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公元1627年，落水生病的明熹宗朱由校服用“仙药”身亡，因其三子早夭，身后的皇位只能有自己的弟弟朱由检继承，是为明思宗。
就在朱由检继承皇位的前一年，公元1626年，东北地区后金政权的建立者努尔哈赤病逝，其身后汗位由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继承，开启了后金政权的新时代；
就在朱由检继承皇位的第二年，公元1628年，初一登基便想着大施拳脚的朱由检开始了对驿站的精简改革，时为银川驿卒的李自成失业，并很快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
朱由检继位的时期正处于“明清小冰河时期”，自崇祯元年，中国北方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旱；
刚渡过大旱，瘟疫又紧接着跟上脚步，崇祯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直到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元年，蔓延多年的瘟疫戛然而止，华北地区开始风调雨顺。
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 魏忠贤与客氏专权，冤狱频发、忠良惨遭迫害；社会矛盾突出，民变不断激起；同时，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迅速崛起，局势严峻。
《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有载：
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在朝廷之外，让朱由检更为头疼的事情，还主要有四个方面：
1、“明清小冰河期”影响下的天灾中国近代气候专家刘昭民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书中，这样描述过明朝中后期的“天灾”情形：
明代末叶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持续了七十年之久。最后终于导致亡国。
如果对崇祯皇帝执政时期的天灾进行统计，可以明确的看到“明清小冰河时期”对于这一时期造成的危害要甚于明、清两朝任何时期。
对于这一时期的灾异，各种历史文献中均能看到记载，其中以旱灾以及旱灾引起的蝗灾最为明显，我们选取部分可信度较高的正史记载进行说明。
《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明确记载：
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明史》中仅对与崇祯八年到崇祯十四年的华北地区旱灾以及旱灾引起的蝗灾进行了较为笼统的记载，但实际上早在崇祯元年， 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的情形便开始出现，而且迅速蔓延，愈演愈烈。
我们以陕西省境内的具体旱灾、蝗灾情形进行说明。《汉南续郡志》有载：
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也就是说，自崇祯元年到崇祯十四年的14年中，竟然有10年发生了大旱和蝗灾并发的天灾，时间占比高达71.4%，占据了整个崇祯朝的58.8%，其严重程度，可见一斑。而这连年的天灾，几乎直接促成了李自成起义军的崛起，也几乎直接为明王朝的覆灭打下了“坚实基础”。
旱蝗大灾中，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致到了惨不忍睹的状态，“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的情形随处可见，“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 一带，百姓死亡过半”的情况，更是情理之中，可以预见。“ 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死人弃孩，盈河塞路”的情况，更是让如此严重天灾下必然发生的结果。
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曾任兵部尚书的吕维祺就自己家乡河南所发生天灾带来的巨大危害，向崇祯皇帝上述陈奏：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
吕维祺对于河南境内发生天灾而带来的凄惨场景，只是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天灾之下的普遍现象，也是当时基层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真实写照。
“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的基层民众生活和朝廷上百官贪腐、锦衣玉食形成了下贤明的对比，贫富差距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状态。试想一下，如此状态下，崇祯皇帝的皇位还能坐稳吗？大明江山还能坚持多久？
更重要的是，天灾之下，温饱问题得不到基本保证，灾民纷纷参加农民起义军来换取生存下去的机会，“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的情况几乎成了川陕、河南地区灾民的唯一选择，这对于崇祯政权更是具有决定性的巨大威胁。
2、横行数年的烈性瘟疫
天灾之后就是必然会发生的瘟疫，自崇祯十三年开始，在北方地区旱蝗之灾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烈性瘟疫又开始席卷刚要喘口气的灾民们。
崇祯十三年，河北省部分府县发生“烈性传染，人死八九”的烈性传染病；
崇祯十四年，瘟疫蔓延到了整个河北省及其周边地区。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左懋第传》记载了明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左懋第在河北境内的所见所闻：
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注意，此时河北境内的旱蝗之灾尚未过去，“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成为河北地区真是的写照。原本就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灾民们，再次面临着更为直接的死亡威胁。
仅在数月以后，河北地区的瘟疫就传至京城，按照明朝刘尚友所著的《定思小计》中对于该流行病病症的记载：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可以看出，该流行病应该为鼠疫。这场在京城发生的烈性鼠疫，在《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中也有过相关记载：
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明年春，北畿、山东疫。
也就是说，直到崇祯十六年九月，这场烈性传染病才算告一段落。这场瘟疫的严重程度及恐惧的死亡率有过很多史料证明，综合来看，死亡率应该在40%以上。清朝时期，明末清初史事研究学家抱阳生在其所著的《甲申朝事小计·卷六》对这场大型瘟疫造成的“人间炼狱”，就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载：
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在北京城外，居住人口并不密集的地区，这场“见则死，至有灭门者”的瘟疫造成的人口伤亡更为明显直接，“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的情况随处可见，几乎对京城地区的民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崇祯十六年夏季，瘟疫开始向天津地区蔓延，清初学者谷应泰在其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对于天津的瘟疫有过记载：
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由此可见，天津地区蔓延的瘟疫较之北京地区更甚，“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悲惨情形在天津地区随处可见。
天灾频发、瘟疫横行，在对民众人口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致命打击后，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崇祯皇帝这个苦命的娃，似乎已经预见了自己和大明王朝的“未来”。
瘟疫之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基层民众并未被明朝政府看在眼里，反而继续派发“三饷 ”，要求交粮纳税，使陷入绝境的百姓们怎能不反 ?
更严重，也唯一能让明朝廷引起关心和注意的是瘟疫也未能对明朝军队的蹂躏，当时“京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 ”。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已毫无战斗力，以致北京城墙上，平均每3个垛口才有1个赢弱的士兵把守，这样的军队又怎么能够就抵挡住李自成的农民军？
更为令人诧异和不解的是，清顺治元年，多尔衮率领八旗军队刚刚入关，北方地区的天灾和瘟疫却戛然而止，甚至出现了风调雨顺的和谐情形。
3、东北的皇太极虎视眈眈就在大明王朝反复遭受天灾瘟疫蹂躏的同时，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已经成功完成了脱变，崇祯九年，皇太极于盛京改元称帝， 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为满洲 ，将主要武装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大明王朝。
崇祯九年，皇太极 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发兵讨伐朝鲜，并成功强制将其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彻底解决了进攻关内的后顾之忧。
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 ，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四月凯旋。皇太极此举，让崇祯皇帝非常恐慌，也由此调整了军队部署和应对外患措施。将主要兵力从应对农民起义军的战场上，调整至对清战场上。
对于皇太极进攻至济南的作战行动，《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有过明确记载：
十二年庚申，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戊辰，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丁丑，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崇祯皇帝对于皇太极作战行动的应对措施，即“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就当前时期来看，洪承畴和孙传庭这两位明末时期最著名的将领都被安排在应对清军的作战路线上，这足以证明崇祯皇帝对于关外清朝的特别重视和格外担忧。
崇祯十三年到崇祯十四年，皇太极发动了辽西战场上的最后一战，也是旨在消灭明王朝在关外最后一支劲旅、几乎决定了明朝和清朝之间相持对立地位的“松锦大战”。
英国著名汉学家崔瑞德在其所著的《剑桥中国史》中，对于“松锦大战”的评价能够直接说明大战过后的明清对立形势：
1641年9月，总督洪承畴企图援助在锦州附近被围的明将祖大寿，但在山海关东北100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极设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图都失败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这两员明将先后投降。1642年4月8日锦州陷落后，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崩溃了。
自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而此时清军则加强了对明朝的军事压力，锦州落入满清之手后，取代了义州成为清军伐明的前进基地，清军采取更番驻防的办法在锦州前线屯驻兵力，并且征调朝鲜兵驻防，力图把锦州打造为蚕食明朝领土的前进基地。
崇祯十五年，皇太极在此下令展开入关作战，清军一直攻到山东兖州地区。《清实录·太宗实录》记载了此次作战的巨大成果：
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
自此，皇太极在位期间，共计完成了三次大规模入关作战，每次都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和巨大成果过，同样每次都往崇祯皇帝的心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在自己的错误决定下，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以后，明军逢战必败的状态让崇祯皇帝在无可奈何的同时，竟然想着同清军议和。
但在议和机会破灭后，崇祯皇帝面对着马上就要到来的灭顶之灾，悲哀的感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而后，崇祯皇帝在一片反对声中，放弃了都城南迁的打算，做好了被最后一击的准备。
4、西南的李自成，逐渐形成对明的灭顶之灾在东北的皇太极步步紧逼的同时，因为崇祯皇帝“精简驿站”而失业的李自成已经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而且部众发展到了百万，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在河南汝州 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 一代名将孙传庭战死于陕西潼关，以马革裹尸而还，时年五十一岁。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旋乘胜进占西安。
自此，洪承畴和孙传庭两员明末大将，仅剩的两位“或许”有机会为明王朝赢得一丝生机的大将全部损失。
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 改元“永昌”。自此，有一个和明王朝对立的政权诞生，崇祯皇帝所能统治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李自成和明王军队十几年的连续作战，对基层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农业经济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影响，“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乃系从江淮地区一直到京城沿途的真实情形。如此国之不国、城之不城、民之不民的情形，即使崇祯皇帝能够稳坐江山，恐怕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统治意义。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时任明廷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所部；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傍晚时分，崇祯皇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万念俱灰的他身边仅剩下一名太监王承恩。
然后崇祯皇帝转头走向景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大明王朝作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时代彻底终结。
作为明朝“国君死社稷”的典型代表，崇祯皇帝在自缢前于自己的蓝色袍服上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就此而看，崇祯皇帝虽然未能挽救“大势已倾，积习难挽”的明王朝于大厦将倾，但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的具体作为和执政表现，尤其是其“国君死社稷”的具体表现，临终时候对于百姓的怜爱，都能对得起《明史》对于他的积极正面评价：
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参考文献：《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汉南续郡志》、《明史·卷二百九十五·左懋第传》、《定思小计》、《甲申朝事小计·卷六》、《明史纪事本末》、《剑桥中国史》、《清实录·太宗实录》、《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明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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