渊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1610-1695)
黄宗羲参加过福王政权的抗清，失败后发愤写了一部《明夷待访录》，表达他的政治理想。“明夷”是《易经》中的一个卦名，“明”是太阳(离)，亦为“大明”，“夷”是损伤之意。意思是“明入地中”，象征太阳落山时的黄昏，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景，意光明受到伤害，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期盼，用“明夷”暗示明朝虽亡，其政尚在，其史长存，其兴可待。“待访”是等待贤者来采访采纳，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
梁启超曾论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术，说：“他们认为明朝之亡是学者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的合作。”诚如梁启超所说，鲜明的政治性和时代性成为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些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特点(何平华：《八大画风与楚骚精神》，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除了这三位思想家，清朝初年的艺术家们也普遍具有和表达了不合作的拒清态度，试举几例。
文学界的戏剧家孔尚任借南明福王时的名妓李香君见国破家亡，以面血溅扇，被杨龙友把血点画成桃花的故事，写成《桃花扇》剧本，唱出明朝遗民悠悠不尽的亡国之痛和国破山河碎的悲惋之情。
清初的许多画家也用书画的形式来反抗黑暗的现实，擅画政治历史题材人物画的画家陈洪绶(1598-1652)，浙江诸暨人。明亡后，削发为僧，改号悔迟，名悔僧，以表达对国家没尽到责任的悔恨自责心情。自云：“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入清后，他佯狂纵酒，拒不入仕，还绘《归去来图卷》，规劝入仕清廷的老友周亮工，应守节不移。
项圣谟(1597-1658)，浙江嘉兴人。画山水为主，喜欢画老树和高大乔木，松树画得特别好，号称“项松”。明亡以后，项圣谟在画上题写朝代的纪年，仅用干支，并钤盖“江南在野臣”、“在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等印，以彰志节。1644年，他一听到崇祯自尽的消息，就创作了一幅《朱色自画像》，画自己背靠一株大树抱膝而坐。肖像部分全用墨笔白描钩出，不用色彩，而大树及远处的山峦，则全用朱色。他借“朱”色表示自己永远是明王朝的人。落款还特别写上自己是“江南在野臣”。1646年，项圣谟画了一套《写生册》，其中第五幅画着一株古松，蟠曲虬结，饱经风霜雨雪之后挣扎着生长起来，顽强傲岸，画上题道：“幼蒨有盆松，古怪之极，余喜而图之，翻盆易地，志不移也。”以古松自喻，岁寒不凋、坚贞不二。《大树风号图》中的大树，树干挺直粗壮，像是一位老人，饱经沧桑，屡遭摧折，却誓不屈服。
《且听寒响图》画了两棵枝老树，其一挺直，其一偃侧，互相呼应，它们面对严寒，虽然枝叶凋零，却精神饱满，刚强傲岸。再看八大的《古梅图》和仅用干支的做法，我们就有所理解了。
《古梅图轴》，纸本墨笔，纵96厘米、横55.5厘米。168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八大山人全集》第1册第46页，江西美术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书法家恽南田，16岁就在福建参加抗清斗争，他的家庭成员，多是抗清义士，两个兄长都死于抗清。他本人也积极抗清，失败后，一生不应科举，不做官，采取与清朝绝不合作的立场，他的所有作品、书信，从不署清朝的年号，而是用天干地支。他就以这种消极、沉默的反抗抒发自己的情感。他说：“群求必同，同群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枯木，此画中所谓意。”(参见王璜生、胡光华：《中国画艺术专史·山水卷》，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页)
山水画家傅山(1607-1684)，山西人。家学渊源，经史子集，书画医学、音韵训诂、文字金石，无不贯通，是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之一。明亡后，傅山痛不欲生，写道：“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他从事反清活动，失败后入狱，被营救出狱后，出家为道，着朱衣，居土穴，以“朱衣道人”自居。1684年他死的时候，还遗命以朱衣黄冠殓葬，表明自己永远是朱明王朝的臣民。康熙登基后，为笼络人心，采取安抚政策，招徕博学鸿儒进京，傅山名列其中，可他坚决不从。清政府只好把他捆在床上抬进京城。到了京郊，他又拒不入城。刑部尚书只得奏报康熙皇帝，说他有病不能前往。康熙遂降诏许其免试，并特赐中书舍人以示恩宠，同意他回山西。按大清礼制，傅山必须入朝谢恩，他依然称病不肯，被人抬着强行入朝，看到宫城午门，想起这里曾是明朝的宫廷，不禁泪湿沾衣，扑倒在地，刑部尚书趁机说：“这就算谢恩了”(百折：《教你欣赏书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值得注意的是，据《八大山人年表》，八大山人和傅山是有过交往的。1690年10月，65岁的八大山人就为傅山画过一幅《墨梅图轴》。
《墨梅图轴》，纸本墨笔，纵125.7厘米、横34厘米。《八大山人全集》第3册第728页，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八大山人在此画上落【款】：“寄上博山方丈老人。庚十一月画于在芙山房。八大山人”。
总之，八大山人并没有在抗清战争中提刀上阵，血洒疆场，也没有在清朝政权下组织过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但他的艺术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价值坚守。只有把明末清初思想文化领域的思潮和八大山人的作品联系起来来看，才能更好地把握八大山人是如何通过艺术来表达了一种时代情绪，从而反映了他的时代，唱响了生命的赞歌。
(本文根据拙著《不语禅——八大山人鉴赏笔记》(三联书店、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篇第8节修订)(图片前4张源自网络，后2张已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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